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哈勒大学成为现代学术自由的发祥地—哈勒大学强调：大学教学的责任和使命在于借助于对学生接近和发现真理的引导，培养学生独自探索真理性知识的能力—哥廷根大学认为，富有争议的学者以及个人道德修养欠佳、声名狼藉的学者不宜在大学执教—“这个国家必须用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科学发展与大学存在天然的联系—大学的生存条件是宁静与自由—教授拥有“教学自由”即意味着教授拥有选择授课科目的自由，选择研究项目的自由，得出关于真理结论的自由；而学生拥有“学习自由”则意味着学生拥有选修课程的自由，决定课程学习的时间的自由，选择课程学习方法的自由，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德国大学观的影响在西方大学史上，中世纪大学的奠基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与世俗势力与教会势力相周旋与抗衡的过程中，中世纪大学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与自由的权利，中世纪大学教师以对知识的传递和讲授履行着自己的教育使命。中世纪大学教师所承担的较为单一的教育使命与当时知识的整体状况还不够丰富，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还较为简单。对大学提出知识探索和创新是与德国现代大学的创办联系在一起的。在理解这一点时，人们一般会把1810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作为大学知识创新职能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哈勒大学成为现代学术自由的发祥地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将柏林大学创办初期的大学理念视为德国现代大学理念的基本表述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认识。不过，德国现代大学理念的酝酿并不起始于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办。德国现代大学观成长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17世纪末期哈勒大学的创办。
在德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大学制度的转型首起于1694年哈勒大学的创办，哈勒大学为后来柏林大学的创办提供了基础，就此意义上德国著名教育家鲍尔生曾将哈勒大学称为“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
哈勒大学在大学发展史上的确占有重要地位，以至于出现了哈勒大学与柏林大学孰为第一所现代大学之争。我们知道，相对于意大利、法国等较早设立中世纪大学的国家来说，德国大学属于后来者。德国境内早期创办的大学包括：布拉格大学（1349年），维也纳大学（1365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爱尔福特大学（1392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而在此后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包括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1456年）、弗莱堡大学（1457）、巴塞尔大学（1459）、因戈尔斯塔特大学（1472年）、特里尔大学（1473年）、梅茵茨大学（1477年）等在内的9所大学也在德意志境内设立。
这批早期德国大学“是在基督教会的控制下生存下来的，教会的教义是大学教学的基本原则，教会的通用语言也是大学的语言。经院哲学支配着探求学问的方法，各科知识都是用经院哲学中久已沿用的公式和语言进行讨论的。大学师生多数都是享受‘僧侣生活待遇’的在职人员或预备人员。”德国大学的这种浓烈的宗教色彩与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总体风貌是相应的。改变传统大学的宗教模式与发展特征，使其为18世纪的专制君主邦国的发展服务成为18世纪深受启蒙运动思想浸染的邦国君主实施大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哈勒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其初期的发展历程。
哈勒大学的前身是一所骑士学院。1694年，在原骑士学院的基础上，增设神学院和法学院，哈勒大学正式创办。在哈勒大学发展初期，对其大学理念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虔敬派和理性主义者。产生于17世纪后半期的虔敬派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多实质性、更少形式性的教会，更强调实际信仰和感情信奉。虔敬派的重要代表，神学家弗兰克主张以一种更具“现代”的形式从事学术研究，要求课程的学习力求实用。参与大学筹建的虔敬派信徒们赋予哈勒大学一种宽容的办学氛围，表现在课程方面便是传统的文科课程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改革。这些改革引起了大学科目和方法的完全改变，并且第一次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现代大学生活的重要柱石。弗兰克后任哈勒大学希伯莱语与希腊语教授，成为在哈勒大学发展早期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之一。
