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竞氏认为明朝的灭亡，源于官吏们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当“巨祸”来临时，群臣逃的逃，降的降，死的死，于国事无补。他认为这些人是“罪有轻重，失节则一”。他连以身殉明的“死节者”也一并谴责，认为只有像吴三桂那样才算得上是“真正奇男子大丈夫”。无竞氏对死节者的苛责，代表了当时舆论对甲申事变时在北京落入李自成义军之手的“陷贼官员”的苛刻舆论。当时在京官员绝大多数都受到李自成义军的压榨、折辱、杀戮，还有很多人自杀殉节。但当时舆论似乎并不同情这些官员，而是将受辱未死的官员视为甘受流贼的“刑辱”，是失节；将死节者视为以死来逃避责任，徒保自己名节，没有起到在国家危难之中拯救危亡的作用。其实，当李自成围攻北京之时，多数士兵已经逃散，只有少数几个官员组织自己的家丁奋起抵抗。许多将领欲抵抗义军却无兵士可以指挥，其中有些人看到大势已去，无力挽回，才愤而自杀殉国。曾在北京亲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著《甲申核真略》，驳斥当时舆论的苛责。他说：“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二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其实甲申前后，士大夫殉难者不下数百人，邱维屏也认为明末节义“自唐虞以来未有盛于此者”（《蔡公防河奏疏后序》，《求邦士钞》卷一《易堂九子文钞》，道光丙申刊本）。朱彝尊也认为当时“报国未尝无人”，而“草野之论，特一时过激，未得其平也”（《曝书亭集》卷七十二，国学整理社1937年版，第830页）。
无竞氏之所以极口赞扬吴三桂，并特意为他创作一部小说，是有具体的历史原因的。甲申事变之后，南明士人曾对吴三桂寄寓“光复”的希望，小说《新编剿闯小说》就是作者这种心态的反映。
这部小说又名《李闯小史》、《剿闯小史》、《剿闯孤忠小说》、《忠孝传》、《孤忠吴平西馘闯小史》。这部小说或许创作于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到九月这段时间。这年四月，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五月占领北京。当时清军入京打的是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因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当时人们把吴三桂看做是勇于为君父报仇雪恨的“孤忠”将领。这年九月，顺治皇帝突然入京，清朝宣布自己取代大明王朝的统治权，事态发生急剧变化。当时远离北京的明朝子民，都以为这个消息是“谣传”。当此事被证实之后，吴三桂也就由明朝的功臣一变而为明朝的特大罪人。
《新编剿闯小说》有南明弘光元年兴文馆刊本，第六卷署为“润州葫芦道人避暑笔”，崇祯十七年五月到九月之间，正是该“避暑”的时候。弘光元年，这部小说已经刊刻发行，似乎不会创作于此年的夏天。崇祯十七年九月之后，明朝遗民对吴三桂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似乎不会再有人称赞他为明朝的“孤忠”了。详审无竞氏《剿闯小说·叙》之义，可知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是无竞氏“遇懒道人从吴下来，口述此事甚详，因及西平剿贼说事”，未提及清军入关之事，有可能在崇祯十七年九月顺治皇帝入京改元之前已经完稿。
无竞氏叹息明朝养士三百年，临危却无“士”效力，这种感慨在当时似乎比较普遍。
二、顺治中后期的隐世心态
