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枫
1945年8月15日半夜，忽然听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山谷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辉煌的灯火，照得门窗通亮。山下大路上的人群，又歌又舞。
我急忙从联防政治部山坡上的窑洞里听出来，站在山坡想看看热闹，问个究竟。当我注目细看，侧耳倾听，向人询问后，才知是八年抗战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人们怎么能不高兴呢？
我那四岁多的儿子小琴，也从梦中惊醒了。欢天喜地地爬起来，要我带他下山去游行。
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各个山头上的火光也越来越亮。很多人把自己平时捡来做饭的柴火都当火炬点着了。有些人，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当火把，又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竟毫不顾惜地掂起锅盖点着当火把用了。
在延安当时的条件下，哪有多少锣鼓噢，只不过是顺手拿起洗脸盆、轻铁锅、漱口缸子，只要能发出声音的，就叮叮当当敲打起来，直到东方发白，天大亮，人们才陆续回去吃饭。
早饭后各机关、学校都发了调查登记表，调查登记东北人。
那时，正是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各地代表都急于回去贯彻执行七大的决议并传达会议的精神，一批批的干部都要离开延安往各地去，东北籍的干部要去东北开辟工作，把延安的骡、马、毛驴都带光了。
组织上为了照顾同志们的安全和便于工作，规定夫妇都是东北人的，可以调往东北和带走小孩，其他女同志和小孩暂时不离开根据地。
我的爱人莫文骅同志，七大刚一结束，就已同文年生、张启龙、雷经天等同志组织了南下支队先走了。那时日本尚没投降，他临走时告诉我，他们要到两广那边去，一路上要通过无数道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的封锁钱。到达目的地后，也是个打游击的环境，流动性大，你们都不懂广西、广东话，女同志和小孩在那儿行动是不便的。他再三叮嘱我，可能三五年见不到面，要我一定要安心工作、努力学习，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向中央领导同志告别时，领导们都曾诚恳、亲切地指示说：“到那里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它不像北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好开展。所以一定要时时刻刻不忘依靠当地的群众，在最困难的时候，必要的话就要穿便衣上山打游击，要努力坚持下去，等着主力部队去解放当地。光靠你们是很困难的。你们主要是尽力发动群众，准备和积蓄力量。”因此他叫我在没有得到组织上的通知前，决不要自己轻举妄动，把四岁的孩子丢下就往前方去。搞不好卡在半路上，既到不了前方，也回不了延安，就会给组织上和个人增加很多麻烦。可是，谁会料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
由于形势的变化，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大批人员，涌向中央高级党校，找黄火青同志要求调出去工作。黄火青同志是党校的总支书记，彭真同志是副校长，毛主席兼校长。我当时在党校第二部学习，看到党校六个部有大批大批的干部要求分配出去工作。黄火青就代表中央组织部办理党校干部的调出手续。因为人太多，院子里挤得满满的，我急于到文骅同志处一道工作，带着我的小男孩小琴去挤了几次，都因人太多，卫兵不让进！
