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打来热水，倒进水桶，搓了毛巾递给女人。来，洗个脸。女人一边抹脸一边问，儿给你回电话没？还没哩。你刚才来的时候门锁紧没？锁紧啦。户口本和医保的本本带来没？刚才不是没找到户口本么，明天我回去拿，顺便给鸡喂食。是啊，这鸡还饿不得，不然过年他们回来就没有吃的了。嗯，我晓得的。老倌子哎，你干脆今天回去算了，喂下鸡，这里睡得也不舒服。没事的，明天我再回去，晚上我在你床上挤一下就好了，在外面不就是这样的咯，哪那么多讲究。男人边说边把毛巾在水里狠劲搓洗几下，绞干，晾在床头的不锈钢栏杆上。
医生进来了，还是眼镜医师。十五床，明天去做一下检查啊，单子给你们。哦，好。十七床，今天好些没？母亲笑着给医师汇报，好些了，头不那么痛啦。不痛就好，十五床，抽血检查之前不要吃饭啊！哦。男人一张一张看着手里的单子，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个什么彩色B超上次不是查过么，又要查？嗯，隔了几个月啦，需要查一下。还要抽血啊？是的。大小便又要查？是的，在一楼交了费就去检查，检验科在几楼你知道啊。我知道。这个毛巾不要搭在这里，要晾在卫生间。哦，好好。
医生走了。女人向我们抱怨，唉，医院就是检查多，上次查了的还要查！母亲说是的是的，我上次来第一天也是的，检查费一大堆，不过反正现在可以报销一部分，比以前好点了。是啊，好点了。
护士送来费用清单，静脉留置针，37元，在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符号中间。
十点钟以后，住院部内科二楼渐渐安静下来，走廊里偶尔有走动的声响。母亲已经入睡，均匀的呼吸声令我心安。我睡在十六床。半夜里朦朦胧胧间，听见十五床低声的对话：老倌子哎，我腰里痛，睡不着呢哩。我给你摸啊，你慢慢睡着吧。唉，还是痛，翻身都翻不得。嗯，我给你摸，摸了就不痛了。唉……
再也听不到其余的声音了。
3
阴沉沉的天气，好几天看不到太阳的影子。下午起风了，风从脖子里灌进来，很冷。
我走在去医院的路上，暗暗后悔没有戴条厚围巾。医院在县城一角，从我家去医院，要穿过几条街，如果不是母亲住院，我是从不走这条路的。经过路两旁的居民区，鳞次栉比的服装店，鞋店，手机店，个体诊所，等等等等，五花八门。
这是县城里最大的医院，也是深受全县人民信任的医院。在我母亲看来，这里没有不好的医生，没有治不好的病。没有公交车直接到达医院，但是门口的出租车很多。许多送客到这里的车辆，亮着红灯，慢慢在大门口徘徊，希望捡几个回头客。医院门口和对面，全是卖水果的小店和小餐馆，水果店里附带卖一些吃食。如果把医院比做一位母亲，这些店面都是她的孩子，她还要负责养活它们，让它们活得有声有色。大门右边有一个停车棚，自行车和摩托车，停车一次，收费一元。我刚把车停下，穿得厚厚的胖阿姨马上过来，我得主动把钱递过去。她已经习惯看到同一张面孔在这里连续出现好几天，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把钱收定，马上坐在旁边的木凳上去，把手伸到旁边的小煤炉上烤火。
病房里突然热闹起来，来了两个人，提着水果和饮料，来探望十五床。女子大约三十几岁，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棉帽子。进门便叫姑妈，十五床高兴地从床上坐起来，招呼她过来挨着自己坐。她满脸笑容地向我们介绍，这是她娘家侄女。侄女解开帽子，露出酱红色的脸，她有一双和十五床一样的双眼皮大眼睛。
侄女腼腆地朝我们笑笑，转过去叫身后的男人过来叫姑妈。站在门口的男人手里拿着摩托车头盔，一副手足无措的模样。走近了几步，微微弓着腰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姑妈姑父。姑父把我们这边的木凳搬过去，递给侄女婿坐下来，又忙着给他们俩倒茶。
女人拉着侄女的手，输液管拉动输液瓶，晃来晃去。姑侄俩手叠着手，说个不停。女人此刻是快乐的，面色红润，愉悦的笑容在脸上扩散开来。如果不是躺在这里，手臂上没有连着输液管，我不会认为她是一个病人。侄女婿坐在凳子上，端着一次性塑料杯，有人问一句，他便答一句。
侄女接了一个电话，便起身安慰姑妈几句，向姑父告辞。侄女婿也忙忙地拿起摩托车头盔，很拘谨地道别，跟了出去。
