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洁
1939年春，我是穿着国民党军官军服，佩戴着山西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徽章，持有指挥部大印的军用护照，进入陕甘宁边区的。
我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在学校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抗战开始后，1938年春去山西前线，在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卫立煌部）战地工作团工作。抗战初期，形势较好，工作开展得顺利。燕京大学朱劭天同志是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之一，任卫立煌特务营指导员。他汇报工作时，少奇同志知道劭天和我的恋爱关系，考虑到便于开展工作，就动员并批准我和劭天同志结婚，同时在西安《秦风工育日报》上刊登结婚启事。1939年春，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我和劭天带着党的组织关系调回延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车辆紧张，我俩决定以公开身份经县去旬邑，乘西北公路局的长途汽车出发。
这时国民党在咸阳桥已开始设卡，扣留去陕北的青年，卫兵对我俩怀疑查问。劭天机警地训斥他们，声称送家眷探亲养病，若耽误时间，将追究他们给的麻烦。当天上灯时分，汽车到县车站，我俩担心咸阳桥盘查站有电话追踪，不敢住旅店，匆忙躲进偏僻处的一间小理发店里，半夜时请店主雇好牲口，天刚亮出城，两个守城的岗哨向我们举枪敬礼。我们迈开大步扬长而去。上了平原加快了脚步，一溜小跑进入陕甘宁边区，到了旬邑看花宫（陕北公学设在这里），不几天就到了延安。西安办事处转来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像枣核大小的一个蜡丸，一直缝藏在棉军衣的棉花套里，住进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后，我才取出来交给组织。
女大的第一课
我分配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我绕过宝塔山脚，过延河，爬上高高的黄土山坡，住进新挖的窑洞。就在北门外延河东岸，一排排新挖的窑洞坐落在层层山坡上，宽大窑面子木格子窗棂，通风向阳。这就是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新建校舍。新挖的窑洞都经过白石灰粉刷，清新干燥，冬暖夏凉。窑洞后支着一个木板大床铺，在延安睡木板床，是其他学校的土炕所不能比拟的。窑中间一张长方桌，另外十来把方木凳。每天，我和同学们就搬小方凳坐在半山坡上课或听报告，做笔记。晚上在一盏棉芯小麻油灯旁，挑灯夜读或研究讨论。
一切作息听从军号。军事生活使我们这批二十岁上下的女战士更显得英姿飒爽，斗志昂扬。伙房建在山脚下，听号声下山进餐。搪瓷缸串在腰间皮带内，小饭勺插在胸脯左上角衣袋。早晨操练及课余饭后，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歌声和欢声笑语。我们这群党的女儿，回到党中央母亲的怀抱，确实不易。我们许多人是从敌后、从沦陷区、从蒋管区大后方来的。有的跋山涉水，经过几道封锁线；有的冒着生命的危险，几经蒋伪盘查阻拦，渡过滔滔黄河，徒步八百里秦川，还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以及陕甘宁边区参加过土地革命的基层干部。大家聚集在党中央创建的第一所女子大学，“学习革命方法、学习理论武装、学习职业技能、学习道德修养”。
入学后第一堂劳动课，就是到延安城里背砖，为女大开学文艺晚会建戏台。我们列队走进北城门，见被日机轰炸后的残垣断壁，一片瓦砾，杂草丛生。一年前我随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一起渡过黄河到最前线时，曾路过延安。延安城依山傍水，庄严古朴，城西靠凤凰山，依山建筑的城墙，气势险要，东城门外，延水绕城流过。城内街道蚁横，城乡人来人往。如今面目已非。目睹革命圣地遭日机肆意轰炸，更激发同学们加紧学习，争取早日奔赴前线杀敌的热情。大家背起砖块，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响彻延河边的歌声是女战士的誓言，是中华民族的怒吼！
