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从小受父母亲的传统教育比较多，回老家的次数也多，从长辈到同辈，一直到现在，相处的和一家人没多大的区别。亲不亲，故乡人，是自己接人待客的原则。
去我们老家也两条路，一条是柏油公路，直通玉蜓村。另一条是从公路下来，走五里多石头路，绕过玉蜓村，直接到了村口的煤矿。我们老家的地名叫“平野头”，为什么玉蜓桥不叫平野桥而叫玉蜓桥？因为一过玉蜓桥，就是玉蜓村，再走半里地，才是我们村。玉蜓村靠天吃饭，我们村靠地挣钱。玉蜓村除了一千多亩旱涝保丰收的地，没有其它收入来源。解放前的玉蜓村，还有中野头和下野头两个村和我们村为了抗日联合成一个村，日本鬼子单叫“平野头”，玉蜓村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平野头”成了代名词。我们村离县城有五十多里路，县城离铁路还有三十多里路。平野头解放前有一百多户人家，七百多口人。为了抗日，四个小村联合起来，刚解放还剩下不到二百口人，除了孩子，成年人大都是女人。解放后的四个自然小村，到现在全部人口也不会超过一千人。古老的玉蜓桥是四个小村的祖宗联合在小清河上修起一座青石头桥，让四个自然村的老百姓自由行走，方便出入。改革开放后，村里有了钱，我去拉煤也有了钱。村委会接过我的一百二十万，请宝谦哥亲自上阵翻修建造，可以通行三十吨的大卡车。桥头上是“盘龙戏凤”，桥面是青石铺路，被桥梁专家赞誉为“中国能工巧匠的杰作”。经过全体村民表决，报请县委和县政府批准，玉蜓桥的桥头前，拿盘鬼沟的彩色石头，镶嵌进青石头里“平野头”三个字，平时光彩夺目，阴天下雨是闪闪发光。
我们平野头村从来没有改过祖宗留下的地名，县里人都知道“平野头”，因为我们村后面就是抗战时期，能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地“盘鬼沟”。这一条沟是我们老家后面往北东西走向的深沟，有三十里长，最宽的地方有一千多米，最窄处不会超过一百米，形状似一个“灯笼”，口小肚子大。我们村在沟头，中野头和下野头在沟尾。沟两面四百多米高的山上，全是五彩斑斓地大石头，光秃秃的，不长草木，人上不去，鸟儿也不落。石头山下的沟里却生长着茂密北方各种树木，人们种下的核桃、柿子和杏树。沟里的坡陡林密，羊肠小道还七拐八弯，一年四季，雾气不断，别说外村人，连本县人都很少进沟里去转一转，都怕进去出不来。深沟里有狼，狐狸，野猪和花野鸡，豹子也经常出没，还有地貌非常相似地几条山路和深不见底的九个自然洞穴。沟口南面的第一个山洞里有自然生成一种剧毒物，它晶莹剔透，无色也无味，见血封喉，还见水就化，村里人叫“杀人盐”，山洞里面全是日本鬼子的尸骨。这个洞是独立的，洞口是四五年刚解放，四奶奶领上村里人给封起来的。沿着羊肠小路往前走，路还连着路，洞也连着洞，两面山洞里不缺的就是动物的残骨，潺潺温泉，绵绵溪水，花蟒蛇和黑蝙蝠是洞主人，少有动静，就吱哇乱叫，声音瘆人，阴森恐怖。出了沟，就是中野头和下野头两个小村，四奶奶和我奶奶就是小村里的人。两个小村现在有十几户人家，七十多口人种着三百多亩旱涝保丰收的庄稼地。封建社会过来的老人都说沟里面有鬼，鬼是个什么样子，连老人也说不清楚，所以到底有没有“鬼”，只有吃过“鬼”亏的人心里最清楚。村里上了岁数老辈人也不知道是何朝何代，祖辈人在南面最大山洞里摆设起一座青石板砌成的神台，上面奉着观音菩萨，下面摆着大鬼小鬼，左右是各路神仙，真是一应俱全。青石板下面盘着一条五米多长的大蟒蛇骨架，是母亲招呼村里人，抗战胜利后抬起快要老死的大蟒蛇，盘好放到石板下面的。据村里人说，解放前的盘鬼沟阴天下雨和村里一样，自从抗战胜利后，现在有阴天下雨，沟里就能听见战马嘶鸣，万众唱歌的声音。