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之三宝：精、气、神，这里的神，即指精神。精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精神泛指一切生命活动，包括思维、意识、感知、运动等，即神、魂、魄、意、志五种神志的综合反映，这就是《灵枢·天年》所谓“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的意思。它说明：只有在神、魂、魄、意、志都健全地存在形体组织之间这样的生命体，才可以做人。换言说，健康的生命所具备的一切功能活动，都是精神作用的结果，是精神的象征。而狭义的神主要是指人的精神意识与思维活动，即《黄帝内经》所说的神、魂、魄、意、志。祖国医学认为，神由精化生，是阴阳两精相互作用的结果，如《灵枢·本神》说：“两精相搏谓之神。”神和心为主导的五脏关系最为密切，心是其藏身之处。所以，精神的变化对形体组织功能健全与否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致病或危及生命。历代医学十分重视精神的养生，以保身心和谐，健康长寿。
精神养生的思想，倡始于老庄。老子、庄子处于社会急骤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观察了当时自然、社会、人事方面的变化，提出了“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张。这种思想，虽然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贵族领主政治上的消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养生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意思是说，在动与静这一对矛盾中，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安静是躁动的主宰。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极力主张要“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即要尽量地排除杂念，使心灵空虚而不杂；始终如一地坚守清静，使神气静而不躁。并认为“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为不死之药”（《千金翼方》引老子语）。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让人们知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第十二章）的道理，自觉地去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庄子承老子之学，亦提出了“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庄子·天道》）的主张。他以水为例阐明了神之当静的道理，日：“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庄子·天道》）并认为静和无为便能达到长寿的境界，如《庄子·天道》云：“静则无为，……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他还在《庄子·刻意》中把“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作为“养神之道”来提倡。不过，这里的“动而以天行”，说明庄子在主静的同时。亦认识到神气还必须静中有动的一面。显然较老子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总之。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尽管当时带有消极的性质和神秘的色彩，但是其“静神”思想的合理部分却被历代的养生家所吸收，成为我国养生学的重要思想和原则之一。
《黄帝内经》一书，继老庄之后，第一次从医学的角度提出了精神以摄生防病的思想。《素问·上古天真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里的“恬淡虚无”，主要是指安静而言。思想安静，则神气内持，邪不能害。故王冰注日：“恬淡虚无，静也。法道清静，精气内持，故其气从，邪不能为害。”《黄帝内经》还认识到精神乐观有助于神气的安静，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所谓恬愉，即安静乐观。安静乐观，则精神专一而不散，形神合一，故亦可以长寿。人生活在自然界，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神气亦不例外，顺从自然则清静而正，违逆自然则会躁动不宁。因此，《黄帝内经》又主张根据四时之气的特点来调养神气，并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上可见，《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较全面地奠定了静神学派的理论基础。
西汉刘安甚重静神，他在《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指出了神气的静躁与壮老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孔窍者精神之户牖也”（《精神训》），主张通过制窍以静神气，保健康。
三国时期，著名养生家嵇康从实践中悟出了“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道理，在《养生论》中提出“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等以静神来养形的养生学思想。强调“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方能神静而“体气和平”。同时还批评了少数养生者益少损多，欲求长生的幻想以及虽“抑情忍欲，割弃荣愿，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的矛盾心理状态。主张真正做到“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神相亲，表里俱济”，而益身长寿。
梁代医药学家陶弘景笃好养生，所辑《养性延命录》中主张“和心，少念，静虑，先去乱神犯性之事”（《教诫篇》），并引《中经》的话说：“静者寿，躁者天。”反映了他的静神养生思想。
唐宋金元时期，主静者亦不少。孙思邈主张静养，他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提倡“少思、少念”以静神，而反对“多思、多念”等躁扰神气的做法。司马承桢著《天隐子》，指出“心与目皆不离我身，不伤我神”，主张用“存想”之法以静神养生。金刘完素明确提出神宜“静以养之”，还推崇《黄帝内经》“四气调神”之法。
至明代，万全在《养生四要》中提出了“慎动”的养生观。他认为“人之性常静”，“心常清静则神安，神安则精神皆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若“心劳则神不安，神不安则精神皆危，便闭塞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他还认为儒、道、释三家有关养生的主张，是“正养此心，使之常清常静，常为性情之主”。李梃在《医学入门·保养说》中说：“精神内守，则身心凝定，而无俟于制伏之强，如今之静功也。”因此，他提出“以理求静”的原则，主张“正思虑以养神”，认为“主于理，则人欲消亡而心清神悦，不求静而自静”。他的这一原则对于静神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清代养生家曹庭栋在《老老恒言·燕居》中指出：“养静为摄生首务。”、书中分析了前人的静养思想，从实际出发，给“静神”赋予了新的内容。他反对道家虚无缥缈之绝对的“静”，说：“心不可无所用，非必如槁木，如死灰，方为养生之道。”而主张神宜相对的静，认为神不用不动固属于静，而且用之不过，专一不杂，动而不妄动，同样具有静的意义，从而使得静神之说前进了一大步。可见，曹氏是注重实际，而对静神学派的理论具有较大发展的养生学家。