有一次，我正想进去，卫兵又来拦我，小琴急坏了！忙上前用双手抱住卫兵的两腿说：“妈妈，妈妈快进，快进！我把叔叔抱住了！”我趁机进去找到黄火青同志，告诉他，我听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讲，说莫文骅同志已不南下，改去东北了，请组织上分配我到东北工作吧。他立即答应我的要求，但却提出最好不要带孩子去。
可是当我小孩得知不让带他去后，马上眼泪汪汪地向我说：“妈妈，为什么不让带小孩？我长大了也会打敌人，他是不是日本人？为什么不让我去？”
我告诉他，组织上主要是为了照顾孩子大人能安全工作，使孩子能很好长大，将来也能和父母一样参加革命工作。许许多多的革命老前辈，他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胜利地完成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像咱们敬爱的毛主席和聂总、贺总、陈正人同志等，都曾被迫地把自己的小孩留在老百姓家，由老乡冒着风险把孩子代为抚养。
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由于敌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和频繁的“大扫荡”，女同志和小孩活动起来困难比较多。只要环境稍好一点，就一定会让女同志和小孩都去参加工作。小孩只要到六七岁，就可在根据地参加儿童团去站岗、放哨、查路条。
我告诉小琴，我先带他到晋西北，若能一同去，就去。不便带时就留在黄河那边，以后也好接他。
因为我是个别调动，不是成批分配的，所以也没有编队。我就在拿到组织介绍信后，找到后勤部长叶季壮同志和徐林同志。他们在延安东门外的新市场买了个大驮骡，给我缝了个新马褡子，并发了个水壶。莫文骅同志的老饲养员老李因长征时耳朵被大炮震聋了，听说我要到前方，坚决要和我同去。后勤部的政治部主任邓飞同志，看到没人帮我照顾小孩，就把给他看小孩的炊事员老杨同志领到我处，让他帮我看着孩子。
9月18日那一天，我把行李搭在牲口身上，我们母子也骑上它，就从延安出发，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由男女老少组成的行列，开始行军了。
我们经过绥德到达黄河边上。那汹涌澎湃的滚滚黄水，混浊不堪，咆哮如雷，大家坐在那木船上，随着颠簸的浪潮，上下左右颠荡，尽管那老练的船工能熟练地掌舵，但对我们这些初次坐船的老、幼、妇女来讲，真是感到十分惊险！特别是有的女同志行李没整顿利索，在东摇西晃、上下波动的时候，不是把孩子的用具掉河里去了，就是把孩子的食品掉下船了。在那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眼睁睁看着各种必需品落水，又没法打捞，真是可惜得很。
过了黄河，我们先到设在兴县的晋西北军区司令部，然后再分别到各地区去。晋西北军区的司令员是贺老总，参谋长是周士弟同志，陈漫远同志是副参谋长。陈漫远同志见我一人带着小孩，母子二人只有一个骡子，就给我增加一个小毛驴，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同谁搭伴同行。他告诉我后边还有何长工同志带队的“抗大六队”，有郭洪涛同志带队的一批人马，还有陈奇涵同志和张庆孚同志、赵品三同志带队的一批，陈老这一批都是连家带口的，他们小孩有的比小琴大，有的比小琴小。我想“抗大”是单身汉多，不如和陈老他们同路，大家都有小孩，一路可互相照顾。
因为在兴县又增加了个小毛驴，所以我就把男保姆老杨和老李的行李放在小毛驴身上，同时把小琴也用绑腿绑在毛驴身上。我正准备骑上骡子跟在后边好照顾孩子，谁知还没等我跨上去，那小毛驴就撒腿跑开了！我们赶紧在后边追赶，岂知小毛驴越听到后面有人追赶，它就没命地越跑越快，好在陈老对我母子十分照顾，常把我们安排在行列当中，让那个小毛驴跟着前面的牲口跑去。
