此时，对情况尚不明了的慈禧悍然下令：清政府将与各国宣战，她号召“义民成团，藉御外侮”。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一支由两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就攻陷了北京。慈禧太后乔装为平民，携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留下了满城的珍宝。而贪婪的联军士兵们则在北京大肆劫掠，这段历史，也被人们称为“庚子国变”。
当“老佛爷”下令向八国宣战的时候，南方五大总督——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等人马上意识到大祸将至。洋务派的代表张之洞和李鸿章立即表示了反对，他们拒绝向外国人宣战，李鸿章甚至公然指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在封建帝国的官场，自古以来就有“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很少有做大臣的敢公然违抗皇命。哪怕皇命再荒谬，做臣子的也要坚决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忠君”。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圣旨竟然被当成了“乱命”，这意味着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动摇，封建帝制的崩解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在八国联军洗劫京城的同时，各国军舰也气势汹汹地在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游弋，相对富庶而安定的南方似乎已是在劫难逃了。此时，各大总督只能尽量与外国势力周旋，但他们一时间也难以找到解开危局的方法。在这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官商代表盛宣怀和士商代表张謇等人挺身而出，共同拉开了“东南互保”的序幕。
盛宣怀最先提出了“东南互保”方案。他建议，由各大总督向各国公使联名保证，他们将自保疆土，尽全力保证长江、苏杭地区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上海租界内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也就是说，南方各督抚不会支持“义和团灭洋之举动”，更不会“奉北京之诏”对各国宣战，而且还要努力保护外国人在华的利益；作为交换，外国人不得在南方各省开展对华的军事行动。
互保方案提出以后，马上得到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正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也非常认可这个方案，他马上去劝说与他私交甚笃的江浙总督刘坤一。被张謇的滔滔雄辩所动，一直犹豫不定的刘坤一终于决定参加“东南互保”的行动。
此时，盛宣怀正连日周旋于各国公使之间。因为从商多年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且又是清廷的二品官员，盛宣怀得到了各国公使的充分信任。最后，考虑到本国在东南的商业投资，各国公使最终答应了“互保协议”。就这样，在北方硝烟弥漫的时候，南方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安定。
“东南互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事件里，中国近代的新兴企业家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能力。虽然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发起互保行动的官商、士商阶层以及那些清廷重臣们一直被视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是，仔细考虑当时的现实背景，我们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八国列强的欺凌下，他们在维持中国南方的稳定以及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方面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以当时的国力，中国很难与西方列强抗衡，如发动抗战不免会让南方生灵涂炭，令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毁于一旦。
在国难乱世之中，从盛宣怀、张謇等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新生的资本家阶层并不是一群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在努力发展实业的同时仍怀着救国之心，他们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而奔走，他们身上具备着难能可贵的勇气、理性以及献身精神。
民营资本迎势而上，无锡荣家初显峥嵘
1900年以后，受外来思潮和洋务观念的影响，一些中国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产生创办现代工业的想法，为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一些民间资本也迎势而上，纷纷投入现代的民生产业。其中，对日后影响最大的民营企业，无疑要属无锡荣家兄弟创办的实业帝国。
被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第一家族”的荣氏家族，其近代以来的三代人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辛亥革命以前，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家族企业开始崛起，成为荣氏百年辉煌的第一笔重彩。
荣氏兄弟出生于江苏无锡。1886年，14岁的哥哥荣宗敬辍学，到上海一家铁锚厂当了学徒。12岁的弟弟荣德生则继续留在私塾里读书，因为父亲荣熙泰一直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当上大官，为荣家光宗耀祖。可少年老成的荣德生并没有当官的想法，他一直希望像哥哥那样早些自立，好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离开无锡，走进了繁华的大上海。
此时，荣宗敬已经离开了铁锚厂，在一家钱庄做了学徒。于是他把弟弟推荐到另一家钱庄做了学徒。在钱庄工作的几年里，兄弟二人一直兢兢业业，在努力学习业务的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人脉，为荣家日后借钱庄发迹打下了基础。
1896年，父亲荣熙泰与人合作在上海成立了广生钱庄，兄弟二人均在钱庄担任要职。经营上力求稳扎稳打，再加上讲究诚信，钱庄在两兄弟的经营下很快便发展起来。不到两年时间，荣家就有了一些积累。
在钱庄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荣德生被派到广东去收缴贷款。广东人的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让荣德生大开眼界。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本国从外国进口的物资中，以面粉的量为最大，即使在战争爆发时面粉的进口量也从未下降。这让荣德生意识到，中国的面粉市场是非常大的，而放眼当时的国内，只有分布在天津、芜湖、上海的四家面粉厂产量较大。在广东奔走一年的经历让荣德生逐渐认识到，发展实业既能积累财富，又能救助国民，于是他有了兴办实业的想法。
返回上海以后，荣德生与自天津归来的荣宗敬商议开办面粉厂的事。此时，钱庄的生意日渐清淡，父亲荣熙泰也因病去世。最后，兄弟俩决定走实业路线，开办面粉厂。就这样，在刚刚进入20世纪不久，荣氏家族迈出了建立荣氏实业帝国的第一步。
1902年3月，由荣家兄弟集资39万两白银建成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开业。它装备的是从法国进口的大石磨，有60马力的强大引擎，一日一夜可产出300包面粉，且其产出的面粉又细又白。然而，在创业之初，保兴的面粉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因为江南人素以米为主食，面粉真正的市场其实是在北方，可荣氏兄弟对北方的市场并不了解。仅仅办了一年，保兴面粉厂就积压了大量的面粉，股东纷纷撤资而去。于是，兄弟俩把保兴改为“茂新”，继续坚持经营。
