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越写到后来，便越流露出对乡兵的不满，和夹在明清两军之间的无奈与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第九十二回写“抗清”的乡兵不敢杀敌、专敢欺民的丑恶行径。这一回的回前诗第二首说：
鼎沸中原起战攻，兵丁骚扰四方同。
边疆遇敌神魂丧，内地欺民气概雄。
马过村坊人竞窜，舟经驿路室俱空。
可怜老幼填沟壑，安得王师救困穷。
作者在这里抱怨“明军”欺民，他所盼望的“王师”，应当是指清朝军队了。在第九十三回中，作者写到身处明清两军之间的百姓的苦楚：
是时，海上大军从崇明直到杨舍，北至狼山二百余里，舟视布满，说是义阳王、李太傅、田军门、荆监军、胡来贡、顾容等，各拥战船，摇旗擂鼓，呐喊放炮，大庄告示，声言集雄兵二十万，指日登陆打仗，救援常熟、福山、江阴等处，不许百姓剃发。百姓凡住常熟以北沿江一带者，欲不剃头，恐怕清兵杀掠；剃了头时，又怕明兵登岸，性命不保，真是事出两难，有倒悬之急，汤火之危耳。
第五十七回回前诗第二首也感慨此事：“不将发剃身先丧，剃却光头命亦亡。何异朝梁暮晋日，黎元刻刻受灾殃。”这一回文中还说：
常熟、福山相去三十六里，近县为四十五都，百姓此时俱系已剃发的。近福山为二十二都，海上兵现住扎营，百姓俱系未剃发的。二十四都居中途，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大约各居其半。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作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头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头”。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
居此乱世之中，百姓真如作者在此回中所感叹的那样：“此时地方百姓真如朝梁暮晋，性命如草菅矣。”无怪曾经身处其中的作者，发出沉痛的呐喊：“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七峰遗编》第九十五回回前诗第一首。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作者在书中最后两回，竟不自觉地希望明军远离或者灭亡。第五十九回的回前诗中，作者还在惋惜和感叹南明军队的失败：“世乱英雄终死国，运穷忠义总无功……回首江南徒哽噎，金陵云掩大明宫。”但在这一回的最后一句话中，作者在谈到明军的败亡时，竟有如释重负之感：“自此内地出没之人，除了根脚，地方渐有宁宇矣。”
小说的最后一回——第六十回，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尾。这一回的标题是《土抚台恩招离叛 杨总兵威震海洋》。如果说作者在第十六回描写土国宝时，还持以客观冷静甚至暗蕴贬抑的态度，那么在第六十回中，则较为明显地多出了些赞颂的笔调。
我们可将这两回中描写土国宝的文字对照着看。第九十八回第一段：
土都堂，开州人氏，虽身为里役，其实熟闲弓马，深晓兵机。明朝时招降土寇有功，升授武职，后与流贼打仗，积功至河南地方总兵官。崇祯末年闲住在家，大清入关以原职投降，因随军南征，豫王除授他江南巡抚，镇压苏州。
第九十九回第一段：
土抚台，开州人，讳国宝。生得白面长躯，美须细眼，智勇足备。原系明朝河南总兵，败于闯贼之手，失官潜居京师，后投清朝，从下江南。豫王爱其才干，升授巡抚之职，下姑苏收复各县与乡兵。及湖中白腰兵打仗，算无遗策，威名日著……土抚台见海上人既去，随即出榜安民，剃发者即为顺民，从前党恶一概不问，禁止兵丁打粮擅杀。果然三五日间，东西响应，百姓归者如市。由此人心稍定，沿海一带渐渐归服。
两段文字互有出入。后一段文字多了土国宝的肖像描写：“生得白面长躯，美须细眼”，似有赞美之意；“智勇足备”、“ 算无遗策，威名日著”等语，都是褒词；在介绍姓名时，说“讳国宝”，似也颇显尊敬之意。
而第十六回的文字则不见敬重之意。“熟闲弓马，深晓兵机”的评语，与“智勇足备”、“威名日著”比较而言，说法较为客观。第十六回说土国宝以明朝总兵身份投降清朝，随军南征，其中“镇压苏州”四字，颇显刺目。
第六十回则把“投降”改为“投清朝”，把“镇压苏州”改为“从下江南”、“下姑苏收复各县与乡兵”。第十六回只说“豫王除授他江南巡抚”，第六十回则特意点明“豫王爱其才干，升授巡抚之职”。