沿途我们所经过的各个村庄，家家户户的老百姓都急急忙忙从家里跑出来看八路军。他们看到一队一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马，就赞不绝口：“八路军真能干，人家不光男同志能干，女同志也能干，就连他们的小孩子，这些小八路也能干，你看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人骑个小毛驴骑得那么欢！”于是大家围上我的小孩，好像看耍猴子的样子围个圈子。还很好奇地追问小琴怕不怕？当孩子告诉他们不怕，他们很惊奇地问我，你们是怎样教育孩子的？我告诉他们：孩子虽小，他也知道要到前方去打敌人，所以用不着专门做什么工作，他知道只要工作需要，到哪儿都去。
小琴在延安只看到机关干部和革命战士，所以看到老乡中缠小脚的妇女时，也感到非常奇怪？老问我：“她的脚怎么啦？”看到新解放区有乞丐时，拉着我说：“妈妈，他为什么不回自己家吃饭？干吗要人家的东西吃？”我告诉他，日寇、地主、坏蛋抢走了他们的东西。在路上遇到小庙宇，看到里边有些泥菩萨，就要我给他拿个小菩萨玩。我告诉他，那都是老乡的，不能随便拿来玩。这个小八路，他也知道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只要讲是老乡的，他就不闹了！
从兴县到张家口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靠近大同的比较平坦的大道，另一条主要是山路。
我们这一伙，老的老，小的小，为了安全，决定走山路。离开兴县后我们沿着岢岚、五寨、神池方向往前走，经常是过了一山又一山，翻了大山翻小山。这深山的早晨，空气分外清爽，大家都高高兴兴往上走，可是在接近中午，快到山顶的时候，忽然乌云盖顶，狂风大作，四下立刻什么也看不见，人都好像进入了仙境，上不接天，下不着地，好像正在腾云驾雾，处于漫天茫茫的云烟之中，那大风就好像要把你卷上天空。紧接着就是倾盆大雨！那猛雨好像要把你冲下山沟。我们处在这毫无人烟的高山顶，想躲也无处躲，想站也不能站，只有拉紧孩子的小手，拼命在这大风大雨的飘摇之中，往那乌云堆里和雨水之中钻！钻！钻！
我那四岁的小八路，从没走过这么大的山，加上这种天气，感到很奇怪，就十分惊奇地望着我说：“妈妈，你是不是要把我带到天上去，还有多高才上到天顶呢？”说也奇怪，一翻过山头，山沟那边却是灿烂的晴天。当我们到山脚下住宿的时候，太阳早就落山了。
老乡一看到我们，特别是“女八路”和“小八路”，非常亲切，赞不绝口！立即热情地忙着赶紧烧火、做饭；聋子老李则到处跑着买马草、找大蒜又找咸盐，因为马也走不惯那么大的山路，它也由于又累又上火而解不下小便，背上也磨了许多大泡，有的地方都已磨烂。我除了帮助铡马草，还得捣蒜，然后把蒜糊揉进马的小便器，以便刺激它解小便，再用盐开水清洗马背上的烂包，免得里边蛆生的太多。往往照顾马，比照顾自己还重要。因为人有病，马还可以驮着你走，马病了，就不能上路。
一路上真是山连山，峰连峰，而且越往北走，气温越低，一些大山顶上已开始下雪了。有一次由于下了小雪，路太滑，忽然牲口滑了一跤，跌了个四脚朝天，连马鞍子也摔到一边去了，好在我们都没有摔伤。我爬起来后，拉了孩子在前边先走，再也不敢在难走的地方骑牲口了。
正当我们走着的时候，忽然听到后边老李和老杨连打带吼，回头一看，只见老李拉着缰绳，老杨揪着马尾巴，一个拼命往上拉，一个用劲往上抬。马也瞪着眼睛，努力挣扎，很想在人的帮助下，使尽全力把已滑下去的两条腿抽上来。虽然它这次终于没滑下山去，但从此那高大健壮的大马骡子，凡遇到难下难上的山路，总是站定，竖起两只耳朵，低下头来瞅着那难于下脚的石头山路，提起一只前蹄，犹豫很久，直到它认为稍有把握的时候才试着放下脚去，慢慢的走，从此牲口也有行路的经验了。
到晚上宿营的时候，还听到别人讲：头两天在我们前边的一批干部中，曾有个骡子，两边两个筐子驮了两个小孩，由于山高路滑，连牲口带娃娃一块滚到山沟里。虽然孩子都没摔死，但都受了伤。据说是龙开福同志的孩子。
另外还听说金玲同志，我在党校二部学习时的同学、金城同志的妹妹、宣侠夫同志的爱人，她也掉在山沟里，跌得鼻青眼肿！看起来在山上行军也确实不易，虽不能说是难于上青天，但比平坦大道困难多。