由上可知，历代的医学家是十分重视精神养生的，其根本原因是祖国医学主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在这里中医明确把天文、地理、人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人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属性。人体和自然环境是辩证的统一，人体和社会环境也是辩证的统一。所谓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条件、劳动条件、卫生条件、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教育、家庭结交等各种社会联系。社会环境一方面供给人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又形成和制约着人的精神活动，影响着人们生理和心理的动态平衡，一旦人体一社会稳态失调，就可能导致疾病。因此，人体疾病与社会状况有着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目前，国内外的社会医学、心身医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显示出重视社会因素和精神保健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当代社会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健康的标准有了新的改变，疾病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危害人类生命的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和意外死亡（车祸、自杀等），这4项的死亡人数占全年死亡人数的80%以上。据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分析说明这些病的致病与死亡原因多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这充分说明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的道德观念、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政治地位、思想情绪、人际关系等，都会对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素质产生直接影响。
有鉴于此，人们对健康有了更新、更全面的认识。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现象，而且还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而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必须靠重视精神养生去实现，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人口素质，就一定要努为研究精神心理卫生的理论、原则与方法。
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重视道德修养、乐于助人的人，能得到美好的回报，能永远保持最佳精神状态，因而有益于健康长寿。正如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相传孔子活到73岁，孟子活到84岁，这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寿星了。孔子在他的长寿思想中有一个核心，即在《礼记·中庸》中提出的“大德心得其寿”，亦即《论语·雍也》所说的“知者动，仁者静：动者乐，仁者寿”。我国传统养生理论历来重视身心兼养。而养心之中，又首重养德，认为品德高尚的人，可以长生高寿，这是很有道理的。
据美国科研人员对2700多人进行为期14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处理得好，随时为他人做好事有益于延年益寿，而孤独寂寞的人死亡率比前者高出2.5倍。另据巴西医生阿尼塞托马丁斯的调查也可看出同样的结果，马丁斯耗时10年对580名贪污受贿官员和同样数目的廉洁官员的追踪调查结果是前者中有60%生病或死亡而后者生病及死亡的比例只有16%。我国1985年首次评选出的286名健康老人（80岁以上），他们的保健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乐于奉献，情绪乐观，永思进取。现代心理学认为，注意友谊，助人为乐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友谊本身就是美德，是共同的美德。”培根亦说：“得不到友谊的人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则只是一片繁华的沙漠。”法国莫洛亚还对友谊的内涵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友谊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交易，相反，它需要最彻底的无利害观念。”对于此认识，战国时的庄周亦有深刻阐明，指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由上可知，养心必须重视养德，心理健康的根本是要有很好的道德修养。一个人有高尚的道德，就会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奉献为荣，以助人为乐，他就不会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而整天愁肠百结。孔子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道德修养的人，不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不贪不义之财，不做伤天害理的勾当，这种人心神安宁，心安理得。常言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他们吃饭香甜，睡觉安稳，胸怀坦荡。多言多利。生活在舒心如意的气氛中，其乐融融，对内心环境是一个良好刺激，有利于健康长寿。中医养生学家认为，修养道德与脏腑阴阳协调具有内在联系，如《黄帝内经太素》中说：“修身为德，则阴阳气和。”《黄帝内经》中也说：“所以能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以其德全而不危也。”
现代医学认为，人既是一个受生物学规律制约的生物有机体，更是一个有着复杂心理活动的社会成员，而心理活动的变化，又可导致一系列生理活动的相应改变。有人分析，有道德修养的人，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相对稳定，体内的酶和乙酰胆碱等活性物质分泌正常，还能使脑中的胲激素的释放增多，强化神经活动，可以延缓衰老，有利于健康长寿。
在祖国医学的历代医学之中，最重视道德修养与养生紧密结合者，要首推唐代活了一百多岁的药王孙思邈。他在《千金要方》中专门写了一篇《养性序》，认为养性就是以“善”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夫养性者，所以可以成性，性自为善。”他强调说：“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不恶生，祸乱实害亦后由作，此养生之大经也。”就是说，养德为养生首务，既能防病，又能避祸。他进而指出，善于养性者，注重道德修养，即使不服药饵，也能长寿，所谓“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孙思邈不仅倡导养德与养生结合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他不受名利之诱，多次拒绝高官厚禄，献身医道，为大众解除疾苦。凡病家请求出行，不瞻前顾后，不先考虑自己的吉凶安危，也不惧怕路远艰险，无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都要“一心赴救”。即使是面对“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的病人，也不产生半点厌恶的心理，仍然以十分同情的态度，认真负责地去治疗。孙思邈由于重视养德，所以活了一百多岁。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尽管自幼体弱多病，中年亲人零落，仕途险恶，但他“性海澄渟五少浪，心田洒扫净无尘”，豁达大度，以“枕上愁烦多发病，腑上欢笑胜导医”自勉，自号“乐天”，享年七十有四，诗多寿高。要知道自居易所处之时代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帝王无道、政治混乱、形势十分严峻，但自居易从朝廷的清廉之士到民间歌女，广为结交，寓自己达于豁达无愁境界，自然心宽寿高。而同时代的李贺则不然，孤芳自赏，自我封闭，自寻烦恼，心胸狭窄而寿天！仅活了二十六岁便拂袖西归。
由此可见，养生贵在养心，而心理健康义应首重养德，所以说：“养德、养生无二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