正对校门的山脚下，垒起了一庄黄泥砖糊的士台，周围挂上几条土布，这竟是女大开学文艺晚会的舞台。晚会节目主持人是六班文专倪冰同志。她的嗓音清脆高昂，铿锵有力。同学们在规定时间内准备了不少精彩节目，有冼星海同志为女大谱写的校歌及黄河大合唱，还有郑律成同志教的延安颂，按冼星海同志谱写的生产大合唱编成舞蹈，依照陕北民间装饰，短衣长裤围上一条小绣花围裙，轻盈盈的脚步前后扭动着，充满了丰收的喜悦，颇具黄土高原的情调。洪虹等表演的瑶人舞，是典型的西南地区民族舞蹈。在这黄土高原上，除了同学们带来的几条花被单，再也找不到艳丽的瑶族舞衣。于是大家就地取材，把树叶串起来成了舞衣。洪虹、白凌几位同学披挂着飘逸的绿叶衣裙跳起来，把人们带到了云贵高原，博得不少掌声。
开学编班学习，参加过长征的李祥同志担任我们班的政治指导员，她是革命先烈方志敏同志的伴侣，是一位征战江西苏区的革命老同志。她对我们倾注着炽热的革命感情，特别对从敌后来的小同志及海外归侨学员，从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心，细致入微，显示着革命母亲般的情怀。女大学员在军事生活中，无论学习讨论或开会，都要先站起来喊“报告”。我从前方回来，身体不好。有一次站起来喊“报告”时，突然昏倒。医药卫生课教师朱仲丽大夫说，猛站起来血液住脚下流，头部血量一时骤减，致使晕倒，是脑贫血症。指导员李祥知此后规定我坐着发言。她还约请马海德和李明诗医生为我治疗，并嘱咐伙房给我吃病号饭。
女大是培养革命女干部的政治大学。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必修课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及马列主义等。学习职业技能的选修课如速记、新闻、师范、外语等。我选修新闻课，经常到清凉山解放日报社见习。对速记课，同学们很感兴趣，学了立刻应用，做课堂笔记有帮助，至今我还能记住不少符号。
我们这批年轻女战士，各自经历过艰难险阻，能从全国各地及海外来到延安学习，深知来之不易。大家犹如婴儿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十分刻苦。这里虽然是望不到尽头的黄土高坡，衣食住行条件极其艰苦，但是政治上解放了，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大家可以尽情地高喊“打倒侵略者！”“反对妥协投降！”的口号，再也没有反动军警大刀水龙头地追赶。爱国青年啊，可以在这里自由地呼吸。
1940年女大举行三八节庆祝大会，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便不能成功。他号召延安的妇女要推动全国妇女起来共同努力奋斗。李富春同志在会上宣布了边区模范妇孺工作者及模范妇女名单，并向模范授奖。冼星海、傅连同志获模范妇孺工作者奖。我获得边区工作中的模范妇女称号。在女大第一次党代会上，我被推选为校总支常委。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渡过难关，中央决定机关精简，院校合并。女大和陕北公学、泽东干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女大大部分同学分配到基层工作，部分同学上了前线。学校决定我报考中国研究院继续学习。1941年9月，我考进了中央研究院，分配在中国经济研究室做研究生。
“这里真是财经办事处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发给我军被服、粮饷及一切抗日经费。蒋介石调集嫡系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及经济封锁，断绝一切外援。妄图在日寇夹击之下围困消灭我军。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延安军队和机关，学校、团体约6万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起来，军民协调生产，发展自给经济。
贺龙同志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为了加强反封锁斗争，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指挥和财政经济建设，1942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贺龙为办事处主任，同时负责定期召开财经委员会。
西北财经办事处驻南门外杜甫川北山坡一排整齐的土窑洞。山下小河边是光华农场。我从中央研究院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负责收发保管档案、文件、资料，做会议记录、整理分发等工作和负责一部军用电话。另外给警卫连战士教文化课。我刚报到，贺龙司令员交代一个任务，是到北门外后勤部饶正锡部长处，将各军分区警一旅、警三旅、独一旅、三五八旅及三五九旅近年生产自给材料统统抱回来。我和朱竟之同志将各旅资料计算了几天，整理完稿，复写后，挑选一份最清晰的，遵贺龙司令员嘱咐呈送毛主席。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三五九旅生产自给百分比最高，达百分之九十，其他各旅也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伙房吃的土豆就是三五九旅交的公粮。