但是，平地也有平地的难处。有一次，天没亮大家分路，同时出发。没走多久，就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聋子老李了。那么多队向四面八方走，不知他在哪个十字路口，稀里糊涂的跟着别的队走了，直到1948年，莫文骅到哈尔滨总部开会时，在一个晚会上才碰到他。
还有个女同志，是我在“抗大”的同学艾生，她要到前方找方强同志。她的孩子还小，由一个挑夫，一头挑着行李，一头用个筐子，铺上点东西，把孩子放进去挑着。早上她把行李和孩子收拾好，让挑夫挑上先走，谁知道她赶出门后，怎么也找不到挑夫了。挑夫像我们那个老李一样，不知跟着哪个队，走到哪里去了。老李找不到，我和看孩子的老杨，可以去照顾马，同时老李反正是个大人，不管跟着哪一队，总归都会到达目的地的。而不到一岁的孩子找不到妈妈，妈妈找不到吃奶的孩子，真是不知怎么办好。走，还是不走？到哪儿去找孩子？往哪条路上走？究竟后来怎样？因为大家都正在行军，不知下情。
山下有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经常在路上截击我们。有个“七大”代表吴仲廉，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她带着她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小江，到东北去找江华同志，但在半路上，被阎锡山的顽固军打了埋伏。把她母子连同警卫员一起抓走了。敌人看管很紧，前后都是顽固军，把他们三个人夹在中间，孩子太小，就由警卫员背着。机灵的警卫员暗自心里盘算：要想办法跑掉，保住革命的后代。他故意掉在后边，不时让孩子下来小便，这样和两个押送的顽军距离越拉越远。天已黄昏，走在山冈上的时候，警卫员就小声告诉背上的孩子：“你把我脖子搂紧！”他靠山边边，趁押送人员不提防，猛的往山沟一跳，就和孩子一起轱轱辘辘滚下山去了。敌人突然着了慌，下山吧？天又黑，沟有多深看也看不清。前面队伍也走远了！只好用枪往黑洞洞的山沟里胡乱打几枪。反正他们想，打不死，也得摔死，还是押好前边的干部要紧！
谁知真有“马克思在天之灵”，孩子、大人都没摔死，只是小江门牙摔掉了两个。英勇的警卫员从地上爬起来，背上孩子，绕道把孩子终于送到他爸爸江华同志身边，吴仲廉同志还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指名向国民党要出来的。
一路上除翻山越岭，我们还要通过同蒲路的封锁线。头天晚饭前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要求不要使身上带的东西发出响声，也不能让孩子哭，大人叫。过铁路时不要乱跑，前后都要跟上。我们这个队，把我编到当中，前边怕遇到敌人的埋伏，放后又怕我掉队。
晚上10点来钟，老杨就准备了一根棍子，打算牲口掉队时就用棍子赶。那晚月光很亮，我同小孩骑着马走到铁路边时，看到路边上有一个班的战士，卧倒在铁轨上，把耳朵贴上细听敌人的动静。本来给孩子事先讲好，不准哭叫和吵闹，可我的小孩忽然小声向我要求：“妈妈，我没见过铁路，让我下去摸摸铁轨吧。”我哪能不守纪律，停下来满足小家伙的要求呢？
一过封锁线，行军速度就加快了，老杨深怕我们落下太远，不断地用棍子抽打马屁股，我们已经离开封锁线很远了，才听到后边堡垒里的敌人“哒哒哒”“哒哒哒”，轻、重机枪瞎扫了一通，本来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竟然还向我们开枪！
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我们准备在附近的一个村子住宿。一进村子，老乡们把我们让到热炕头上，全家都围着我们。我赶紧给孩子脱掉衣帽，准备躺下睡一觉，谁知老乡们惊奇地说：“嗳呀，你们八路军真胆子大，我们大人、孩子都有好多年没脱过衣服睡觉了，你还是不要把孩子的衣服脱了睡好。”可见在战争年代，由于敌人不断的扫荡，所以挨近敌占区的人民，真是日夜都不得安宁呀！