作为哈勒大学的创始人，18世纪早期主要的大学改革家托马西乌斯在大学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在1688年，托马西乌斯即对旧大学提出公开批评：大学的教学充斥着过多空疏无用的知识和卖弄学问的技巧，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语言陈旧不堪。为显示自己与传统大学相决裂的立场，他穿着当时的服装而不是传统的学术长袍出现在学术场合。1690年，到柏林避难的托马西乌斯受到当时普鲁士国王弗累德里克三世的欢迎。1692年，在弗累德里克三世的许可下，托马西乌斯在哈勒骑士学院为普鲁士贵族青年举办了一系列的逻辑学和法学演讲，演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国王和虔敬派的支持下，托马西乌斯成功地将中等教育性质的骑士学院升格为大学，并于1694年获得正式特许状。托马西乌斯也就凭其在哈勒大学创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被誉为“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
对于哈勒大学，托马西乌斯的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茵托马西乌斯在新成立的哈勒大学保持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激进的学术作风：课堂讲授语言和论文写作用语的非拉丁语化，在他和弗兰克的带动下，其他教师也开始使用德语授课和写作；大学教育内容的现实化，托马西乌斯在哈勒大学讲授哲学、德语演说、法理学和自然法学等课程，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对于传统的课程，托马西乌斯采取了一种极富智慧的处理方式，托马西乌斯将绅士教育的主要内容，如骑马、击剑、外国语和新科学与国家文职官员的教育要求结合起来。古典语言与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不完全因袭旧制，而现代语言、法学与自然科学的学习与探索则受到更多的重视。他在讲课中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知识的教学，使大学教育更接近于现实生活。或许正是哈勒大学重视教学的实用性及对合格的官员的培养才赢得当时政府的重视和支持。172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下令在哈勒设立一个新的教授职位——经济学、行政法学与公共管理学教授。
在哈勒大学早期的发展中，还有一人需要提及，即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言人、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沃尔夫出生于布莱斯劳的一个面包师家庭，始习神学，后转攻哲学，主张拆除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障碍。在哲学思想上，沃尔夫深受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的影响，提倡理性主义，主张把哲学的方法和数学的方法等同起来，同时认为经验的事实会符合理性的演绎，理性和感官知觉均为认识的正当机能。除1723年到1740年任教于马堡大学外，沃尔夫的职业生涯主要在哈勒大学任教，讲授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在授课实践中，沃尔夫突破使用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旧传统，改用德语授课。这一改革既促进了德国民族语言的发展，也是德语语言风格上的一次革命。执教于哈勒大学期间，由于沃尔夫在课堂教学中宣传莱布尼茨的灵肉一致的和谐论，遭到神学院院长朗格和虔敬派信徒弗兰克的反对，后被迫离开哈勒大学而至马堡大学任教。
以上三人的努力结出了丰硕成果，哈勒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发祥地。哈勒大学采纳了现代哲学和科学，成为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最早基地。古代语言和文学不再像在传统大学那样被强调，课程呈现出功利主义色彩，这或许是普鲁士政府热心支持它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哈勒大学1694年创办到1728年，不少18208名学生进入哈勒学习，人数多于任何其他德国大学。在哈勒创办的最初10年中，它招收的贵族青年也多于其他机构。贵族青年主要学习法学，他们给大学带来了较大的声望。哈勒大学在18世纪已成为德国境内最重要的大学，甚至成为欧洲大陆最严格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影响十分深远，其他大学开始以哈勒为榜样，其中最卓著的是1737年开办的哥廷根大学。新建立的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是德国最吸引留学生的地方。
哈勒大学观的现代意义是极其明显的，以至于在高等教育史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不仅是德国、而且是欧洲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哈勒大学获此殊荣，主要是因为在哈勒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实践中体现出一种绝然不同于中世纪大学的要素：依循学术自由理念，推进大学教育的世俗化进程，从制度上强调科学研究在大学事务中的核心地位，最终完成学科专门化和教授职业化的改革进程。