为研究解决延安军政机关学校6万人的衣食及抗日经费，并筹备12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李富春同志来到财经办事处指导工作。会议筹备加紧进行的同时，调来喻杰、王开、朱劭天等同志。
解决几万人的办公及学习用纸也是当时极其重要而困难的问题。边区政府建设厅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建起了造纸厂。山间丛生的马兰草纤维长，是造纸的好材料，但它的纤维粗硬，缺乏韧性，加上技术工艺落后，造出来的纸既黑又硬。即使这种粗糙的纸张也需要节约使用，信封不仅需要自己来糊制，而且常是一个信封要正反用两次。我负责文件资料工作，经常要翻用信封。1942年12月边区政府高干会议前，我收到一封朱总司令写给贺龙司令员的信，信封背面则是毛主席写给朱总司令的。这个信封我认为很有纪念意义，随机密文件收藏在一起了。
1943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了大量部队，准备袭击边区，企图从关中军分区进攻延安。贺龙司令员和薛明同志及随员，从绥德军分区骑马日夜兼程赶回延安，布置战斗。仅有23个县150万人口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为蒋介石所不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以消灭之而后快，妄图达到其真投降假抗战，叛国求荣的罪恶目的。
我们的队伍斗志昂扬地开赴前线了。贺司令员站在山坡上，傲然感叹地指着杜甫川出发的队伍说：“你们看，我们战士背的子弹鼓鼓的，其实是高粱秆子。每人只有两颗子弹。”接着又说：“不过前线一接火，就什么都有了！”贺司令员说得那么豪爽，那么自信！几个月前，我们从边区财政供给方面为延安部队的装备精打细算，英勇的战士背上仅有的装备，昂然出发，他们将从“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那里得到美式装备。
西北高原旱寒，进入9月就要穿棉衣了。这一年发的棉衣布是同志们自纺的棉纱，质量差，只能用双经双纬才能织成棉布。由于棉花不足，用羊毛代棉絮。羊毛絮穿起来十分暖和，只是一到阴天返潮时，羊毛发出的气味就像在羊圈里一样难闻。同志们心灵手巧，人多主意多，大家拆出羊毛，在小河的流水中踩洗得雪白，质地软且无气味。把洗后的羊毛再絮进棉衣套里，既轻又暖和，我们都穿上皮袄了。
1943年底，西北财经办事处从杜甫川搬迁北门外，驻进联防司令部大院，贺龙司令员住回联防司令部。
1944年春，陈云同志来主持财经办事处工作，随后于若木同志也调来。不久曹菊如、陈郁等同志也陆续调来办事处。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下，边区军民工农业生产力争自给自足。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同志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进而整顿财政，从贸易、金融方面向围困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更激烈的斗争。于是下基层调查摸底，召开各类干部调查会，上下都紧张起来。领导同志经常讨论研究问题到深夜，有时甚至干通宵，白天仍去许多单位作经济调查。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亲自去南门外新市场作实地调查，并从国民党地区的各种书籍报刊中查找资料，指示编印了《西北盐业资料汇编》及《西北花纱布资料汇编》，印发各单位作为业务参考书。并编印了一份《经济消息》半月刊，分送中央领导同志及基层干部参阅，及时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活动市场行情，加强对敌金融贸易斗争。在编排付印以上资料中，大量摘录、抄写、校对工作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大家工作都十分紧张。
为响应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把机关生产组织得更好，负责蔬菜生产的专职管理员，在开春前就到富县购买各种菜籽。延安地处西北高原，菜种子缺乏，有时为了弄些种子，得到处奔跑。我们还通过邮局收到国统区各处寄来的瓜果蔬菜新品种的种子，许多都是爱国进步人士冒险匿名寄来的，还有一包直接从南京植物研究所寄来。这对我们是一种多么大的支持和鼓励！