老人们说我的父亲是住进盘鬼沟里的第一人，喜奎叔他们见父亲下了沟里住，从小一起练武的兄弟们听四爷爷的话都下进沟里住。我姑父梁宏亮领上一个营二百多人的八路军，听阎锡山的老兵说，县里的驻军变成了黄协军。根据上级指示，他领上八路军遇上去打探日本鬼子消息的四爷爷，见多识广的老人才把他们领下盘鬼沟，队伍也驻下来。除了我的喜荣大爷，父亲和母亲，喜奎叔和婶婶，喜海叔和婶婶，连姑父梁宏亮都是在盘鬼沟里成得亲。日本鬼子占领我们县后，年年进攻盘鬼沟，次次都耀武扬威地来，回回是丢盔卸甲地跑。抗日老人说是他们受那条大蟒蛇的“保护”，日本鬼子那么猖狂，每次进犯盘鬼沟，没有一次不遭大蟒蛇叫来“天雷”轰顶的。侵略者得到了报应，留下四百七十九具尸骨，一个个静静地躺在“杀人盐”上“以身试毒”。解放后，一代传一代，越传越神。不过，三十里长的盘鬼沟至今依然保持着大自然的原始风貌，山坡上的一草一木记录下当年“土八路”不屈不挠，为中华民族奋力杀敌的动人故事。但外地人真是下不得盘鬼沟，没有我们村里人领着，谁去要谁的命，我就亲眼见过一次遭雷劈的外地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等待后人破解的自然之“迷”，真是数不胜数。
我们村里人守“规矩”，每年的除夕、“清明”和“九.三”抗战胜利日，平日里没人去惊扰沟口南面山坡上排列整齐的烈士陵墓。每到这三个祭日，四奶奶和喜海叔都会在儿孙们的搀扶下，领上四个村的老老小小走上山坡，祭奠村里抗日战争中不怕为民族献出宝贵生命那三百九十六位烈士英灵。乡亲们在老人带领下，先拔去杂草，培上新土，洗尽墓碑，摆放祭品，然后点上蜡烛和长香，一直等到长香自然息灭后，才在山坡上点燃长长地鞭炮，震得沟里沟外回音不断。我的父母亲就安葬在山坡的最高一层，自己和姐姐曾经多次参加过村里的祭奠仪式。上个月的三号，宝奇和宝成两位哥哥，带领全村人去祭奠了抗日英烈。我们村民风淳朴，尊老爱幼，善良好客，就是中下两个野头村里人，出沟来串亲戚或看望住在平野头村里上学的孩子们，坐上拖拉机单会在烈士墓的坡前停停车，进了村才会有欢声笑语。只有小孩子不听话时，大人才吓唬：“再敢就扔进你盘鬼沟里去”。
自己就是在这种非常传统的环境中一岁一岁地长大的。
过了一周，母亲回来了。她喜气洋洋地让我背上那把镶嵌满各种宝石而价值连城的宝剑，把自己所有物品装进两个紫檀木箱子里，让姐姐提上四奶奶给她的日本小皮箱，我们坐车出发了，喜奎叔高兴地单要把我们送到重庆上了船。
现在说起来这一段路算什么，当时新中国成立才几年？
我们上火车，坐了一天一夜，到重庆下了车。喜奎叔提起那个牛皮旅行箱，两个警卫员扛起母亲十分珍爱的紫檀木箱子，住进市委招待所。军管会的叔叔和阿姨特别热情，吃的喝的已经放在房子里，他们顾不上别的，都来观赏母亲那一对雕龙戏凤的紫檀木箱子。
紫檀木箱子不大也不小，里面有我的好吃的，母亲换洗的衣服，还有山寨王赠送母亲的金银首饰和剿匪战利品。
“好看不好看？”喜奎叔哈哈一笑，说，“这是我们村，我应该叫人家爷爷，清朝光绪年打的，一共八只。我妈让我媳妇入川给带来两对，我喜英嫂给我留下一对，高兴的我媳妇下巴都快掉了。还有两对分给了喜荣和喜海哥，是我妈当的家。我喜英嫂从小就是这个脾气，我妈从小看着她长大，什么事情都敢当她的家。村里跟我们同辈的女孩也有几个，没有叫‘喜’的，都是叫琴、玉、珍、凤什么的。给我们起名是我喜英嫂的爷爷。老人是清朝末年的举人，会作买卖，一分钱经老人的手不出一个月，能变成一块钱，跟我爷爷是拜把子兄弟。老人盼望他唯一的孙女能够象男孩子一样，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经是三代单传了。老人可是个好人，村里谁家有困难，特别是逢年过节，老人都要亲自把年货送上门，教育村里人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可惜老人离世太早了，那年我才刚出生。老人给我喜英嫂留下万贯家财，光是青砖大瓦房，村里和县里，还有省城的，有一千多间房，大小院落九十六座。抗战前后八年，不算六斤的金条，我喜英嫂光是袁大头就捐献出整整六百五十万块，我们根据地是从来不缺钱花，支援给咱们八路军的一次就有九十五万块！”
