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越写到后来,便越流露出对乡兵的不满,和夹在明清两军之间的无奈与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第九十二回写“抗清”的乡兵不敢杀敌、专敢欺民的丑恶行径。这一回的回前诗第二首说:
鼎沸中原起战攻,兵丁骚扰四方同。
边疆遇敌神魂丧,内地欺民气概雄。
马过村坊人竞窜,舟经驿路室俱空。
可怜老幼填沟壑,安得王师救困穷。
作者在这里抱怨“明军”欺民,他所盼望的“王师”,应当是指清朝军队了。在第九十三回中,作者写到身处明清两军之间的百姓的苦楚:
是时,海上大军从崇明直到杨舍,北至狼山二百余里,舟视布满,说是义阳王、李太傅、田军门、荆监军、胡来贡、顾容等,各拥战船,摇旗擂鼓,呐喊放炮,大庄告示,声言集雄兵二十万,指日登陆打仗,救援常熟、福山、江阴等处,不许百姓剃发。百姓凡住常熟以北沿江一带者,欲不剃头,恐怕清兵杀掠;剃了头时,又怕明兵登岸,性命不保,真是事出两难,有倒悬之急,汤火之危耳。
第五十七回回前诗第二首也感慨此事:“不将发剃身先丧,剃却光头命亦亡。何异朝梁暮晋日,黎元刻刻受灾殃。”这一回文中还说:
常熟、福山相去三十六里,近县为四十五都,百姓此时俱系已剃发的。近福山为二十二都,海上兵现住扎营,百姓俱系未剃发的。二十四都居中途,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大约各居其半。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作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头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头”。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
居此乱世之中,百姓真如作者在此回中所感叹的那样:“此时地方百姓真如朝梁暮晋,性命如草菅矣。”无怪曾经身处其中的作者,发出沉痛的呐喊:“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七峰遗编》第九十五回回前诗第一首。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作者在书中最后两回,竟不自觉地希望明军远离或者灭亡。第五十九回的回前诗中,作者还在惋惜和感叹南明军队的失败:“世乱英雄终死国,运穷忠义总无功……回首江南徒哽噎,金陵云掩大明宫。”但在这一回的最后一句话中,作者在谈到明军的败亡时,竟有如释重负之感:“自此内地出没之人,除了根脚,地方渐有宁宇矣。”
小说的最后一回——第六十回,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尾。这一回的标题是《土抚台恩招离叛 杨总兵威震海洋》。如果说作者在第十六回描写土国宝时,还持以客观冷静甚至暗蕴贬抑的态度,那么在第六十回中,则较为明显地多出了些赞颂的笔调。
我们可将这两回中描写土国宝的文字对照着看。第九十八回第一段:
土都堂,开州人氏,虽身为里役,其实熟闲弓马,深晓兵机。明朝时招降土寇有功,升授武职,后与流贼打仗,积功至河南地方总兵官。崇祯末年闲住在家,大清入关以原职投降,因随军南征,豫王除授他江南巡抚,镇压苏州。
第九十九回第一段:
土抚台,开州人,讳国宝。生得白面长躯,美须细眼,智勇足备。原系明朝河南总兵,败于闯贼之手,失官潜居京师,后投清朝,从下江南。豫王爱其才干,升授巡抚之职,下姑苏收复各县与乡兵。及湖中白腰兵打仗,算无遗策,威名日著……土抚台见海上人既去,随即出榜安民,剃发者即为顺民,从前党恶一概不问,禁止兵丁打粮擅杀。果然三五日间,东西响应,百姓归者如市。由此人心稍定,沿海一带渐渐归服。
两段文字互有出入。后一段文字多了土国宝的肖像描写:“生得白面长躯,美须细眼”,似有赞美之意;“智勇足备”、“ 算无遗策,威名日著”等语,都是褒词;在介绍姓名时,说“讳国宝”,似也颇显尊敬之意。