具体来说，哈勒大学观的现代意义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哈勒大学提出大学知识探索使命的实现有赖于大学享有较高程度的学术自由。哈勒大学与原来的中世纪大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中世纪大学存在的全部价值在于传授已经存在的真理，教学的管理和监督是为了保证这些确定性的真理的传授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在于保证大学教师的教学不会逸出神学或其他确定性的知识轨道之外。哈勒大学则认为：真理是有待于被进一步发现和完善的，大学教学的责任和使命在于借助于对学生接近和发现真理的引导，培养学生独自探索真理性知识的能力。大学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传授确定无疑的知识，而更在于借助于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接近真理的无畏的勇气和从事繁难科学研究工作的精神。正是由于知识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在知识的探索事业上不应设立任何人为的禁区和障碍。对于哈勒大学所倡导并坚持的这一立校精神，开明的威廉二世曾在哈勒大学200周年校庆时作出这样的评价：“永远不能忘记的是，该大学最早明确认识到学术性教学与自由研究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并意识到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积极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研究和教学相统一’已经成为所有德意志大学不可缺少的历史遗产，这一原则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原则。”
其次，哈勒大学还将“科学研究”的理念贯彻到大学的实际教学活动之中。受启蒙运动精神的影响，哈勒大学的创办者们以“自由原则”取代了以前有关神学知识的“权威的解释原则”，强调学者们的活动即是以大胆的怀疑精神和理性主义信念去怀疑传统，重塑信仰体系。在法学研究中主张“自然法”的探讨，法律被视为人们与有关公共事务的契约，而非来自于上帝的万世不易的律条。哈勒大学所倡导的积极的研究活动导致知识体系的变化和丰富，大学教师职业的专业化以获得必要的知识为基础，大学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在独立研究活动的推动下愈加彰显。尽管神学教学和研究在大学的活动中仍占有相当的地位，但中世纪大学那种解释神学信条、传授神学知识、神学院高于其他3所学院的至高无上状态受到自由的科学研究活动的巨大冲击，进而导致了哈勒大学办学活动的世俗化。
第三，教育活动的世俗化追求也显示着哈勒大学的现代意义。在课程设置上，哈勒大学注重实践的课程设置体系，强调学科教学的教学方式以及重视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使得哈勒大学表现出较为突出的世俗化色彩。
继哈勒大学之后，体现现代大学理念的哥廷根大学在1737年创办。汉诺威选侯创设哥廷根大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为王朝培养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阶层。
体现现代大学理念的哥廷根大学
哥廷根大学在办学理念上借鉴哈勒大学，创办初期由汉诺威枢密院主要官员孟希豪森出任大学董事长，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强调实用课程学习，实施灵活的招生政策。孟希豪森为吸引大批富裕家庭子弟及外国留学生入校学习以补充办学经费，并进一步提高大学的社会声望，在课程设置上做出了相应调整：为怀有政治家理想及参与政府管理愿望的求学者开设了历史学、现代文学、自然科学、医学、冶金学和农学课程。为满足贵族青年的学习需要，哥廷根大学还增设舞蹈、绘画、音乐、骑术、击剑等课程。
明确教授聘任标准，提高教授的社会地位。哥廷根大学在教师聘任中，注重将学者的学术水平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对于那些富有争议的学者以及个人道德修养欠佳、声名狼藉的学者，由于他们的极端化表现容易误导青年学生而不被聘任到哥廷根大学任教。除在校内营造一种自由的学术探索和出版的氛围，哥廷根大学还注重利用汉诺威选候的政治影响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
加强教学基础设施建设。为保证课程讲授的质量，哥廷根大学十分重视教学基础设施及教学辅助设施的建设，包括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大学医院等。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格斯纳教授以引导学生讨论探索复杂学术问题为目的的哲学习明纳的举办，皮特教授讲授的德国审判法课程为德国法的分析和最终编辑成典所做出的贡献；教授们大量研究成果的发表，哥廷根大学在文学批评和经典考古学方面的欧洲领先地位的获得，使哥廷根大学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成为欧洲重要的的学术和科学中心。
毫无疑问，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在18世纪上半期的改革是成功的，这一成功不仅仅是指这两所大学在一种新的大学理念的指导下而实践的一种崭新的大学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哈勒大学与哥廷根大学的榜样示范下，至18世纪末包括新教大学和天主教大学在内的德国大学都开展了改革，并取得较为明显的改革成就。
18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涉及哪些方面？
在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带动下，18世纪的德国大学实施了多方面的改革：
首先，将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精神融入到所有学院的教学实践之中。表现最为突出者是哲学院，原来在大学结构中一直处于低级地位的文学院也发展成为大学的主导性学院。其次，确定“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成为大学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事务活动中的基本原则，除偶尔发生的倒退情形外，这些已经成为大学的基本法权。第三，改革大学教学方法，以“学术报告”与“课堂辩论”取代照本宣科和传统的辩论方法。第四，德意志民族语言开始进入大学讲坛。尽管拉丁语仍然是教授在举办哲学报告以及天主教大学神学院教学所使用的语言，但学术报告会所经常使用的语言则为德语。第五，大学中古典文学学习的目标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文学创作转向以新人文主义思想指导古典文学的研究，并借此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大学的古典性质有所减弱，即便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也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目的。
