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翔安
我的母亲冯慧德1940年奔赴延安时，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女性，与一些声名显赫的女革命家、女作家相比，不大被人所知。知道她多半是由于她是齐燕铭的妻子和其后的一群子女。我的父亲以他潇洒儒雅的学者风度在当时众多工农干部中相当引人注目，他们俩竟随身带了五个孩子（四个子女一个侄子）到革命圣地延安，这在当时可能是少有的。
她90岁高龄时，子女及孙子们为她过了一个俭朴的生日，望着被围坐在中心的她，我不禁想起了一个作家写的警句：“人的一生要走的路是漫长的，但决定一生命运的只是关键的几步。”母亲一生为这句话作了最好的注释。
母亲1905年7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生活富足优裕，不幸14岁丧母，几个兄长混迹于上海做生意，只有她一个女儿，年纪最小，没有受到更多的封建束缚。她不顾全家人的极力反对，决意要到上海读书，1923年就读于上海爱国女子中学。这是上海第一所女子中学，最初是蔡元培先生办的，其后由季毅生任校长（蔡和季均是常熟人）。
她有一个表兄叫章光明，比她大四岁，当时在上海永安公司做收账工作，思想进步，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常给她讲些革命道理，对她影响很大。她与表兄很要好，但姨母心中的媳妇是个守妇道、温顺、勤劳、能操持家务的女子，她显然不符合姨母的条件。姨母为了让他俩死心，就急忙给表兄订了一个童养媳。她在爱国女中毕业后，季校长鼓励她们几个高材生去北平上大学，加上她也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萌生了一种自立自强追求新生活、立志闯出一条自己的路的想法，便毅然只身到了北平，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1926年她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系主任吴承仕是著名的经学家，是章太炎的四大弟子之一。我父亲也是国学系学生，二人成为同窗好友，大学四年他俩关系日趋密切，但学习非常刻苦专心，立志毕业后再结婚，到1930年结婚时，吴承仕先生和同班同学才知道他俩的亲密关系。结婚典礼是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吴承仕先生是主婚人。
在吴承仕先生治学严谨而刻苦的学风影响下，父亲致力于中国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一度钻入故纸堆中，1932年被吴先生聘为国学系讲师，成为吴的得力助手，开始讲授并着手编写《中国戏曲史》、《中国文学史稿》、《论衡集注》、《史记秦本记笺》等书稿。婚后他们住在北平西单南安里，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为了生计，父亲前后奔走在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东北大学和一些中学兼课。政治形势的影响和日寇侵占东北的严重现实，对他们这对爱国青年震动极大，父亲开始读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文艺书籍。他与当时在中国大学的同学和教师曹靖华、张致祥、孔席珍等协助吴先生创办《文史》、《盍旦》、《新时代》等进步刊物，发表反对黑暗统治呼吁救国的文章，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爱国热情很高。“一二·九”运动中，父亲还向吴承仕先生介绍马列主义书籍，师生间讨论抗日救国的大事，吴先生后来思想也很激进，他逝世后延安《解放》曾出了一期专刊纪念他。
1934年秋，我父亲曾为印刷进步刊物被北平宪兵三团拘留，母亲到处奔波才把他保出来。此后父亲的思想更进步了，接触到了党的地下组织成员陈伯达、黄松龄。1935年陈伯达把曹靖华、张致祥、孔席珍和我父亲等人发展成为中共党员，成立特别小组。这时母亲已哺育着四个孩子，家务事多，但她非常关心和支持革命事业，常资助陈伯达并为陈离开沦陷区提供路费。1937年北平被日寇占领后，父亲想离开北平到抗日前线去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正值母亲要生第五个孩子，家里已有的四个孩子最大的才七岁，母亲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有什么积蓄。父亲书生气十足，遇事不够果断，此时非常地犹豫，是母亲坚决叫他立即离开北平。母亲的英明决断、奋不顾己、明大义舍小家的态度，使父亲下了决心。是母亲替他买好车票，给父亲了一点首饰，送他上了车，父亲从此参加了抗日革命队伍的行列。
此后母亲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她只好搬到太仆寺街与公婆、弟媳一家同住，靠变卖东西维持一家生计。当时我叔父齐振铎（清华大学学生）也参加党的地下组织（1941年日寇“扫荡”时成为烈士），那时日寇到家中搜捕，全靠她机警地藏好材料沉着应付。
1939年母亲决意离开沦陷的北平，带着孩子到上海谋生，爱国女中季校长帮她安排了学校的教务工作。她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学校，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1940年得知父亲已到重庆的消息后，母亲决心带着孩子去找父亲，这个决心要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克服的。先是变卖东西筹集路费（当时从上海去重庆，须经过香港、越南河内，再经昆明北上到重庆）。她一个妇女要带八九件行李和五个小孩（其中一个孩子是我大舅的儿子，她担心这孩子在上海会变坏，非逼着舅舅交给她一起带走）。一路上丢三落四，常常不是这个孩子发烧，就是那个孩子拉痢疾，到香港语言不通靠写字问路，经过许多关卡，有人看她是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一群孩子，常常刁难她。千辛万苦走了近两个月才到重庆，见到了父亲，后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全家一起到了延安。她从小生长在富裕的家庭，一直在大城市生活，她不是不了解参加革命的艰险和延安生活的艰苦，她投身革命若没有追求光明的坚强信念和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是绝对做不到的。
