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良素
一
我出生在贵州遵义县高坪乡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是父母唯一的独生女，父亲给我取了一个充满女性味的名字——伍良素。
祖父是秀才，父亲和大伯经营盐业，生活比较富裕，但重男轻女。从我懂事开始，就常听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堂弟与我同年初中毕业，家里送他到成都上高中、上大学，而我苦苦要求，却不让去，我深感社会的不公，男女不平等，就暗下决心，要立志做到自尊、自信、自强，做新时代的新女性。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了遵义县城，有些红军住在我家，我从乡下回遵义家中，听母亲和邻居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欺压百姓，不调戏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群众的东西照价赔偿……红军队伍里还有女红军，她们一样拿枪，一样穿军装，一个个英姿飒爽。听了这些，我从心底里赞叹、羡慕，这是多么好的队伍啊！我想如果我能成为女红军，那该多好呀。
那时，我家在遵义县城里，经营盐业生意。老百姓没有盐吃，母亲请红军帮忙出售食盐，红军还帮我母亲挑水、洗衣服、洗菜、煮饭，亲如一家。军民鱼水的事实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造谣污蔑。
红军在遵义写下光辉的一页，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我在遵义第二女子小学毕业后，就到遵义女中读书。语文教员余振帮，他热爱祖国，对“抗日反共”嗤之以鼻，他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教导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女中期间，我利用课余的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革命小说，读高尔基、鲁迅、茅盾等人的著作。我和朋友罗茜、尹维等经常在一起，讨论进步的书刊，关心时事，论谈形势。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烽火席卷祖国大地，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寻求革命真理，纷纷奔赴延安。
1938年，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政府由表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推行反共、防共、溶共、限共的反动口号。遵义县党部秘密监视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遵义进步生活书店被查封，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被抓捕和关押。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獗，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遵义女中的进步同学尹维、罗茜、曾明霞、于洪等都先后奔赴延安。在她们奔赴延安的感召下，激情在我心中激荡，烈焰在胸中燃烧，我也作出了毅然的抉择。
二
1939年春，我和杜奇结伴，离家奔赴延安，行程的第一站是先到重庆和余正帮会面。乘车途中，我和杜奇既兴奋激动又十分忧虑紧张。向往延安、奔赴延安是我们的夙愿，实现夙愿的第一步已经开始，这怎不令人兴奋激动呢？我也明白到延安有很多艰难险阻，绝不能松懈麻痹。我们时刻警惕国民党的盘查，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车子到达重庆时，天黑沉沉的，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这时码头上跑来几个搬运工人，要给我们搬行李，我们不敢讲话，怕“言多必失”，赶紧到市里找旅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大城市，一切都感到新鲜、神秘。
重庆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是特务、警察、流氓、坏人集中点，情况很复杂。夜里，我躺在床上不敢入睡，两眼死死盯着门帘直到天亮。
真是万幸，第二天我们见到余振帮老师，马上搬到同一个旅店居住，悬在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下。但由于形势严峻，我们又没有找到直奔延安的机会，盘缠有限，不能长住重庆，于是余振帮老师带着詹俊、杜奇和我三人步行到了成都。
成都是大后方，是西南文化中心，进步学生、革命青年比较集中，共产党在成都的统战工作相当活跃，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群力社”。在“群力社”的领导下，搞救亡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争取进步青年。我们参加“群力社”组织学习，读毛主席《论持久战》等著作，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动态等。我们大唱革命救亡歌曲，以歌声激励革命热情，以歌声振奋民族精神，以歌声争取进步青年，我们还参加游行、募捐、宣传，到医院慰问被日寇炸伤的群众……
我人在成都，心却飞向延安，我多么渴望能快点奔向延安啊！我始终把成都只作为奔向延安的第二站，根本不想久留此地。但成都到延安有三千里路程，而且又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的确艰难极了。当时虽有八路军军车去延安，但车次很少，载人很少，而且还要有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因此能坐八路军军车到延安的人很少。我们只能尽量寻找和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等待时机，没有绝对可靠的关系介绍，绝不能行动。因为国民党军、警、特务机关在从成都到西安的路上设了许多关卡，阻拦进步青年去延安。无可奈何，我在成都足足等了一年。
我在急切盼望去延安的时候，认识了光未然，他从前方到成都不久，为国民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招收学生。我经光未然介绍，经组织同意，在民大队伍掩护下，随队从成都出发，情绪非常高涨，心想这下子去延安可有希望了。
1939年12月8日我们在大队长程怒平，大队副王冢广，大队指导员王怀安带领下从成都出发了。整个大队大约200人，其中有革命青年、共产党员约百分之七十左右。民大在成都的招生工作，实际上是在川康特委直接帮助下合法地进行的，负责招生工作的韩天石就是当时川康委委员。