从当时世界大学发展形势的对比来看，德国大学的这些改革使得“德国大学洋溢着时代的新精神，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助于使大学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法国在大革命中，大学已完全被废止；英国大学则暮气沉沉，早已被人们视为落于时代之后，除供青年就学外，难以起到任何更高明的作用。与此相反，德国人对于大学却寄予厚望，不仅仰仗它们来解决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民族兴旺的大事，也期待它们提供解决的方针和解决的动力”。
从理论影响来说，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创办不但直接汲取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具有现代特色的大学理念，而且还深受19世纪初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新人文主义者看来，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可在古希腊找到完美的典型。而教育的实施也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从古希腊得到某些启示，即“应该用希腊人所具有的情操、寻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反对内外敌人的坚定气概以及对善与美的热爱，来培育青年的心灵”。
柏林大学的创办
我赞同你的这一说法，不过仅仅关注导致柏林大学创办的理论动力还不够全面。事实上，柏林大学的创办还直接接受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复兴势力的影响以及普法战争的催化剂作用。普鲁士的复兴及围绕这一任务的实现而催生的民族主义狂热，成为柏林大学创设的更为直接的动力。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拿破仑大军带给普鲁士的摧残与伤害最为严重，战后的普鲁士政治组织陷于完全崩溃。为迅速摆脱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这一事件在德国国民心灵中投下的阴影，重建一个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德国，德国哲学家、思想家费希特运用其哲人的睿智和对普鲁士的深沉的爱，在《告德意志国民书》中向普鲁士民众宣布，一个热情激动和人心振奋的时期到来了。法国大革命在把战争的灾难带向普鲁士的同时，同时也把一种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政治生存的可能性带给了德国人民。德意志人民感受到：“德意志民族复兴之路，不仅是德意志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大事；在人们的思想上，德意志人的显著特性乃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凡属必要的事，无论如何也必然是可能的事”。坚定的意志和坚定的目标必将导致一种理想的事业的成功。既然来自科西嘉的小个子将军凭借个人的意志和愿望竟然可以攫取和改变欧洲，那么借助于伦理的、政治的和教育的保证，普鲁士复兴的伟大事业断没有难以实现的可能。
所谓“时世造英雄”，生逢乱世的斯坦因男爵、夏恩霍斯特及洪堡等人积极投入新政府的建设工作之中。与斯坦因重新规划新政府的政治秩序相辅相承的是，洪堡在其出任普鲁士教育大臣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为新的国家创设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柏林大学的建立便是此次教育改革的伟大成果。
当时的政府也对新大学寄予厚望，威廉三世在谈到新大学创办的意义时谈到：“这个国家必须用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对于设想中的新大学，威廉三世还赋予大学充分的研究空间。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国家对柏林大学的创办可谓不吝资财，全力资助，以期将柏林大学建设成为德国的科学与学术研究中心。
看来，战争对教育的的影响有时可以直接到这种程度！
在上述动力之外，为德国现代大学观提供理论性支撑的则是以洪堡、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的大学思想。威廉·冯·洪堡（1767～1836）出生于贵族家庭，早年接受过良好教育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1787年之后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历史以及古典文化，后曾长时间致力于古典文化及语言学的研究。1808年洪堡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的负责人，1809年出任教育大臣。