而第十六回的文字则不见敬重之意。“熟闲弓马,深晓兵机”的评语,与“智勇足备”、“威名日著”比较而言,说法较为客观。第十六回说土国宝以明朝总兵身份投降清朝,随军南征,其中“镇压苏州”四字,颇显刺目。
第六十回则把“投降”改为“投清朝”,把“镇压苏州”改为“从下江南”、“下姑苏收复各县与乡兵”。第十六回只说“豫王除授他江南巡抚”,第六十回则特意点明“豫王爱其才干,升授巡抚之职”。
从这两段文字的比较中可见,小说写到最后时,似乎出现了因渴望和平而“衷心”拥护清军将领的心态。小说最后一句话是:“自此杨总兵之威名日盛,海上兵莫敢犯境,百姓重享太平之福矣。”作者的欣喜之情似乎跃然纸上。
作者在第一百零二回回前诗第一首中,赞颂清军道:“招集流民来畏服,山河从此固金汤。”第二首诗更是一味为大清歌功颂德:
选将屯兵保障坚,流亡安集贺生全。
福山列镇皇威远,常熟欢腾将德贤。
铁骑风驰惊虎阙,宝刀雪耀扫狼烟。
直教海不扬波日,万灶貔貅尽服田。
至此,作者俨然已为新朝顺民,似乎不复顾念故国。
然而,小说最后又有《题〈七峰遗编〉后》诗两首,含义则颇为复杂:
金陵王气化寒灰,胡马乘瑕破竹来。
最尔琴川桴鼓动,弹丸福港义旗开。
黎元留发身先丧,赤子佳兵祸已胎。
日久恐教多泯没,故将事迹缀成回。
天定焉能恃武功,不堪双泪洒西风。
三吴虎踞终朝陷,七邑病连千里烽。
榴火发时廊庙改,桂花香后室庐空。
倚节直向天涯望,江水滔滔海气朦。
在第一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极为惋惜大明的灭亡,感叹“金陵王气化寒灰”,他称清军为“胡马”,似无尊敬之意。他说江南三镇的抗清斗争是“义旗开”,显得颇为景仰;又说“黎元留发身先丧”,是对清廷无言的指责;但他又说“赤子佳兵祸已胎”,即认为百姓自发的抗清斗争是招祸的根源,虽然精神可嘉,却也似有不识时务之嫌。
在第二首诗中,作者则以抒情的方式,抒发了深沉的亡国之痛。“廊庙改”、“室庐空”,这就是战乱之后的景象,是作者内心痛苦的根源;“不堪双泪洒西风”和“江水滔滔海气朦”两联,则通过一定的场面描写,烘托出苍凉悲慨的意境。
虽然已将往事记录在案,不至于湮没无闻,但往事终究是不堪回首,余恨绵绵;作为沦入异族铁蹄之下的亡国奴,前途也终是一片迷迷茫茫。顺治五年(1650)前后徘徊在故国新朝之间的士人的复杂犹疑的心态,在《七峰遗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战乱渐渐平定的顺治中后期,一般民众的感情逐渐开始变通:他们一方面对亡明有忠义之情,一方面又对清朝有尊顺之意。但对于流民义军,却始终深恶而痛绝之,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所致。创作于顺治中后期的《豆棚闲话》,可以说是这种感情的代表。
艾衲居士很明确地表示对变节仕清者的厌恶不满、冷嘲热讽,但同时也很明确地表示自己已承认和接受了清朝的统治。
在《豆棚闲话》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中,艾衲居士肯定叔齐下山是“应天顺人,也不失个投明弃暗”。
艾衲居士应该也不赞成南明遗民在清初进行的武装斗争吧。《首阳山叔齐变节》中通过书中玉皇驾前第一位“尊神”齐物主之口,斥责遗民:
你们不识天时,妄生意念,东也起义,西也兴师,却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
齐物主说遗民的武装斗争是“不识天时”、“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应当是主张顺时安命、归顺新朝的。
齐物主还说:
众生们见得天下有商周新旧之分,在我视之,一兴一亡,就如人家生的儿子一样,有何分别?譬如春夏之花谢了,便该秋冬之花开了,只要应着天时,便是不逆天条。若据顽民们意见,开天辟地就是个商家到底不成?商之后不该有周,商之前不该有夏了。