“哪该有多少钱？”服务员惊讶地说，喜奎叔高兴地把我抱在怀里说，“玉蜓和我们三个野头村，前后相距三十多里，人口不会超过八百，能种的地有三千来亩。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抗战胜利，四个村里上至八十老人，下至刚会走路的孩子，全心全意为抗战。日本鬼子围剿盘鬼沟六七年，在小清河边还修了炮楼和一个据点，让我爸领上我们用缴获日本鬼子的大炮炸平三次，气得武田一雄和成谷一郎光派大部队围剿就有六次，派飞机扔炸弹，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去了，盘鬼沟就是保护我们的地方。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吃，前后支援过咱们八路军一万多担粮食，还有猪肉和羊肉，救护八路军伤病员两千多人。我喜瑞哥能去冀中打日本鬼子，就是八路军一位军分区首长来盘鬼沟养伤，看上他指挥有方，英勇善战，我喜英嫂一下就给首长带了九十五万块袁大头。四五年解放，我当县长，四六年亲自去清点过一次人口，四个村还剩下不到二百人，光参加咱八路军的就有二百五十六人。他们打鬼子，杀老蒋，去解放全中国。听说去年县里开始筹建烈士陵园，已经为全县先后移灵了两千多位的烈士遗骨，好些烈士都是和我们一起参加抗战冲锋陷阵的老战友。每当我想起来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让人念念不忘......”
“成书记，你们谁的辈份儿大？”
“我们是同辈。”母亲高兴地接上服务员的话音，说，“我们从小一起玩大，从来没有闹过别扭，只要他们说一声，我就会出钱出力。我家的钱多的没处花，都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抗战胜利后，我们领导县搞土改，打老蒋，老百姓再也没受过打仗之苦，成为全区一面旗。就是没有想到南下跑到四川来，自己在天府之国工作了七年。”
“成书记，我们四川好，还是你们山西好？”
“各有所长。你们四川是麻辣苦甜酸，我们山西是五谷杂粮全。特别是重庆的火锅，吃了忘不了。”母亲说。
“成李两位书记，咱们晚上就吃火锅！”
“要得！”
喜奎叔笑眯眯地回答了服务员。
我们跟随母亲在重庆住了三天，军管会给买好船票，还送我们到朝天门码头上了船。我们延着长江而下。过三峡，飘宜昌，上了汉口的码头，又住进军区招待所。母亲一路上妙语连珠地给我们介绍了白帝城，云阳庙，奉节等古城，还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刘备和张飞几位三国英雄人物。
我们住进军区招待所，三天过后，警卫员高兴地拿到卧铺火车票，一直把我们送进卧铺车厢。他们放下给我在奉节购买鬼头面具，让姐姐敞开吃大广柑，给母亲敬了礼，才转身下车，一直目送火车驶出车站。后来听喜奎叔说，我的这两位叔叔壮烈牺牲在抗美援越战场上，媳妇和孩子们受到了政府对烈属的照顾，生活上无忧无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