1809～1810年出任教育大臣期间，围绕柏林大学的建设，洪堡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大学理念的文献，如1809年的《柯尼斯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关于新创办的柏林大学，洪堡主张作为一所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柏林大学首先应该享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具体表现为：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不恰当的干预，保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和目标追求，避免成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政府对大学提供支持，并采取措施保证大学的健康发展；大学对社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在现代大学如何处理国家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问题上，洪堡在1810年《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组织和外部组织》一文中强调：“政府不可把大学视为文科中学，或是专门学院，也不能把科学院当做国家所属的技术或科学机构来对待。就总体而言，（下面还将论及在大学可能会出现个别例外情况），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大学由此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政府的范围，远非政府的种种举措所能企及。”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洪堡关于大学职责的思考。在洪堡看来，大学的职责在于“取得新颖的知识”，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实现科学的发展，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
你能否具体谈谈围绕科学的发展，洪堡提出了哪些具体的大学思想？
好的。洪堡所谈的科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其德文为Wissenchaft，但德文中科学的涵义比较广泛，洪堡使用的时候也是取其广泛的涵义。关于“科学”，或者说是“学术”，洪堡提出了五项原则：其一，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完全得出结论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发现、完全找到的东西。科学的结论源于对知识和真理的永无止境的探索和创造性的研究，取决于研究者对于自我行动的不断反思；其二，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的行为准则的反思。科学与苍白的手工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借助于研究、综合和反思。第三，科学有其自身目的，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实用性及其他意义都是第二位的。当然，对于真理的探索可能导致最重要的实用知识，能够对社会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服务。第四，科学发展与大学存在天然的联系。大学只有通过开展学术研究，通过在对世界真理的探索过程中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大学向学生传授的不应该仅仅是材料本身，而应该是对材料的理解；不仅仅是知识，而应该是研究知识的能力。第五，大学的生存条件是宁静与自由。从大学的组织原则来讲，宁静与自由是大学实现自身价值的根本保障。宁静与自由即是保障研究者实施创造性研究的必要心态和基本氛围。研究者只有以一种宁静、淡泊的心态投身研究，通过对学问的反思才能够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才有可能以一种积极的思维达到对未知世界的认识。宁静与自由还是创造性的研究活动的必要社会保障。鉴于大学所开展的研究活动的特殊性，政府不应对大学实施过多的非学术性干预，而应为大学的自由与宁静提供保障，而不是强行将大学的发展纳入国家的某种直接的具体的利益的轨道之中。
看来，洪堡的认识与我们所谈的“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有相同的含义。
现在我们要求大学教授、副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要求大学教师要把科学研究活动与教学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对于洪堡来说，强调科学研究的柏林大学是如何处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的？
洪堡强调大学职能的统一性，作为人类文明传递机构的大学所开展的两种最基本的活动是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这两种活动应该是统一的。科学研究活动的对象是对纯科学的研究，即是对哲学的研究，纯科学研究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研究，不关注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在教学活动中，应运用讲座、课堂讨论和辩论的形式将学生引入教师的科学研究活动之中，引导学生观察知识的创造的过程，大学教师和学生借助于共同的对于知识的探索而建立密切的联系。
好像洪堡的现代大学观还包括其对“学术自由”的认识，那么洪堡所主张的学术自由有没有特定的含义呢？