在经营面粉厂的过程中，荣家兄弟逐渐显出了其经营上的天赋。他们物色到精于营销的人才，将其派到北方开拓市场；同时，他们还在产品的销售上大做文章，比如在产品里加入“彩头”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即便在今天，这种促销手段仍然十分有效。另外，他们还非常重视对设备的更新，比如当他们得知英国有更先进的制面设备后，马上便斥重资购进了英国的设备；而当得知美国研制出了更先进的机器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贷款以批量引进。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这给茂新带来了转机。在战争的影响下，面粉需求量陡然增加，茂新的面粉销量出现了大幅的增长。随着在北方的名气渐渐打响，茂新的生意越发红火，逐渐成长为足以与天津的阜新面粉厂分庭抗礼的大厂。
从性格上来说，荣家兄弟性格迥异：哥哥荣宗敬锐意进取，思想开放；弟弟荣德生慎思笃行，稳健保守。两种截然不同但充分互补的性格，不但让荣氏兄弟的合作天衣无缝，也保证了荣氏帝国在不断扩张的同时总能化解危机。
在经营战略上，荣宗敬是一个典型的扩张主义者。1905年，茂新面粉厂刚进入正轨，荣宗敬便提出了创办一家棉纺厂的计划。从此，荣氏帝国面粉、纺纱业的根基便初步形成。
后来，在进口美制面粉机时，茂新出现了12万两白银的资金缺口。荣宗敬认为，他们应该向洋行借贷购买设备，以便尽快扩大生产；但荣德生保守地认为，先赚钱，然后用赚得的钱购置机器才是长远之计。然而最后的事实证明，哥哥荣宗敬的做法更有益于茂新的发展。
当然，荣宗敬的扩张策略也并非总是正确，有时也会让荣氏帝国面临危机。1907年，荣宗敬在上海投资金融生意不幸失手，一下损失数万，连其父创办的广生钱庄也关门在即。生死关头，荣德生将自家田单、房契作为抵押，这才解了荣宗敬的燃眉之急。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茂新面粉厂、申新纺纱厂，在20世纪初已经显露峥嵘。在荣氏兄弟的经营下，它们在几年后成为各自领域内的王者，成为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企业。而后来，荣氏家族先后走出的荣鸿元、李国伟、荣毅仁等杰出企业家，将继续书写荣氏的百年传奇。
荣氏帝国的崛起，与荣家人的天赋和努力固然关联甚密，但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大有关系。20世纪初，正是中国经历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在资本经济尚未发展起来，传统“小农”意识没有褪尽之际，封建统治对资本的约束力也渐渐丧失，于是，一些高瞻远瞩的商人趁势而起，通过自身奋斗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新兴企业家，是动荡时势造就的英雄。反过来，他们也创造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可以说，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之前的企业史，正是英雄与时势的共舞。
第二节 风云变幻中的中国企业及企业家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二十多年，是近代史上中国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先后推出百日维新、设内阁、立宪等重大政治改革计划，同时推行涉及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变革，以期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然而，这些曾带给国人美好憧憬的举措终究没能挽救清朝的覆亡。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动荡中，崭露头角的中国企业家阶层逐渐从“四民之末”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么，他们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从立宪到革命：中国企业家全面倒戈
1900年，在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同时，沙皇俄国分兵六路入侵了我国东北地区，妄图侵占我东北三省，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俄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一场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因此而起。
英、日等列强也不满于自身利益被沙俄侵害，加紧了对俄作战的筹划工作。1904年2月初，日本不宣而战，率先向占领旅顺的俄军发动海上进攻，从而拉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
日俄战争持续了一年以后，列宁于1905年在俄国发动革命，令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沙皇俄国统治集团突然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他们认为，战争不宜再继续下去。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下，俄国被迫于1905年9月5日在朴茨茅斯同日本签订和约。在所谓的《朴茨茅斯和约》中，俄国几乎将在中朝两国获得的全部利益都拱手让给了日本。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和朝鲜国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掠夺战，给中朝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场战争践踏了我国领土和主权，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的社会变革。
专制的沙俄最终败于立宪制的日本，这一事实让清政府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立宪制度的确优于专制的君主制。于是，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1905年6月，以张之洞和袁世凯为首的立宪派大臣纷纷上疏，请求清廷推行立宪制度。而更为激进的革命派人士，则在南方和海外等地提出了“暴力革命”的主张。
中国的企业家们虽然也认识到，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已经成了中国资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振兴实业的关键就在于先通过立宪确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只有以法制代替强权统治，才能为民族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使股份制经济充分地发展壮大。然而，他们开始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立宪和革命之间，选择了支持立宪，希望通过较为平和渐进的君主立宪之路使民族更加自立与富强。
暴力革命必然导致国内局势大乱，而推行立宪也并非全无风险，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立宪派大臣在行动中总是畏首畏尾。于是，理念超前的企业家阶层就成了推动立宪的中坚力量。事实上，从1905年到1910年，企业家阶层一直是立宪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当时最热烈的立宪运动发生在民族资本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地区，立宪派企业家的代表当属以“状元企业家”闻名全国的张謇。1903年，德高望重的张謇被推举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实际上他已经是被官方认可的商界最高领袖。就连山东大员袁世凯在给张謇的信函里自谦地说：“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风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为了在士绅和普通百姓中普及宪政知识，为中国的立宪提供参考和借鉴，张謇还主持刻印了《日本宪法》，这一系列举动掀起了一股遍及全国的立宪热潮。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
朝廷内外人人呼喊立宪，慈禧太后迫于压力，终于在1906年9月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此诏传遍全国后，很多地方都举办了一些欢庆活动，庆祝这一喻示着中国将由弱转强的标志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