当队伍步行到陕西省宝鸡时，我利用暂休的机会离队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后转送去延安。当时负责谈话的王哲然同志却要我速回宝鸡，绝不要中途离队。原来王怀安已比我提前一天去西安联系接头工作。当时中央根据时局的新变化，因阎锡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共反人民，二战区新军（我党领导的军队）和旧军（顽固派的军队）已经打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去二战区了，中央指示要将大队人员全部拉到延安，当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大队到达了洛川，洛川是国民党统治区最后一个县城，途中要经过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交通镇茶房，才能到达阎锡山所属地牛武镇。当王怀安与当地驻军接头时，他们已接到中央通知，负责接待和安全工作，将阎锡山派来洛川接管大队的人员监视起来，并且在接管检查时把他们的枪下了。
大队到了茶房时，天已经黑了，大队已安排在茶房宿营，第二天向延安前进。驻军负责同志说，茶房离国统区较近，万一夜间阎锡山突袭茶房，安全没有保证。因此大队党组织果断地决定，继续夜行军，而且是强行军，从速奔赴甘泉县休息。同志们整日行军已非常疲劳，这时都已休息睡觉了。然一声紧急集合令下，叫大家马上起床到院子集合。同志们紧张迅速到了集合地点，指导员王怀安站在队前，态度紧张严肃，他说阎锡山反共了，二战区发生了“晋西事变”，新军打起来了，现在大家有两条路，是到反动黑暗的地方去？还是到革命光明的延安去？同志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坚决到光明的地方去，到革命圣地延安跟共产党抗战到底。这强烈的吼声震破了严冬的静夜，群情激奋。我和大家一样，心潮澎湃，激动万分，队伍当即组成一路纵队向甘泉前进。
同志们完全忘记了当日行军疲劳，各自背着背包，在漆黑宁静的深夜继续出发了。夜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听见同志们行军的脚步声，大家摸黑沿着古道小路，翻山越岭，水过河，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几乎小跑前进，只听见前面细声传话：快点跟上，不要掉队。有个别同志怕掉队，怕走错路，怕摔伤，就手拉着手，前后拉着衣服，互相照应，相互帮助，共同前进。
行军一天，奋战一夜，快黎明时，我们终于到达了日思夜想的陕甘宁边区甘泉县城。第二天当我们走到三十里铺，见到中央派来接我们的柯仲平同志时，大家兴高采烈地跳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亲人握手问好。柯仲平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党对我们的关怀、慰问和欢迎。韩天石也受中央青年工委的委托，代表中央青委和延安青年同来迎接我们，并在草地上举行了欢迎会，致了欢迎词。我们离开成都，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比我们先到延安，所以大家对他的欢迎特别感到亲切。
向往已久的延安，亲爱的党中央，你就在我的眼前，我就在您的身边，远望那雄伟壮观的宝塔山，山坡上一排排整齐美观的窑洞，我心潮起伏，热血沸腾，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欢乐，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我们经过延河岸边的沙滩，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我们的驻地，北门外新华书店礼堂。这是我们的临时宿舍。中央青委冯文彬、徐一新等领导来看望和慰问我们，中央青委在中央大礼堂开大会欢迎我们，冯文彬传达了党中央对我们的慰问和鼓励，并代表中央青委作了重要讲话，大会开得热烈而活泼，会后还演出了精彩的话剧。
我们在临时住处等待分配。第三天中央党校、抗大、陕公、女大、青干、鲁艺等校的同志分别来看望我们，并介绍延安情况，他们的介绍十分热情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行程1500多公里，行期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使得我们浑身衣、裤、袜都破烂不堪，由于长期不能洗澡，大家满身是泥土，有的同志还长虱子了，大家开玩笑叫它“革命虫”。组织对我们关怀备至，转眼间，我们就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了。在这里，我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生活。我被分配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第七班。
三
我在延安受教育的时间较长，曾在延安中国女大、延安大学、中央党校学习。女大校长是王明，延大校长是周扬，中央党校校长是毛主席。
1940年5月份一天的下午，我正在延河边洗衣服，看见毛主席和王明到女大合作社来了。我赶紧上山到窑洞里放下衣服，拿上从大后方带到延安的一个笔记本，走进合作社，毛主席和王明在桌边谈话，我走上前向毛主席敬礼，与毛主席握手，然后请毛主席签字留念，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是哪里人？什么时候来延安的？”我回答说：“是遵义人。”毛主席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干人？”（遵义方言称穷人为干人），我简短地作了答复之后，毛主席在本子上签了“好好学习”四个字。我感到激动、兴奋，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回忆过去，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我能站稳立场，不消极，不动摇，没有迷失方向，紧跟党，听党的话，这和党对我的教育，女大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我们为追求革命真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
回想延安时期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我们都以苦为乐，乐在其中，特别是同志之间相亲相爱，真诚无私，这高尚的革命情谊温暖我们的心，也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我想：那时艰苦奋发的情景，就是世代相传的延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