女人转过来向母亲介绍这位侄女，勤快，老实，可惜没生个儿子，和婆家相处不来，最后离婚，带着女儿改嫁给刚才那位老实巴交的男人了。她摘取了侄女在婆家遭受不幸的几个场景片断，详细描述着。母亲一边听，一边发表着自己的意见。我听得有些气愤，忍不住插了一句：生女儿就离婚，太差劲了，早点离了好！女人接过我的话茬，唉声叹气：唉，你不知道，我侄女婆家是独生儿子，我兄弟也就这么一个女儿，都想孙子咯。我说这孙女难道就不是他们家的？唉，就为这个孙女儿跟谁姓，两家人都吵了几次架哩！
母亲的输液瓶差不多空了，按了床头的呼叫器，护士进来抽针。三十来岁的护士长弯着腰，动作娴熟，很轻巧地拔出针头。洁净的护士帽后面露出黑亮的直发，服服帖帖地躺在她小麦色的后颈。
女人在护士长出去后续上刚才暂停的描述，母亲继续关注。她们愿意被凡间俗世的悲欢离合掌控情绪。而大人物的叱咤风云，明星们的八卦新闻，她们都不关心。
暮色渐浓，寒冷的季节里天黑得早，病房里得开日光灯才能看得清。妹妹送来稀饭和医生嘱咐的清淡小菜时，十五床的男人也从医院食堂打来盒饭。照例是一盒菜，两盒饭，他们告诉我，这样只在一个盒饭的基础上加一元钱。女人坐在床上，男人把女人腿边的被褥拽一拽，压一压，确定没有冻着了才坐在木凳上。女人不停地嗔怪男人，说了不要紧的，这房里有空调，不冷不冷！
母亲喝了一碗稀饭，吃了一些小菜，比前几天都要多。妹妹说着自己一日的行踪，吃完母亲吃剩下的稀饭和菜肴。我从水房打来热水。十五床女人的被子上铺着一个塑料袋，防止菜汤溅到白色的被单上。他们边吃边说话，吃得很慢，还没吃完。我吃过医院食堂的盒饭，八元一份，有青菜，煎鸡蛋，还有一点儿荤腥，有时候是胡萝卜炒肉丝，有时是青椒炒肉，或者是洋葱炒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加一点儿肉丝或者肉片。男人一定是看着厨师现炒了买来的，病房里飘着淡淡的煎鸡蛋香味。
晚上，十五床的手机响了。男人催促着，快接快接，是儿子的电话！女人大声说着电话，嗯，好！没事！不要紧的！我过几天就出院了！不痛了我就出院了！钱的事你们不要担心呐，我和你爸还有钱！医保（农村合作医疗）还可以报销的！哦，来来来，你爸来接电话！男人急忙接过手机，和儿子说话。女人一脸幸福的笑，望着正在接电话的男人，好像两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都在她面前站着。那个分量更重一些的年轻男人，远在广东，好几天才用现代化的通讯技术给她送来一些信息，却是她最大的慰藉。
男人和儿子说了差不多五分钟，在电话末尾说了一句，嗯，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呐，我和你妈还有钱，医保还可以报销的。男人和女人的电话结束语如出一辙。这样的雷同，应该不是巧合。
男人放下电话，女人坐在床上笑嘻嘻地告诉我们，儿子和媳妇今年过年都会回来。陈旧的深红色绒线帽盖不住满头花白的头发，好几绺从一侧耳后露出来，映着灯光，有些闪亮。
4
又一个周末。冬日里的暖阳，讨人喜欢。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觉得天和地之间的距离也拉远了，这个世界突然变得空旷和阔大。带着温度的光亮，给医院的屋顶抹上一层带着暖意的颜色，让这些冷冰冰的建筑物有了烟火气。
我带母亲做完检查回来，已经快到中午十二点。检查结果令人欣喜，我们随时可以出院了。十五床坐在木凳上，笑着和我们打招呼：检查完了啊，还好吧？母亲说还好咯，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那好啊，我们今天就回去了。就出院啊？母亲不知道是放不下和她这几天里建立起来的感情，还是不相信她的病情到了可以出院的程度，很顺溜地说出了这四个字。女人倒是毫不在意，继续叙述她要出院的理由：反正不痛啦，回去算了，孙女儿在亲家那里住了个把星期啦，上学不方便，也不晓得习不习惯，从小到大都是跟我睡的；栏里的猪还是托别人喂的，也不晓得喂瘦没；快过年啦，猪要杀了，鸡也要收拾了过年，熏点腊肉过年了让他们带去……
男人在清点衣物，把衣服一件件叠好了，用塑料袋装好，再放进一个装过化肥的蛇皮袋里。不锈钢饭盒，衣架，毛巾，牙刷，口杯，一样一样，有条不紊，放在塑料水桶里。黑黑瘦瘦的脸庞上，颧骨突出，胡子很杂乱地铺陈在腮帮和下巴上，和头顶的头发一样灰白相间。胡子和头发记住人的年龄，甚至比人记得更清晰。
