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朋
60多年过去了，这张陕北公学十四队（女生队）第九班同学的合影又在眼底闪烁。记不起这张发黄了的二寸旧照是怎样伴我从延安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山东沂蒙山，直到南下杭州、上海，历尽艰辛和坎坷，可以称为“幸存者”了！它的出现也很不寻常，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抄家，就在他们“得胜还朝”时，这张照片却落在地板上的乱纸堆里了。第二天我把它捡起来，庆祝它的“余生”，同时也使我从这张照片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坚持斗争的勇气。
照片中一共九人，依稀记得有四个四川人、一个云南人、三个河南人、一个山东人，但其名姓我已不复记忆了。因为我同这些同学相处的日子不太长（三两个月罢了），陕公分手后又各奔东西。在那硝烟弥漫的年代，分散在辽阔的战斗环境中，重新相见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随着时间的延长，就连名和姓也忘记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几乎没有碰见过照片中的人。说几乎没有，也就是说还与一二人有过奇遇。一个是那位四川人。1939年秋冬，我们在晋东南太行山区行军转移的途中，邂逅过刹那。由于各自的行军转移方向不同，敌情又很吃紧，所以虽有他乡故人相逢分外亲的情感，但我们却连互通所在单位、做何工作的话都没有说，就匆匆地随自己的部队前进而相别了。以后我离开太行山到山东沂蒙山，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照中人了。
第二次的奇遇是在上海，看见照片中另一位四川人，她在陕公的名字叫程诚，是从上海去的大学生，因为性格很开朗，很活跃，又漂亮，特别是她的名字同国民党的要人陈诚谐音，所以她的名和姓、她的容貌和才华在我的脑中还留有较深刻的印象。但是当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们在上海市委党校相见时，却已是相见不相认了。一是她不叫程诚而叫程天赋；二是她变得不像当年那样年轻、活泼、活跃了，脸颊上也有些经历过坎坷折磨的皱纹，所以我们相见不相识，更不敢相认了。尽管我们在延安陕公时是同班同学，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热炕，但我们始终没有相认。只是在20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芒照耀下，看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她平反昭雪的讣告，其中叙述了她1938年初在陕北公学十四队学习的经历，我才把程天赋与程诚对上号，但她已含恨九泉下了，再也不能同我相认，共同欣赏这张历史的见证者了！我感到很难过，很惋惜这个才华洋溢的历史科研人员的不幸遭遇。
照片中两面锦旗是“整洁”、“先锋”，依稀记得是1938年4月间，全校开展迎接“红五月”竞赛，我们第九班朝气勃勃，团结、紧张、奋斗，集体夺得奖旗、奖证。锦旗的两行小字是“没有斗争就要灭亡”，“第一工段讴歌胜利”。这是两句时代的呼唤和革命行动的口号。“没有斗争就要灭亡”的精神实质就是坚决抗战，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第一工段”是比喻开创革命工程的实践者先头部队、工作队，在竞赛中作为获胜的荣誉称呼。这两句时代的呼唤把成千成万不堪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下当亡国奴的青年，不堪在黑暗的旧社会生活、不堪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失去自由而憧憬光明的先进青年召唤到革命圣地延安来，他们要把钢刀插在敌人胸膛，或如鲁迅说的要把黑暗的闸门肩负到自由广阔的天地。当时我们中的许多青年，是把延安比作“耶路撒冷”，把自己比作共产主义的信徒。
“耶路撒冷”这个词有点洋味和宗教迷信味，但我们则不是洋奴和有神论者。我们这样比喻，一则是为了逃避反动派的阻挠、追捕；二则是表示我们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虔诚信仰和革命的决心。所以“到耶路撒冷去”，在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很风行，成为到延安去的动员口号和代号。
“到延安去”是一条很不平凡的道路呵！要经过多少的斗争呵！比如从四川、云南到延安的同学，当时有两条道，一条是走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条是涉金沙江、长江到武汉，从武汉乘火车经西安，再步行到延安。这两条道很难，但不算最难，最难的是都要经过国民党特务、宪兵密布的西安，在那里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折磨、种种的“检查”、“盘问”，这一关真是难呵！不少青年到了西安进不了延安，国民党还在西安挂了很多抗日招牌，什么抗日军官学校、军政干校等等，公开地以“官利禄”为诱饵，同延安办的抗大、陕公、青训班争夺青年。他们的骗术很多，稍不警惕，就有落入网罗的危险，我们有的青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西安进不了延安，有的青年只好走曲线或通过中间站转到延安。如先参加阎锡山办的抗日民族革命大学、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学兵队等等渠道，过渡到延安。这种情况，没有斗争、没有爱憎和坚强的意志是很难应付、很难识别真假分清是非、很难到达延安呵！“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硬要把“投机革命”、“入党做官”、“特务”这些反革命帽子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怎能接受呢？
陕北公学十四队是个女生队，我们第九班可能是一个年龄比较小、文化不太高的班组，平均年龄不会超过18岁，这个估算是根据这个班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初高中学生，是出了家门进了校门、由一般校门进入另一种新型校门的学生，思想都很单纯、幼稚，没有一般旧社会那种待人接物的俗气，只有追求真理、迫切要求学习和进步的朝气，有时碰了钉子，挨了批评还会哭鼻子撒娇的，脑子里像一张洁白的白纸一样，可以画最好最美的画。因此，对接受马列主义的真理和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确实是句句听得进去、记得下来，而且还要付诸实践。记得当时在陕公给我们讲授中国革命问题的老师是著名的教授何干之同志；讲授游击战争的老师是两个老红军指挥官——周纯全同志和邵武平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毛主席两次给我们作《反对自由主义》和《论持久战》的报告，所有这些新鲜的教诲，对转变我们的思想、明确革命的道路和政策十分有益，至今犹有记忆，而且随着革命实践的增加和不断的再学习，更加深了领会的程度。现在，毛主席以及何干之、邵武平、周纯全，还有老校长成仿吾，党组织书记李维汉这些敬爱的老师、老首长都相继过世了，作为一个曾经接受过他们的革命启蒙的学生，我永远怀念他们，铭记他们的教诲，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工程中，坚持斗争，为“第一工段”的青年同志们讴歌胜利。
照片中的人，和成千成万的延安的先进青年人一样，在学习期中，多数人不久就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庄严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遵守纪律，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工作。记得四五月间，有一次在清凉山脚下一个山洼里开全校党员大会，当时的党组书记罗迈（李维汉）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党发展了。确实，一二千人的党员大会，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在传达中央决定中，他特别强调遵守纪律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纪律就是这么几条：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每个党员都必须自觉遵守。政治上犯错误有个认识问题，组织上违反纪律就不能这样说了，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同志是这样做的。有些同志即使受了不公正的处分和待遇，仍然能默默无言，自觉遵守这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坚信党坚信真理。可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许多同志才省悟到了，要遵守这几条非常原则的纪律也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呵！情况很复杂，遵守纪律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只有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知识分析能力，不盲目服从，迷信个人，才能正确遵守纪律，不犯错误。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当以后者为主。
最后，我很渴望见到这张照片中的人，能够向自己的儿女以至孙儿们讲讲当年是怎样做“第一工段”的胜利者和幸存者，从而为发扬延安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