顺治前期和中后期，小说作家心态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顺治二年（1645）刊行的《剿闯小说》中，作者还敢于贬称满人为“虏”、“鞑子”，而顺治八年（1651）蓬蒿子的《定鼎奇闻·序》中，蓬蒿子就只谴责李自成，不对满清王朝发一贬词，还赞颂“大清鼎新，迅扫豺狼，顿清海宇”。
蓬蒿子将明亡原因归为“运数”：
国家治乱，气数兴衰，运总由天，复因人召。当明季之世，妖异迭生，灾沴屡见。是以覆地翻天之祸，成于跳梁跋扈之徒，使生民罹害，烈于汤火。迨夫否极而泰承，乱甚而治继，天应人顺。
大清鼎新，迅扫豺狼，顿清海宇。今赤眉尽歼于秋肃锋芒之下，俾黔首咸登于春台化育之中。率土倾心，普天欢忭，又讵非斯世斯民一大庆幸哉。
兹《新世弘勋》一编，乃载逆闯寇乱之始末，即所谓运数兴替之因繇。然运数虽系乎天机，而厥因实由于人造。惟顾举世之人，悉皆去恶存善，就正离邪。既无邪慝因缘，自绝循环报复，虽亿万斯年，当永享太平之盛也。
蓬蒿子认为清廷代替大明统治中原是“天应人顺”，符合“否极而泰承，乱甚而治继”的气数命运。不管谁是统治者，百姓都应“去恶从善，就正离邪”，以“永享太平之盛”。蓬蒿子的观点，代表了顺治中后期民众渐渐接受新朝统治的趋势。不管是否真心拥护新朝，黎民百姓都需要在新朝的统治之下结束战乱局面，重新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
小说《七峰遗编》中，比较清晰地刻画了从顺治前期过渡到中后期作家心态变化的痕迹。创作于顺治五年（1648）的小说《七峰遗编》，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民众（包括小说作家）徘徊于新朝和旧朝之间的犹疑心态，故此处不避繁难，详加引述。
《七峰遗编》第八十三回中，作者也特意描写了国变之时一个乞丐的行为，以此来贬斥南京沦陷时不战而逃的弘光朝文武官员：
闻南京百川桥下一乞儿吟诗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竟赴水而死。呜呼，食其禄者避其难。生平所读何书，所讲何事，身作缙绅先生大人，何面目对此乞儿哉。此段及以下十三段引文均出自《虞阳说苑·甲编》本《七峰遗编》，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七峰遗编》第八十四回的回前词第二首《右调〈满庭芳〉》，上阕痛悼史可法、左良玉等忠臣，下阙则讽刺了弘光小朝廷君臣荒淫误国的可耻行径：
后庭玉树，惟日事花酒，如醉如痴。待长戈指阙，放马奔驰。空说中兴大业，千载后，犹被人嗤。金山上，如麻铳炮，到处悉平夷。
《七峰遗编》在歌颂忠臣严子张等人的同时，还讽刺、鞭挞了降清诸臣。第八十五回回前词第二首《右调〈西江月〉》，描摹、讽刺绰号“萧谎儿”的萧世忠的丑态云：
昨任明朝参将，今升清代总兵。泰然重赴福山营，不道中途生衅。难望故苏火焰，北闻常熟军声。疾忙躲避胆魂惊，几蹈义师白刃。
第八十六回回前词《右调〈西江月〉》，则无情地鞭挞、嘲笑了以有明一代文宗身份降清的钱谦益：
科目探花及第，才名江左人龙。诗书万卷贯心胸，表表东林推重。南北两朝元老，清明二代词宗。贪图富贵兴偏浓，遗臭万年何用。
第八十七回写到清军屠城时，唯有钱谦益绛云楼里被杀死之人最多：
相府钱牧斋，家半野塘绛云楼也，书生鹅气，不约而同，读书人见识，俱道牧斋降过清朝，身将拜相，家中必然无兵到的。孰知屠城之令既下，岂在乎一个降官家里。第三日人传说，惟有绛云楼上杀的人多，且大半是戴巾，平日做秀才，读书人面孔。盖到此际，以使乖而误者。
这一段文字，既以悲悯的笔调记录了屠城时的惨状，又不露声色地讽刺了降清的钱谦益。在第八十八回中，作者记录并品评了一个生员的作为：
