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烈毅
我的母亲死于帕金森综合征。这是一种没有什么办法治愈的病症。无法治愈，也就是说被判了死刑了，只不过尚有些期限罢了。最初发现母亲患了这种病，是从她的手开始的。母亲的手骨骼粗大，手掌肥厚，是那种典型的家庭主妇的手。当我们发现母亲的手有些抖的时候，其实她的手已经颤抖得相当严重了，以至于无法将汤匙里的汤舀到自己的碗中。那些汤全都洒了。这该死的帕金森病严重地影响了母亲每天的吃饭。
我们总是在悄悄地观察着母亲的手，当母亲的手拼命地颤抖的时候，一屋子的安静。在安静中，我们感到恐慌。我们没有办法，母亲也没有办法，对于她的手，她已经默默地认同自己无法控制了。后来，母亲的手越来越适于拿那些重物，物体越重，越有分量，才能控制住手的颤抖，反之，物体越轻，手便抖得越厉害。有时候，母亲在厨房里，她必须要干活，她的手把那些炊具碰得叮当作响，我们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沉默而忧伤。
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楼，房间里潮湿而阴暗，窗外还有一棵非常茂盛的黄杨木，被父亲修剪成了一个巨大的球。因此，房间里的光线十分柔和，就像照相馆里的工作间那样。柔和的光线和房间里的安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必需的，它们可以使我们安心地在家里坐下来，默默地感受家庭的温暖。在黄昏，我们读报，母亲也在一旁看着，她不识字，她是在看我们，看我们读报时的样子，但她的手在无声的宁静中拼命地颤抖。而现在想来，那样的时光是难得的，那样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心领神会。
母亲是一直反对我们抽烟的，虽然她无法说清抽烟的种种害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健康的方面来说”诸如此类的措辞，对于母亲是不合适的。她只是凭着直觉，凭着一个母亲的良知和宽厚的爱来劝阻我们：不要吸烟，吸烟有什么好的！但如今，我想戒烟恐怕是一件很难的事了。我的写作已经和吸烟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在烟雾缭绕中，我放松了自己，写着一首又一首流淌的诗。一支香烟被我用食指和中指轻巧地夹着，烟灰雪白而干净。——我这么写，似乎感到一种残忍的美丽。是母亲生育了我，也是她给予了我这双手指颀长灵活的手。当把一支烟夹在手中时，我想到了母亲那双无时无刻不在颤抖的手。
而在最宁静的时候，母亲的帕金森病在发作。在老房子里，母亲在为全家人烧饭，洗衣，干活，那块搓衣板已经被肥皂水、衣物和母亲的手摩擦得光滑无比了，它已经是一块真正的老木头。手也会老的，但母亲不可能领教“手老了”这种诗意的说法，她仍旧用她的手在和每天的日常生活搏斗，她有时也会哀叹：人老了，做不动了。在老房子里，为了让房间更亮一些，我们自作主张地粉刷了一次墙壁，那是一次彻彻底底的粉刷，用掉了几大桶白色乳胶漆。母亲在一旁看着，两手不停地抖着，她埋怨我们改变了老房子的气息。房子都老了，还刷这么白做什么。母亲自言自语着。
“不可逆转”这个词是我经常在一些病理学书中所看到的。母亲的帕金森病是不可逆转的，老房子的衰老是不可逆转的，时光更是不可逆转的。我保留着一张全家福相片，那相框都快散架了，在那张全家福中，该在的人都在，我经常注视相片中的自己——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我注视他的眼睛，如此清澈，而如今它们都已经混浊了。我发现自己的眼睛里有一些黑色的影子飘来飘去的时候，我被医生告知患上了玻璃体异化的毛病，那是过度用眼的结果。那些眼球里的黑色絮丝，它们不可能再变回去，或者消失。我看风景的时候，必须忍受它们黑糊糊地在我眼前飘来飘去。不可逆转的是时光，是我的眼睛，当然也包括全家福相片中那些亲人的死。
有时，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到一个地方去，当默默地望着窗外的风景时，我突然觉得我像我的母亲。我突然间觉得不是我，而是我的母亲在看车窗外的风景。记得有一次，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在房间里看电视，母亲紧闭着嘴巴，嘴角微微翘起，眼睛有些眯，她看电视的神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气氛。遗传的因素肯定会在我身上起作用，不仅仅是相貌上的，还有神情上的。当我一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里乘公交车到外面去，我是两个人，潜伏在我身上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母亲。
作为她的孩子，母亲的手让我们焦虑。我们天天都要面对着这手的无休止的颤抖，这手的暴动，我们真不知道它们何时能够安静，返回到它们自身。为了完成每天的吃饭，这种简单的劳动，筷子是根本不能用的了，母亲后来把她的手和勺子用手绢捆绑在了一起，那场景想起来至今仍旧让人揪心。母亲活着，就像一个双手负伤、功能逐渐丧失的战士，她竭力地指挥着那越来越不听话的身体。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要是能把这手换掉就好了”这样沮丧的话，她知道手是不能换也无法换的，手跟了她一辈子，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
母亲的手在宁静里。当母亲去世的时候，这双手彻底地安静了下来，它们垂着，静脉凸显，皮肤白皙，犹如一个静物。这一瞬间使我想起了罗丹的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