她果断地带我们一群人去延安，也出于她对子女的教育方法觉悟较早，她从来就认为艰苦环境下有助于孩子自立成才。她对孩子从不娇惯，从不为孩子代劳。我们从小就习惯住校或远离父母生活。到延安后，她把我们交给组织，我们穿什么吃什么，每日功课怎样，她很少过问，她只注重结果，谁取得了成绩她就鼓励谁，有时也给予物质奖励。记得我在沈阳医科大学上学时，1952年被推选为出席世界学联理事会的代表，要到罗马尼亚去开会，她高兴地立即为我买了一块瑞士英纳格表（用了12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礼品。1956年大姐和三妹考上赴苏留学生，她也是给予奖励。姐弟几个做什么错事最怕她的批评训斥，她批评我们总是用词尖锐毫不留情。用“慈母”来形容她不贴切，她多是起着“严母”的作用，直到现在头发已经花白的子女们，也不敢轻易在她面前发牢骚。现在我们姐弟几个都步入花甲之年，个性都比较强，比较能吃苦，学业和事业大体可算上比较优秀，我表哥在延安上医科大学，后成为解放军高级医学专家。我们姐弟加上我们的伴侣，有政府副部长，有驻外大使，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有高级工程师，有优秀党务工作者，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我们都是在革命摇篮里锻炼成长的，但如果不是母亲果断而不畏艰险地带我们到延安去，我们的性格和命运将会是怎样呢？正如哲人所言，上代人的性格和命运深深地影响甚至是主宰着后代的人生。
母亲到延安时，组织上看她带了这么多孩子，想分配她去幼儿保育院工作。母亲却提出很想做些其他工作，组织上答应了她的要求，分配她到陕北公学做文化教员（后转到学校）。到现在她还清晰地记得，她去上课时，学生们多是各地来的工农干部，非常热情，用唱歌欢迎她。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学生们穿的差不多都是破羊皮袄、破棉袄，鞋也是破的，指挥唱歌的人，破袖子露出的棉絮随着挥动的胳膊抖动着。她常说在延安那段生活是精神上最愉快的日子，同志们真诚相处，革命的乐观精神互相感染，住在山沟里，对革命大事，中国大事情清清楚楚，不为个人利益小事烦扰。那时她也虚心地改造自己唯我独尊的大小姐脾气，也学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积极争取入党，1941年4月她就加入了党组织。此后她牢牢记住入党宣誓时她立下的誓言“一辈子跟党走，决不犯错误”。
父亲到延安后，总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和长征出生入死的锻炼，要自觉改造思想，加倍努力工作，由于他勤恳的工作在延安曾被选为劳动模范。他1944年初调到解放区代表大会做筹备工作，开始接触到周恩来同志。国共谈判时随周总理去重庆、南京，后在城工部、统战部任职，开国后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前前后后在总理身边工作20多年。他以周总理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的榜样，努力工作，直到1978年10月21日逝世，他是周总理身边一位很得力的好助手。
开国前，父母随中央到西柏坡，1947年9月就派母亲到石家庄女中当校长，一年多后京津解放，派她到天津河北师范学校当校长。她为改造旧学校，团结教育教师、恢复教学秩序，整日住在学校忙碌着，只是假日才从天津赶回北京住上一两天就走。他们俩谁也照顾不了谁，直到1951年调她到教育部当督导，这时他们才在总理住的西华厅前院有一个两间住房的家。1956年她被调到农业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学校在颐和园附近，50多岁的她每日挤公共汽车往返于市郊，在她60岁时才调她到市内。她前后就职的几个学校，都反映她正直、心胸坦荡、表里如一、反对浮华、淡泊名利；说她爱才、最关心知识分子；说她嫉恶如仇，即使顶头上司犯错误，她也能坚持原则进行批评。
几十年的教育经历使她对教育事业有深厚的感情，深切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她想到目前我国经济还不富裕，教育经费短缺，1990年85岁高龄的她把自己积蓄的35000元捐给了教育基金会（她当时月工资才二三百元），还把“文化大革命”补发的工资15000元交了党费。她说：“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感教育的重要，虽然我捐的钱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可以表达我晚年对发展我国教育、为培养下一代、弘扬尊师重教风尚尽绵薄之力的心意。”
她被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她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90岁高龄的她，仍然每天用放大镜看三四个小时的报纸杂志，每晚看电视新闻雷打不动，所以她对国际国内形势了解得很清楚。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大发展，大家生活都改善了，但她仍然省吃俭用，生活上尽量自理，不给子女和组织增加负担。她不肯做新衣服，屋里家具全是50年代的，子女们想给她换一套新的，她坚决不同意。她想尽量多存一些钱，在有生之年再给教育事业捐几万元钱。
风风雨雨几十年，她如此长寿，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她淡泊名利、有宽广的胸怀和坚强的意志。在我们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中，她很平凡，但也体现了我们党的革命品格和延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