眼镜医师拿着一沓单据和工作日志进来，后面跟着两个女护士。十五床！他一边看工作日志一边和十五床说话。你们今天一定要出院啊？男人依然低着头收拾行包，女人把头部转向朝着门的方向，回答医师的询问：唉，回去好，六十几岁了，不需要浪费孩子们的钱，不痛了就算了，回去，回去。医师也不再说什么，低着头在本子上写字。回去也好，快过年了，要是有哪里不舒服再来啊。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听着暖心，有些像叮嘱家里人。女人连连答应，哎，好，好，多谢医生了啊！医师从本子上撕下一张写好的纸，递给女人。你们到一楼去办出院手续啊，医保的电脑里自动结好账了，你们不要担心，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来问问护士。来了这么久，我突然发现这位不会笑的医师也很温柔。
哎，好好好，多谢多谢啊！女人站了起来，她的男人也放下了手里还没有收拾完毕的物品，两人除了道谢还是道谢。男人一副讪讪的表情，竟有些像做错事的小孩。
十七床！医师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哎！我应了一声。你的检查结果我看了，恢复得很不错，要多注意休息哟。哎！母亲脸上终于有了宽慰的笑。我说了十几次她气色一天比一天好，还有一大篇一大篇宽解安慰的话，终究没有换来这样一个笑容。她已经从潜意识里把自己健康的自由交给了医院和医师，他的这句话，才是一个特赦令。
下午我和母亲散步回来时，十五床已经空了。护士把房间整理过，被褥已被收走，一些横的竖的粗的细的不锈钢管，组成的床的形状，静静地伫立在病房里。
晚饭时我和母亲一起在病房里吃，十五床走了，我可以和母亲各坐一把木凳。打开电视，我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换台，母亲安静地吃饭。我突然想起十五床，同居一室差不多一个星期，除了知道他们来自哪个乡镇，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氏。十五床和十七床之间的称呼就是每天的无数个“哎”字。
母亲提议饭后出去转转。我挽着她的胳膊下楼。暮色薄薄地悬挂在头顶，很多房子里亮起了灯。母亲想知道这所医院的结构，指着这里那里，都想去看看。我们慢慢走着，路灯已经亮起来，泼洒在水泥路面上。医院里的花草很少，一直走到后面的职工宿舍，才见到几棵香樟树。小型篮球场边有几个小花坛，里面只剩下秋日里残剩的菊花，花瓣早已枯萎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几片倔强的叶子还在茎上，在傍晚的寒风里，微微有些瑟瑟。“喵……”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的猫，从我们脚边飞速经过，还来不及看清它皮毛的颜色，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病房已是八点多。十五床上面有人躺着在输液。我望了一眼，是一位面容干瘦的老男人，戴着帽子，衰老得只剩下层层褶皱，已看不清面部器官原来的样子。床头卡片上的内容，只有年龄一栏依稀可见：86。床边木凳上坐着一位陪护模样的男子，两鬓斑白，双手插在棉衣口袋里，盯着电视屏幕，也不看我们。
没有语言的搅拌，病房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我打来热水，母亲去卫生间洗脚。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门开开关关，陆续进来了三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年纪差不多，听他们谈话，都是十五床的儿女。
十五床一阵激烈的咳嗽，仿佛是撕裂了一块厚重的布匹。女子伸手把他扶起来，坐在床上。他的头垂到胸前，不看任何人，像一棵被岁月风干的老树。
母亲洗漱完毕，坐在床上默默地看电视。十五床家属的谈话音调越来越高，语气也在升级，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谁留下来陪护开始了辩论。母亲，我，86岁的十五床，好像都不存在了。
母亲突然也咳嗽起来，我慌忙起身。母亲拉住我的手小声说，我们给医生请假吧，我今晚不想睡这里。
我和母亲坐进出租车时，母亲说，我们出院吧。
我说，好，出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