大伙在财经办事处门前种上西红柿和黄瓜苗，每块菜田四周又点播了玉米和豆角，玉米种子是少奇从华中回延安，路经山东带来的甜玉米。天不如愿，这年陕北大旱，井水都难打出来了。红军战士石芝随同曹菊如从银行调来，她们拉着驮骡去延河驮水。黄昏时分，大家一起浇水。我和于若木、王书范负责掏粪。不久，财经办事处的大院一片葱绿，西红柿硕果累累，甜玉米长出粗大的玉米棒子，玉米秆架着豆角、黄瓜，大南瓜拖在畦边，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有一天，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来看望陈云同志，一进大院就高兴地称赞道：“这里真是财经办处事啊！”
1942年边区高干会议后，边区军民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大生产运动形成了高潮。部队、机关、学校人员都定有生产任务，机关除种菜外，女同志主要是纺线。北方农村常用的旧式纺车，轮子小，效率低，每抽出一根丝，车轮需要摇十几转，慢而且费劲。在纺纱时，同志们发现我纺纱心细有耐性，抽出纱细而均匀，棉花拣得洁净无杂质，棉条也搓得均匀。大家一致要我试纺“机子线”，就是通常缝纫机上用的线。这种线需要三股纱合起来纺成一条线，而且要均匀，有韧性，不易断，能通过缝纫机上的针眼才行。
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不仅做到全部自给，而且“耕一余一”，同时发展了工业，建设了纺织厂、肥皂厂、造纸厂、油厂、酿酒厂及铁木工厂，成立了运输队，骡马及骆驼有近千头。在冈峦起伏的陕北高原，正是靠这条钢铁运输线，发展了对外贸易，保证了边区的民用军需。在发展棉毛纺织中，后勤部何维忠部长仿照家乡湖南的平江纺车，又仿照浏阳的纱锭，改进成为“平江式纺车”。这纺车性能良好，纺三尺长的纱，只需摇三四转就够了，大大提高了效率。因而三五九旅的“平江式纺车”一时闻名延安。于若木同志调来财经办事处后，我俩一起到东门外三五九旅供给部驻地，各买了一架纺车。这车是铁锭，另有小加速轮，纺起来轻快得手。我们试纺机子线成功，得到联防后勤部同志的赞许。
要纺机子线不容易，先将三根纱用纺车合成一股，然后用手捏住用力捋一遍，可使线更光滑均匀，容易通过缝纫机的针孔。我和于若木同志每次送交后勤部被服厂的线大都合乎要求，有时也给退回来。这就要求我们提高技术，精益求精，纺车上安装的小加速轮可谓新技术，我经常掌握不好，出了毛病，总是于若木同志帮助修理。我和于若木常去南门外新市场买棉花，有时自己掏钱买些麻糖等零食解馋，我俩吃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好像又回到北平当学生的时代，至今仍回味无穷。现今我还保存着一缕当年纺的机子线，保存着对当年艰苦岁月的怀念；保存着同志间深厚的革命情谊；保存着我们延安生活无限的乐趣。
西北财经办事处年终总结评比中，我被评为1944年模范工作者。
“土包子起了个洋名字”
1943年底，苏德战争已进入苏军反攻阶段。我的大女儿11月22日出生那天，正是苏军收复果梅尔城，鸣礼炮二十一响。为纪念这个日子，我和劭天给女儿起名为“果梅尔”，并在一顶小红帽上用绒线绣上了“GML”三个英文字母。陈云同志看到果梅尔这般打扮，高兴地说“土包子起了个洋名字”！
那时我和劭天带着刚出生的女儿住进后勤部山坡的窑洞。产假期间受到贺龙司令员及薛明同志、联防后勤部张令彬部长的关照。张部长多次派人送来大米、猪肉、鲜奶等。小孩初生按规定发棉布2丈5尺，红糖1斤。给孩子分的不是军装布，而是绿花色洋布，不能做军装。围困我们的国民党顽固派竟如此狡猾阴险！
女儿在身边喂养，给家庭生活带来了乐趣，但也给工作带来一些影响，为了全心投入工作，我决定在四乡找农家寄养小孩。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忙，在桥儿沟的一条山沟里找到一户李姓农民的媳妇。她的孩子出生在土炕下，受了门遒风而夭折，四十岁上下，正苦于身边没有孩子。我立即到集市上买到猪蹄为她下奶。他夫妇高兴地给我的女儿起名叫“招娃”，意思是期望给他们招个娃娃来。他们不让孩子哭一声，饱奶日夜足吃。每逢节假日我和劭天经桥儿沟去看望孩子时，常碰上了丁雪松和郑律成同志，他们也是一起去看望寄养在农家的孩子。
孩子送到奶母家去了，我一身轻松，全神贯注投入工作和生产。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努力做到生产自给，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清明节前后，我先给西红柿苗床盖一层马粪，以保暖快出苗。这是片生荒地，土质肥沃，首种西红柿获丰收，平均每棵结果32个，最大的果重12两。在一片旧坟地上，我和劭天播种了几十窝南瓜，准备过冬菜。老坟地土质特肥，每棵长长的瓜秧都拖着几个南瓜，长势喜人。在延安疗养院休养的晋绥军区副司令员、晋绥边区行署主任续范亭常散步来到我们菜地，指点我们生产。有一天下起蒙蒙细雨来，续主任诗兴大发，高兴地顺口拈来：“春雨淅淅下，夫妻种南瓜，丰衣又足食，人民笑哈哈。”几年来，我们与革命老人在一起，时时受到关怀与教育。