11月7日我们到达张家口，头一次进入了城市。那里已有罗瑞卿同志、曾涌泉同志和许建国同志先到了，并组织了很多招待所。特别使这些在延安吃小米子长大的小家伙高兴的是，每人发一斤白糖。街上有好多大小汽车，房子里有亮光光的电灯，有些吊灯上还罩个大圆罩子，和延安土窑洞的情况一比，小家伙就好奇地问：“为什么这儿的太阳都在屋里呀？”
到张家口后，大家满以为可以坐火车走了，纷纷把牲口交组织上了。谁知前边火车不通，只好重新分配牲口，我和小孩分给了一匹马，仍和陈老一起继续行军。
锦州的火车仍然不通，一批批先后赶到这里的人都走不了。这时已进入严冬，若往前走，中途受阻就会进退维谷。我们年老体弱者和女同志、小孩，都搬进了原来皇帝行宫中的招待所里，等待冬天过去，来年开春后再往前走。
出发前，我在王家坪听叶帅说，莫文骅同志他们不南下了，改到东北啦。但究竟到东北什么地方却不知道。到承德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沈阳卫戍区工作。因此我急于往沈阳去。当时的东北局还在南满的本溪湖，有不少人都要到东北局去分配工作。
当时我想，在这动乱的时候，只有抓紧一切机会往前走，所以决心和跟我同样想法的人一起继续往前走。
承德至锦州的某些地段还是可以通车的，我上火车时，陈老还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不要盲目行动，在这地冻天寒的时节，你带着孩子，走到半路走不通就麻烦了。”极力劝我和他留下过冬。我想早到早参加工作。不然路上一停又是好几个月，所以我除了十分感谢陈老的热心关怀外，毅然决定动身了。
我们坐的是运货的大闷罐子车，大家都是席地而坐。我们到的时候，车上早已挤得满满的了，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正在前后车厢到处找地方的时候，忽然在延安高级党校和莫文骅一个支部的钟平同志看见了我。因其爱人黎耕生是个怀孕七个多月的大肚子，别人让她在车厢里铺了个地铺。他立刻让我上车蜷腿搂着孩子，挤着坐在他爱人旁边。带小孩的老杨赶紧把包袱放在我身上，告诉我，他随便到哪个车厢去找个地方挤挤都行。
谁知车到阜新后，怎么也找不到老杨了，从此和我一起上路的两个人都失散了。无奈我只好自己背上孩子，掂上包袱，和大家一起去阜新。
正好听人说周碧泉和李天佑已经先到阜新。我打听到他们住处后，就去找他们。李天佑就让老乡给买了三斤棉花。一斤给孩子做条棉裤，厚得连弯腿都弯不了。两斤做了件棉大衣。并要他的勤务员小李跟我一起，好在生活上帮帮我和小孩。
原打算坐火车到沈阳，但听说黑山有敌情，他们正在这边行动。我们都是干部队，当然要避免和他们遭遇。坐火车就打算能走多少算多少，不能走时，下车再往沈阳插去。
果然在一个晚上，没走多远，黑山不通车了，我们只好下了火车。老乡就拉来了好多马车，还用席子、毡子或带的铺盖，帮我们在车上扎成各种窝篷，还可以把被子连铺带盖，把孩子、大人都裹起来。开始坐着也很暖和，但坐久不动，慢慢人就快冻僵了。
在那冰天雪地的北方夜晚，越走越冷，加上月光明亮，大家都坐着大马车，浩浩荡荡拉得很长，清清楚楚可以看到这一大队人马不寻常。
正当我们走着走着的时候，对面山上，嘭嘭嘭地打了几枪，还甩了几个手榴弹。拿望远镜一看，一队骑马的人，都打着绑腿，向和我们相反的的方向猛跑。正在十分惊奇时，送我们的老乡却笑眯眯地说：“别理他们！那都是些胡子（东北人叫土匪）。他们在日本投降后，常常从山上下来到各屯去抢东西。现在他们听说八路军来了，又看到你们这么多人马，吓得王八羔子连滚带跑，还要给自己壮胆子，真他妈那个巴子的装蒜，没事，别理他们。”
到彰武时是1946年元旦。我们在一个蒙古老大娘家住宿。大娘还专门给贴了带馅的苞米面饼子。底上烤得又黄又脆，真好吃极了！屋里暖洋洋的，但一出门，男女老少都会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眉毛和睫毛也变得雪白。
