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统筹全局、处理各种矛盾的能手。他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那种把事物看成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符合事物运动规律的。他说：“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然而，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认识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解释说，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千千万万的学问家和实践家，不懂得这种方法，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共同愿望，所以，毛泽东一到莫斯科，斯大林就热烈欢迎。两位领袖的亲切会晤，成了苏联及世界的重要新闻。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会晤的消息。一时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晤面、会谈，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也成了举世瞩目的大事。
然而，斯大林的多疑，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英国报纸、电台的造谣中伤，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使两党两国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了。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中间有中苏两党之间认识上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也有斯大林对他和他所坚持的革命道路的怀疑，亦即斯大林和他关系的矛盾；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甚至还牵联到历史上沙俄侵略中国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大国沙文主义和新中国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么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该怎么处理呢？毛泽东毫不慌乱。他安然地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里，只是当着表面谦恭、背后告状的柯瓦廖夫毫不客气地发了一阵脾气，问了一句“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斯大林闻讯反躬自问，主动拜会毛泽东，送上了柯瓦廖夫的报告，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意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由于毛泽东抓住了他和斯大林关系的这个“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主要矛盾，所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样处理，是出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正确认识。他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的缺点、错误，只要“顶一顶”，他还是知错能改的。这样，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毛泽东说的那种“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正在逐步地形成。
为了戳穿西方资产阶级的造谣诬蔑，说明中苏关系形成的实际情况，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回答了塔斯社记者的提问。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问：毛泽东先生，你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问，您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的谈话使西方资产阶级的谣言不攻自破了。在此期间，有人曾建议毛泽东同斯大林谈谈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毛泽东摇摇头说，这样不好。人家的问题让人家自己去讲，我们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了，更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是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过错误，可是，人家承认了，不仅这次有过“内疚”的表示，上次和刘少奇会谈时，也曾表示由于不了解情况，曾经给我们（中国）出了些不好的主意，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斯大林实际上承认了错误，他的话是对我们的道歉。我们不能揪住不放，更不能以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毛泽东强调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
毛泽东的话使听众心悦诚服。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和毛泽东曾发生过意见分歧，特别是在关于是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上，有一段时间，两个人意见分歧，互不相让，相持不下，报纸上长时间没有关于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西方通讯社趁机造谣，挑拨离间，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不少同志曾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担忧。
但是，毛泽东并不紧张。后来，曾有人问毛泽东：当时，你要周恩来到莫斯科去，斯大林不同意，说一不二，决不退让，你怎么知道他会同意呢？毛泽东说：斯大林虽然固执，但还是讲理的。他的错误，顶一顶，还是知错能改的。这个问题，只要了解一下中国农民运动史和斯大林的言行，就会明白了。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了解了历史，再看看现实，就知道他将怎么办。
的确，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他们虽远隔万里，不通音讯，但他们的观点、理论、意见，却往往一致或基本相似，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就以农民问题来说吧。1925年春天，毛泽东回到湖南韶山，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运动的时候，3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使他们两人相通的“灵犀”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题解中说的，当时的中国革命急需找到广大的同盟军，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种倾向，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另一种倾向，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在莫斯科作出了“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仅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而且早已行动，在1924年12月底，就从上海回到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去了。
这是毛泽东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的首次试点。在长沙，他和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详细地讨论了农民运动，然后偕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过春节。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和毛泽民、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杨开慧等共产党员一起到了韶山。他们利用春节人闲时间走亲串友、访贫问苦等多种方式了解情况，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据《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韶山于1925年“二三月间即组织起乡秘密农协”，不久就发展到20多个。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培养和发展了韶山的第一批党员，6月中旬，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此后，党组织领导韶山农民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恨。他们诬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并且串通反动当局派兵捕拿。幸得县议员郭麓宾通风报信，在党组织和农民的掩护下，毛泽东才摆脱敌人追捕，“问道入粤”。
1925年上半年韶山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深入农村研究农民问题、从事农民运动的首次试点；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运动、坚持工农联盟、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成功尝试；也为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供了宝贵史料，为他后来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提供了具体经验。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请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毛泽东、陈公博、萧楚女、林祖涵等9人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农民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命毛泽东为农讲所所长。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周密筹备，20个省的327名学员陆续抵粤。农讲所于5月15日正式开课。25门功课，总课时252小时，其中毛泽东讲的《中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达23个小时。毛泽东还兼讲《农村教育》、《地理》等课。讲习所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发给学生的课外参考书31种，多是毛泽东和萧楚女搜集的。
毛泽东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曾多次组织学生到韶关、海丰等地调查、实习，研究有关农民的各种问题。他把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查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参考。到1926年11月，《丛刊》已出版17种。
9月下旬，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业式上，毛泽东总结了农讲所的工作，指明了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并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农讲所成了“革命的摇篮”。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全面地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这一系列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得出来的。他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实现压迫与榨取，全靠封建地主阶级，所以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上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文章强调指出，农民一起来便碰着几千年来压榨农民的地主政权，如不能推翻这个压榨农民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农民运动最大的特点。文章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确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号召广大党员立即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斗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提炼和概括，是他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1926年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关头和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同一年发表的重要著作。分析这两篇文章，有助于了解这两位革命家的思想。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发表的，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同年11月30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比斯大林的演说早发表三个月。过去，曾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重要观点多是从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这一事实起码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不是继承的发展，而是独特的创造。这是第一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