三伏天到了，孩子难熬三个夏，果梅尔病了，消化不良，大便像酸牛奶一样。我到桥儿沟附近找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小儿科黄树则主任听完病情后，立刻派一位男医生出诊。我们一起过河，沿着山沟到了暖水沟村，经检查，是典型的急性消化不良症，失水过多，快去住院。一匹大灰马驮着奶妈抱着孩子，到医院已经黄昏时分了，安顿住院后，我带着沉重而紧张的心情，摸黑赶回机关。次日大早，我赶到医院小儿科时，黄主任说：“儿科护士长刚给招娃输了10CC血，你快去化验血型，给孩子输血。”我顺着山坡走到另一排窑洞化验室，立刻抽了10CC血。当医护人员忙着把一管鲜血针头插进孩子脑门输血时，奶妈心疼得在一边哭起来，直到给孩子输完血，还呜咽不已。
病儿失水多，急需补液，需点滴葡萄糖盐水。但孩子瘦得皮包骨，一进针就痛得翻白眼昏迷，难以输液，只能喂几勺维生素丙冲剂。我每天早去晚归到白求恩医院，几天后孩子有了好转，慢慢能吃奶了。在孩子病重期间，小儿科黄树则主任、随我跋山涉水到奶妈家邮诊的医生，以及先给孩子输血的护士长，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延安战友们，他们在技术设备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在这一排土窑洞里，把病危的孩子救活了。果梅尔现名朱延力，是中山医科大学儿科医生、教授。
正在工作生产百忙中，果梅尔被奶妈送回来了，说暖水沟发生了流行性传染病。来得太突然了，难以抵御的生活现实，再大的困难，也得承担。我这个年轻人，正需要在工作中磨炼成长，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决心带着孩子，坚持完成工作任务。
领导和同志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帮助和关心。于若木同志几乎每天都送来陈云同志省下来的牛奶给孩子喝。当时边区生活条件差，物资局叶季壮同志设法从边界口岸买来两头奶牛，中央委员每人每天两小瓶。陈云同志让于若木同志一定分给果梅尔一瓶。他们另买了一只羊养在山坡上，为陈云同志补充营养。不久我用纺机子线的钱也给女儿买了一只小黑羊，由张荣同志帮助，一起在山坡上放牧，并负责每天早晨挤羊奶。我很快也学会了一个人挤羊奶。
续范亭主任听说我的女儿回来了，立刻送来一辆儿童车。孩子在车内能坐能站，舒适又安全。每天喂饱孩子后，就让她坐进小车，放在长廊前，看过往行人。下岗休息的警卫排战士热心帮助照看，陈郁同志和袁溥之大姐，每次下山走过我们家门时，总是亲热地把孩子抱起来，亲了又亲，用胡子茬横扫孩子的额头，深表老夫妻对下一代的深情厚爱。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深切关怀，我经过一番磨炼，带着孩子工作也习惯而且有序了，有时工作更加重些，也能完成。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无条件投降。陕甘宁边区财政金融已趋稳定。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移交西北局。我经手的财经办事处三年来的文件、档案材料以及《经济消息》半月刊的编印工作等，都移交给西北局贾托夫同志。1945年8月15日，我和劭天带着果梅尔到总政摄影室合影，留下在延安的一张纪念照，留下难忘的回忆。9月17日，陈云同志和彭真、叶季壮、伍修权同志乘坐飞机去东北了，陈云同志临出发时叮嘱劭天等，迅速组织十几人延安财经干部队出发去东北。
延安财经干部队准备出发去东北，行军路线是沿着长城内外，跨越北岳恒山，长途跋涉。我的胞妹秉浩从抗大赶赴东北，姨母宋介、姨父杨霖在总政治部待命，做好行军前的准备。
为了孩子行军途中的食品，于若木和石芝同志为此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决定烤蛋黄奶油饼干。陕北靠内蒙古，不缺奶油。正巧总务科库房挂着一包奶油，鸡蛋容易买到。于是我们借来一个平底锅，装上奶油蛋黄和面粉搅匀，放在木炭上烤，费了几天工夫，把饼干烤出来了，装满了一个美孚石油大铁桶，和孩子的摇篮一起驮在马背两侧。总务科同志，特别选了一匹驾辕的大枣红马，并决定张荣同志跟我们一起照顾这匹大红马。张荣同志是晋北黄河岸边保德县人，来延安参加革命时才11岁，一直在中央机关任勤务员。平时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给了我们不少帮助。他能和我们同行，增强了我们胜利到达东北的信心。财经干部队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潘振武同志领队，有银行的崔平、曹根铨，财政厅的王右清，留学德国的化学专家刘咸、耿振昌、李维新等，各盐业公司、土产公司的经理等，叶季壮同志的夫人，还有马背摇篮里的九个孩子。
1945年10月10日，我们一行一大早就出发了。深秋的延水粼粼碧波，清澈见底。宝塔山的塔影、土窑洞的灯光、王家坪的桃林、还有杨家岭的钟声……革命圣地延安啊！八年抗战，万千革命干部在这里成长。等着吧，我们会回来汇报人民共和国的胜利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