有时大晴天，红红的大太阳挂在天空，却飘着大片、大片的鹅毛雪花，积雪都到膝盖以上。女同志若在路上小便，根本就蹲不下去，行军当中，也顾不了那么多，这时谁也不怕人笑，谁也不笑别人。
虽然马车上有个窝棚，铺盖着被子，但因坐着不动，浑身上下冻得像木头一样，路上积雪太深，想下车活动活动都不行。到了法库，常有人走动和打扫，大人孩子想下车活动活动。谁知下车时，两只脚是否着地自己都不知道。只是脑子震得咕咚一声响，才知道已站在地上，走一步，头上咚咚响一声。
这时我忽然想起，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那些东北的同学们，时常唬我们几个年轻的女孩子。广东的同学说他们那儿鸡蛋不用煮，放在太阳下晒晒就可以吃，煎饼往墙上一贴就熟了。东北人就接着说：在东北走到街上，就得注意听警报，听到警报你不赶紧往家跑，就把你冻到街上了。还说男孩子在外边小便，就要手里拿根棍子，一边小便，一边用棍子敲，不然小便就冻成冰棍了。当时知道他们是和我们开玩笑，吓唬我们。
现在身临其境，可真体验到东北的冷了。我小孩下车后，要小便，站在那儿半天尿不出。气得骂道：“爸爸到哪儿去了？这么冷还让咱们走，我找到他，非打他不行！”他还提出：“妈妈，咱们找个地方过冬吧，等天暖了再走。”
我本已动摇，又听说陶铸同志和邓华同志都在法库，就想到他们招待所先住下。谁知我们到的那一天，正赶上他们要转移，想停也停不下来，只好继续向前走。
我们走到铁岭时，头次见到东北的大炕。男女老幼可以睡上十来个二十多个人。难怪有人形容东北的炕大，说炕这头打死了人，炕那头还不知道。
我在阜新时，李天佑同志打听到莫文骅已离开沈阳，到南满和肖华同志一起工作，现在本溪湖。所以我还得绕过沈阳，往南满转。
从铁岭走到抚顺，听说吴亮平同志在那里。我想这回可以先停下来，缓缓劲儿，再慢慢走。哪知当我找到杜慧同志时（吴亮平同志的爱人，在马列学院同班），她马上把她的小孩往我怀一放，就急急忙忙要整理东西，准备转移。
他们住的房子，有暖气，非常暖和。我那在山沟里生长的孩子又问：“为什么这屋里没生炉子，就这么暖和呀？”我指着暖气片告诉他，因为有这个。我那天真的儿子，马上伸出小手到暖气片上去摸，烫得“嗳呀”叫了一声，才喃喃地说：“这铁片不冒火也这么热！”
抚顺不能停，只好再往南转。我和沙克同志（即沙星烂同志）一家在清源县，碰到了三五九旅的彭清云同志，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给我和沙克同志各雇了一辆胶皮轮大车。经过一天多的休息后，又赶紧赶路。
天寒地冻，车轮上无论放多少油，不但不起润滑的作用，反而把车轮和车轴都冻在一块了。因此，看着马车走得飞快，其实车轮却根本不转，而是像爬犁一样向前滑行。走在平地上和上坡时不要紧，下坡就危险了，不管你把车闸刹得怎么紧，车还是一个劲往下滑，轮下有一点东西一颠，大车就整个翻一个过，把我们甩出去一丈多远。我脑子里像闪电一样想到，孩子一定被扣过来的车压死了。可是当我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听见小家伙在我后边，既不哭，也不怕，用清晰的声音喊道：“我的饺子呢？我的饺子呢？”
驾辕的马摔得四脚朝天，大车口朝下扣着。我爬起身来，先去抱起孩子，然后赶紧到雪窝里东寻西找，去扒清源带的冻饺子。离开延安后，这是头次给小家伙吃饺子。临出发时我就带了点生饺子，告诉他到宿营地时煮给他吃，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是我给他准备的给养。
沙克的车赶到时，我们已把人和车马都整理就绪了。他说车上载重太轻，车走得太快，又遇到下坡，牲口把不住才翻车了。
