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特点是毛泽东的材料来自实践。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说：“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我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材料来源都是间接的，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材料，缺乏第一手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是质量不高的材料。毛泽东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不仅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了解中国农民，而且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写《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著作之前，先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亲自试点搞了半年多农民运动，有了实践经验。他的材料不仅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而且经过了一定的社会实践的检验。
第三个特点是毛泽东强调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斯大林则强调要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焦点是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的坚强同盟者。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毛泽东亲身参加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五卅运动，他深深感到辛亥革命和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得到三亿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而要农民参加革命，就必须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因为国民党害怕农民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后，农民运动在南方的一些省开展起来，引起了国民党的严重惊慌。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大员咒骂农会是“痞子会”、“过激党”，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要求镇压。因此，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农民运动不可能继续发展。而斯大林不了解中国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听到一些咒骂农民运动的叫嚷，就发电报要中共“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后来，虽然否定了电报的内容，仍然要求中国的农民革命、土地革命要通过国民党的政权机关去进行，要“通过这个政权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要自上而下地由国民党政府去实行农民革命。国民党早就要求镇压农民革命，怎么会去领导这种革命呢？斯大林的这种指导，只能使农民运动成为国民党将军们手中的玩物。而对共产党，斯大林又作了限制，说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推动政府实行土地纲领。很明显，由于过分地信任国民党，过多地限制了共产党，使斯大林提的一些办法都是要共产党人推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而不是要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际上，他把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重任完全地或者主要地交给了国民党左派。而他所说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是蒋介石、汪精卫等这些善于伪装的假左派、真右派，因此，他说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只能成为国民党将军们的玩物，只能半途而废。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这种差异和分歧，由于关系着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所以避也避不开，剪又剪不断，“剪不断，理还乱”，时隐时现，一直纠葛了20多年，直至1949年冬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农民立场”。
第四个特点是毛泽东的论述有真知灼见，因而更准确、更鲜明、更形象、更具体、更可行，更富有中国的气魄和特色。
1925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平召开四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央执委之下应设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次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农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中国农民已陷入水深火热穷困不堪的境地，不得不暴动起来，客观的事实已推动我们去组织农民；现各地为应付此项运动已专设委员会，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去参加国民革命战线”；有9个省的农民运动近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毛泽东积极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6年5月1日至15日，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农委建议，这次大会吸收全国各省农协代表列席，代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使命，所以特别隆重。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在开幕会上发表了演讲。中共中央给大会发了贺信，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体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思想。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等，并转发到其他各省。这时候，全国已有省农协4个，县农协37个，区农协294个，乡农协5023个，农协会员已达981442人。
1926年10月，北伐战争的军费问题十分迫切。在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军费来源，有人提出按照军阀统治的老办法向农民预征钱粮，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我们自己决定而自己不能实行是很大的冲突。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的人较为可行”。他建议“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的建议和“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案，都得到大会通过。
10月下旬，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即离开广州，偕杨开慧、毛岸英乘船赴上海，主持中央农委工作。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强调党的领导。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述略》中回忆道：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时，AB 团想夺权，擅自圈定省农协委员名单。于是“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
1926年11月，当斯大林根据谭平山等人的报告正在考虑《中国的农民问题》时，毛泽东正在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草拟《目前农运计划》。这份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并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着，他去到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在武昌合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以湖南为中心的中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的农民运动迅速走向高潮。11月初，在全省的75个县中，有农民协会组织的达55个县，全省有区农民协会462个，乡农民协会6800多个，会员达136万余人。组织起来的农民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农村至高无上的机关，使10月前和10月后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毛泽东应邀回湘指导工作。12月20日，毛泽东在盛大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28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典礼上，作了加强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强调指出：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40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大会宣言指出：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最有力的革命行动，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是革命斗争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大会促使湖南的农民运动急剧发展，波澜壮阔。
在此前后，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农民协会成了农村大革命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工人纠察队在城市也行使着一部分政权的职能。工农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各阶层人的面前。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恐慌了，动摇了，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北伐军军官叫嚷工农运动“过火了”，“动摇了北伐军心”，“破坏了统一战线”，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叫嚷声宣传到斯大林的耳朵里，斯大林说：“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问题怎么解决呢？叫嚷怎么回答呢？
从斯大林前后的几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当时也被那种反革命的叫嚷迷糊住了。1926年10月，斯大林让共产国际给上海的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据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讲，这个电报反映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为了保持同国民党的联合，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1926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特别会议，集中地反映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思想——而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根据这一报告所作的决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会议决议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因此，会议提出的中心口号是：“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其主要办法是：限制工农运动，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国民党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使他们“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
决议根据斯大林“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的指示，对土地革命作了严厉的批判，强调指出：“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便是停止斗争”，“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作不必要”。并明确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共产党）因包办而孤立”。
这样错误的决议，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导下作出的，这就使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右倾投降观点。他“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鲍罗廷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陈独秀说“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不能搞。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开展下去”。陈独秀在维金斯基和鲍罗廷的支持下，使会议作出了决议。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但当时处于少数，无能为力，便打算到湖南去实地考察工农运动，“用事实说话”。恰逢当时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专电特邀他回湘指导。于是，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等回到了长沙。
就在陈独秀积极贯彻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十月电报指示的时候，在莫斯科，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十月电报提出了批评。斯大林承认：“我绝不承认这封电报是正确的。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并且现在也不认为共产国际是毫无过错的。个别的错误是会有的，而这封电报无疑是错误的。”
并且在11月30日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就对那种“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观点进行了初步的批判。他说：“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我认为现在应该打破某些国民党分子行动中所表现的对农民的冷淡和‘中立’了。我认为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也就是广东政权）都应当从言论转到行动，提出立刻就满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
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态度是诚恳的、积极的，工作是负责任的。但是，由于他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够，因而提出的措施还不是要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农民运动，还只是限于促使广东政权来满足农民的切身要求，并企图把中国的农民运动引导到根本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也不可能为广大农民接受的“土地国有化”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