艾衲居士还隐约表达了对台湾郑成功军队归属问题的看法。顺治年间,郑成功占据台湾海岛,奉南明永历帝和监国鲁王的旗号,拒不投降清朝。尤其在顺治末年,大陆方面的抗清势力越来越微弱,台湾“孤岛”几乎成为亡明残留军事力量的象征。清朝统治者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竭力想“招抚”郑成功。这期间,小说中有关义军首领“寄身海外”,建立“海上王国”的描写,基本上都是影射郑成功军队。小说作家们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猜测郑成功军队的归属。
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中,希望居于海岛的义军首领能够归顺新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描写的是隋末唐初“四海鼎沸之际”汪兴哥资助居于海岛的义军首领“海东天子”刘琮的故事。待到“隋朝既灭,唐主登基”之时,汪兴哥就劝刘琮归顺。他说:
吾兄与其寄身海外,孰若归奉王朔,在内不失纯臣之节,在外不损薄海之威。朝廷不疑,海邦安枕,此亦立身扬名之大节也。
于是刘琮归顺新朝,被赐为平海王,永镇海东。
《豆棚闲话》中对“寄身海外”义军首领 “前途” 的看法,正好与陈忱在《水浒后传》中的看法相反。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希望李贵等人建立的“海上王国”能够长存,在清初统治之外,保留一片忠于亡明的净土。
陈忱和艾衲居士对海外义军前途的两种意见,一正一反,表达了清初遗民和普通民众不同的情感寄托,颇为耐人寻味。
还有一些小说作家如袁于令、丁耀亢等,在顺治年间出任清朝官员,但其心态却与新朝权贵不同。袁于令因国变之初就出仕清朝而位列“贰臣”之班,与龚鼎孳、曹溶等人交往密切,受到当时南明士人的指责。
与袁于令的命运相映成趣的是丁耀亢。顺治四年,丁耀亢赴京任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后迁直隶容城教谕、惠安知县。同为出仕清朝,袁于令被人骂为“贰臣”,却无人指责丁耀亢的行径。顺治年间,舆论对出仕新朝也有通达、宽容的一面。连拒不出仕新朝的遗民,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这里可能有“谋生”的考虑在内。明清两代都是以科举取士的,读书人考试做官,是一条理所当然的谋生之道。钱谦益在撰写遗民柯元芳的墓志铭时,记载了柯元芳在得知自己儿子出仕清朝枣阳县令时的反应:“君喜曰:‘自今可以舒眉坦腹,长为遗民矣’。”(《牧斋有学集·柯元芳墓志铭》)这是典型的出于谋生需要的考虑。戴名世也曾记载当时的世俗心理:“自明之亡,东南旧臣多义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习举业取科第,多不以为非。”(《戴名世集·朱铭德传》)可能因为袁于令在甲申之变时,受到李自成义军的“刑辱”而没有以死殉明,便已经受到舆论的指责,再以明朝官员的身份出仕清朝,就更为当时礼俗所不容,理所当然被视为变节者。而丁耀亢在明朝只是一介诸生,没有功名。他在抵抗山东义军对明朝领土的进攻时,又曾有“毁家纾难”的壮举,因而受人敬重。
“毁家纾难”之后,丁耀亢家境贫寒,为谋生计,只得入京为官,以图养家糊口,且所做也只是小官。他虽身为清朝小官,心中却对清王朝的统治颇有不满,因此才借古讽今,在小说《续金瓶梅》中描述了清军入关之后的一些残暴行径。顺治十八年(1661),丁耀亢因《续金瓶梅》中有“违碍语”而遭受清朝统治者的迫害,被关进监狱三个多月。虽然很快就被赦免出狱,但此事对他心灵的打击很重,加上不久之后他双目失明,越发心灰意冷,取“呆若木鸡”之意,自称“木鸡道人”。晚年的丁耀亢一心参禅入佛,虽然没有像董说那样落发出家,却最终是“合掌念佛而薨”。
总之,顺治前期的小说作家大多怀有一种深沉哀切的亡国之痛,而顺治后期的小说作家则有渐渐认同新朝统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