我的车怎么会轻呢？出发时是三个大人，一个小孩。路上不断地走散，减少了两个成人和他们的行装，行装都少得可怜。我们母子身上只一套衣服，另外只剩下一床延安土产的老羊毛毯子。每到一个地方，老乡都是热情地把我让到热炕头上，或抱些柴草、高粱秆垫上就很暖和了。从延安带出来的被子、褥子和几件换洗衣服，路上都送给那些赤贫如洗的老乡了。他（她）们在沦陷的年月里，吃不饱，穿不暖，有的甚至连个能遮盖身体的裤子都没有。在战争的环境里军民结下的鱼水深情就是停战之后，所到之处，老乡见了我们无不亲如骨肉，特别是看到女同志和小孩子又佩服又心疼。我们看到老百姓在敌人的铁蹄下被压榨的悲惨情形，怎么能不动情？总要尽自己一切力量帮助一点东西才过意得去。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荒无人烟的大空场。有个孤零零的高粱秆棚子。原以为是收庄稼时，看场的凉棚，想进去避风休息。谁知进去后，阴暗处战战兢兢地站起一个老太太，她儿子被日伪抓劳工抓走，儿媳和孙子冻饿死了，只剩她一人躲在这儿几年了。她见到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把手伸到高粱秆下面，摸了半天，掏出了用两片装洋灰的破袋子扎成的手套戴到手上，要出去提水烧给我们喝。小孩看到后，马上就把我手上的两个棉巴掌拉下来交给老奶奶，一定要她戴上，并把装在他口袋的干粮也放到老奶奶的手里。
给我们赶大车的老乡讲：在伪满时候不仅人没吃、没喝，谁吃了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就是养了鸡、鸭、猪、狗也都得编号发牌，按号纳税。生小孩、死了人也都要生、死捐。在那个年头，叫人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成呀。
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在春节到达本溪湖。文骅同志讲：他听到江华同志的爱人和小孩被“阎老西”的顽军俘走后，曾向比我先到的彭真的秘书打听过，问他在路上看没看到我和孩子，他告他碰见了我，但只见我一个人，没见带小孩。这当然使人不太放心，因为不少人在路上常常遇到各种情况，半路上就丢掉了孩子，文骅同志的弟媳带着小孩，已从延安到达冀东了，但在一次吃饭时，两岁的孩子，因路上肚子太饿，所以到老乡家后，就把老乡给的地瓜干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够。由于吃得太多，又大量的喝水，这一肚子干地瓜干，经水一泡，就把个好好的孩子给活活的胀死了。
我们母子总算比较顺利，平平安安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是在晚饭前后到本溪的，好多人还在莫文骅那儿开会、谈工作。我们一进屋，大家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文骅赶紧张开两手，把他的儿子搂在怀里，谁知小家伙跑到爸爸的怀里，马上就伸出小手，啪！啪！打了爸爸两下，口里还说：“爸爸，你躲到那儿去了？我们怎么老找不到你？”弄得大家哈哈大笑，误以为是我教的，其实是小家伙一路上行军的辛苦，自发地想解解气，我哪有闲心教他这些呀！
本溪湖刚解放不久，南满军区司令部（后改成了辽东军区）和政治部都在一座大楼里办公。街上还有不少“浪人”在僻街小巷抢东西，还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公开下女同志带的小手枪。
我休息了几天，就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和郑明同志负责《战士》小报的编辑工作，收、发、编辑、改稿、组稿、退稿、排版、印刷，就我们俩人。
小孩到达后，既没幼儿园、托儿所，找不到保姆。大街上车辆、马匹、“浪人”多，也不能放他到街上去，只能放在大楼的走廊里，让他一个人玩。他从来也不哭、不闹，一个人在走廊里，这头跑那头、那头跑这头。不知从哪儿拿了把日本军用指挥刀，竟毫不犹豫把个奔跑的大老鼠一刀砍成了两截，还得意洋洋地大叫着说：“我把敌人消灭了，我把敌人消灭了！”
难怪老乡们很喜爱小八路，孩子虽然小，但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从小爱憎分明，胆子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