洪堡是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学术生活的基本原则加以确定的。洪堡主张柏林大学的使命不同于传统大学，柏林大学把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确定为“取得新颖的知识”，并“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因、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由此出发，柏林大学倡导现代大学应把“教学自由”与“学习自由”作为两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教授拥有“教学自由”即意味着教授拥有选择授课科目的自由，选择研究项目的自由，得出关于真理结论的自由；而学生拥有“学习自由”则意味着学生拥有选修课程的自由，决定课程学习的时间的自由，选择课程学习方法的自由，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当然，由于学生作为初学者，正处于发展自己的独立思考方法和学习习惯时期，其享受学术自由的程度低于教学人员，而且学生的学习自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教授的教学自由之中。
为柏林大学的创办与初期发展提供思想支持的施莱尔马赫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大学思想呢？
施莱尔马赫的大学思想主要体现在1808年发表的《德国特色之大学断想录》。1810年，受洪堡之聘，施莱尔马赫参加柏林大学筹建委员会，并在柏林大学创办后出任神学教授及首任神学院院长。关于大学的教育任务，施莱尔马赫认为在于“唤起科学的观念，并循此观念进入其选定的知识领域，使其能够本能地用科学的目光看待一切知识；不是孤立地、而是在相互的联系中探索具体的现象，不使之须臾脱离与知识整体和全体的关联；学会在思维中运用科学的基本法则，并进而养成独立研究、发现和阐述问题的能力”。此外，关于学术自由，施莱尔马赫主张大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应该受到外在的限制或自己限制自己，而且授课能力应该作为判断大学教师是否合格的主要标准，“可以说，一名大学教师所真正发挥的作用，总是直接取决于他讲课的能力……教授当然知识越多越好，但再博大精深的学问，没有讲课的艺术也是徒然。”
费希特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其办学思想在柏林大学的实践中也有明确体现。费希特认为大学的使命在于培养富有理性的学者。而学者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担负着特殊的使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和表率。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学者们不应该视科学为追求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应该将科学本身作为目的。
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为当时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表现出世界性意义，对美国、英国、法国以及我国的大学发展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不过，大家似乎在德国大学思想对不同国家的影响途径和影响范围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
是的，不过还是有一些共同认识的。从对美国大学发展的影响来看，考虑自1814年起第一批4名美国学生赴德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一万名美国青年和学者到德国大学学习这一事实，主要的影响途径恐怕要算得上是这批留学生将德国大学观念带入美国了。这批学生回国后把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最成功的例子便是重视研究生教育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创办。另外，美国大学也学习德国大学，开始注重实验室的方法，重视图书馆的功能。在课程学习上则尝试实施选修制，给予学生一定程度的学习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选修制，一批美国传统的学院发展成为现代大学，科学课程也进入美国大学的讲坛。
德国大学观念对英国的影响则是通过另外的方式。19世纪60年代，一批曾留学德国的英国学者成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协会”，呼吁重视研究和培养科学态度，按照德国的模式改革英国大学。著名科学家赫胥黎则主张援引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理念改造英国大学，要重视科学研究活动。在德国大学新观念的冲击下，英国的新型大学重视科学研究活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实施了某种改革。牛津大学建立了许多现代科学实验室，剑桥大学则于1871年建成后来驰名世界的卡文迪什实验室。
饶有趣味的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办，战争失利是原因之一。而法国大学学习德国大学的原因之一，也是战争失利。1870年普法战争以法国在色当的惨败告终，一些人将战败的原因归于高等教育，即所谓“柏林大学报了耶拿失利的一箭之仇”。一些人要求按照德国大学重视科学研究的榜样改革法国大学。1896年17所重视科学研究的大学宣告成立，成为学习德国大学的直接结果。
近代德国大学还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影响。我国大学制度的开创者蔡元培曾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在其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借鉴德国大学的理念实施教育改革。蔡元培视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倡导“思想自由”，主张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并最早在北京大学采用选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