其次年，闻宗师按临岁考，有一生员进场与考，见满场无分上下，都是满装。有感于怀，文章倒不做，但写四句于卷曰：“满洲服式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胡人满眼泪，满腔心事满腔愁。”宗师见之，亦不罪之，竟听其纳还衣巾而退。若果有此事，此生员比之晋处士陶元亮，亦无愧耳。
小说通过记录这四句诗，以一介生员的慷慨行为，对比出满朝文武甘当“贰臣”的无耻行径，不动声色地讽刺了降清诸臣。
《七峰遗编》一方面赞颂大明忠臣，贬斥降清贰臣，谴责清军残暴；另一方面又称因奋起抗清而招致大祸的人是“不识时务”，不满南明军队的蹂躏，呼唤早日归顺新朝，重建太平。《七峰遗编·序》中说：
此编止记常熟福山自四月至九月半载实事，皆据见闻最著者敷衍成回，其馀邻县并各乡镇，异变颇多，然止得之传闻者，仅仅记述，不敢多赘。后之考国史者，不过曰：“某月破常熟，某月定福山。”其间人事反覆，祸乱相寻，岂能悉数而论列之哉！故虽事或无关国计，或不遗重轻者，皆具载之，以仿佛于野史稗官之遗意云尔。
时大清顺治戊子夏月，七峰樵道人书于朱泾佛堂之书屋。
翔实记载，是为了不至于忘记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作者不愿忘记的是什么呢？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描述常熟福山自四月至九月半年之间的史事，是为了借其间“祸乱相寻”的“人事反复”，歌颂明朝忠臣，追究明亡原因，惋惜大明江山的土崩瓦解。
“土崩”、“瓦解”这些词，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土崩”第一次出现，是在开篇《事迹根由》的回前诗《吊金陵》中，诗中说：“一自燕山惨变后，谁将半壁土全崩。”第二回文中描写南明军队溃败时说：“刘孔照、黄功营、王炳卿、郑鸿逵之师，星散瓦解。”第三回回前诗第二首说：“胡骑乘虚破竹下，弘光郡县如崩瓦。守城殉难并无人，义士忠臣皆是假。”第四回第一首和第七回回前诗第二首的后半首，也都提到“土崩瓦解”：“清师破竹压江头，南国中兴事可羞。无数舟樯浮海遁，土崩瓦解万民愁。”“舟行恰逢风不利，炮发又遇雨沾濡。天教明室不再复，土崩瓦解在须臾。”第四回回前诗第二首也说：“楚师东下军威挫，胡马南驰国势倾。”显然担心的是南明的安危，表明作者是心系故明的。“土崩瓦解”的反复出现，反映了明朝灭亡在作家心灵中留下的浓重阴影。
《七峰遗编》称清军为“胡马”、“胡骑”、“敌”，称新朝统治者为“清人”、“清国”，但不再像《剿闯小说》那样贬称清军为“虏”、“鞑子”，表现出一种在新朝故国之间寻求折中的心态。如第九十回回前诗第一首：“清国兴师伐大明，封疆职守任非轻。将军尽瘁巡江海，一木难支厦屋倾。”
小说中对新朝故国持折中态度之处比比皆是。这种心态在第十六回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第十六回只有两段文字，第一段描写清朝都堂土国宝英勇善战，第二段描写明朝勇将鲁游击等人死难的壮烈场面。态度似乎不偏不倚。但细细品味这两段文字和两首诗，描写、歌颂土国宝的文字比较客观，不露褒贬；描写、歌颂明朝勇将的文字则笔端带情，情溢于外。如第一段文字客观介绍土国宝原是明朝总兵，降清后屡立战功；第一首回前诗（词）中赞他“身经百战”、“出奇制胜”，但仅此而已，作家并不发表自己对这一人物的意见。
而第二段写到鲁游击阵亡时，出现了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描写：“其弟与众兵见之，无不恸哭，退出齐门”，将场面烘托得异常悲壮；作者也忍不住发表评论：“凡此皆明朝勇将也。惜其无谋而丧命耳。”第二首回前诗尾句也饱蘸感情：“饮马桥头伤暗箭，至今吴士为称冤。”这一回的文字和诗词，比较典型地流露出作者貌似折中实则偏向故明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