从这两段文字的比较中可见，小说写到最后时，似乎出现了因渴望和平而“衷心”拥护清军将领的心态。小说最后一句话是：“自此杨总兵之威名日盛，海上兵莫敢犯境，百姓重享太平之福矣。”作者的欣喜之情似乎跃然纸上。
作者在第一百零二回回前诗第一首中，赞颂清军道：“招集流民来畏服，山河从此固金汤。”第二首诗更是一味为大清歌功颂德：
选将屯兵保障坚，流亡安集贺生全。
福山列镇皇威远，常熟欢腾将德贤。
铁骑风驰惊虎阙，宝刀雪耀扫狼烟。
直教海不扬波日，万灶貔貅尽服田。
至此，作者俨然已为新朝顺民，似乎不复顾念故国。
然而，小说最后又有《题〈七峰遗编〉后》诗两首，含义则颇为复杂：
金陵王气化寒灰，胡马乘瑕破竹来。
最尔琴川桴鼓动，弹丸福港义旗开。
黎元留发身先丧，赤子佳兵祸已胎。
日久恐教多泯没，故将事迹缀成回。
天定焉能恃武功，不堪双泪洒西风。
三吴虎踞终朝陷，七邑病连千里烽。
榴火发时廊庙改，桂花香后室庐空。
倚节直向天涯望，江水滔滔海气朦。
在第一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极为惋惜大明的灭亡，感叹“金陵王气化寒灰”，他称清军为“胡马”，似无尊敬之意。他说江南三镇的抗清斗争是“义旗开”，显得颇为景仰；又说“黎元留发身先丧”，是对清廷无言的指责；但他又说“赤子佳兵祸已胎”，即认为百姓自发的抗清斗争是招祸的根源，虽然精神可嘉，却也似有不识时务之嫌。
在第二首诗中，作者则以抒情的方式，抒发了深沉的亡国之痛。“廊庙改”、“室庐空”，这就是战乱之后的景象，是作者内心痛苦的根源；“不堪双泪洒西风”和“江水滔滔海气朦”两联，则通过一定的场面描写，烘托出苍凉悲慨的意境。
虽然已将往事记录在案，不至于湮没无闻，但往事终究是不堪回首，余恨绵绵；作为沦入异族铁蹄之下的亡国奴，前途也终是一片迷迷茫茫。顺治五年（1650）前后徘徊在故国新朝之间的士人的复杂犹疑的心态，在《七峰遗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战乱渐渐平定的顺治中后期，一般民众的感情逐渐开始变通：他们一方面对亡明有忠义之情，一方面又对清朝有尊顺之意。但对于流民义军，却始终深恶而痛绝之，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所致。创作于顺治中后期的《豆棚闲话》，可以说是这种感情的代表。
艾衲居士很明确地表示对变节仕清者的厌恶不满、冷嘲热讽，但同时也很明确地表示自己已承认和接受了清朝的统治。
在《豆棚闲话》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中，艾衲居士肯定叔齐下山是“应天顺人，也不失个投明弃暗”。
艾衲居士应该也不赞成南明遗民在清初进行的武装斗争吧。《首阳山叔齐变节》中通过书中玉皇驾前第一位“尊神”齐物主之口，斥责遗民：
你们不识天时，妄生意念，东也起义，西也兴师，却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
齐物主说遗民的武装斗争是“不识天时”、“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应当是主张顺时安命、归顺新朝的。
齐物主还说：
众生们见得天下有商周新旧之分，在我视之，一兴一亡，就如人家生的儿子一样，有何分别？譬如春夏之花谢了，便该秋冬之花开了，只要应着天时，便是不逆天条。若据顽民们意见，开天辟地就是个商家到底不成？商之后不该有周，商之前不该有夏了。
艾衲居士还隐约表达了对台湾郑成功军队归属问题的看法。顺治年间，郑成功占据台湾海岛，奉南明永历帝和监国鲁王的旗号，拒不投降清朝。尤其在顺治末年，大陆方面的抗清势力越来越微弱，台湾“孤岛”几乎成为亡明残留军事力量的象征。清朝统治者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竭力想“招抚”郑成功。这期间，小说中有关义军首领“寄身海外”，建立“海上王国”的描写，基本上都是影射郑成功军队。小说作家们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猜测郑成功军队的归属。
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中，希望居于海岛的义军首领能够归顺新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描写的是隋末唐初“四海鼎沸之际”汪兴哥资助居于海岛的义军首领“海东天子”刘琮的故事。待到“隋朝既灭，唐主登基”之时，汪兴哥就劝刘琮归顺。他说：
吾兄与其寄身海外，孰若归奉王朔，在内不失纯臣之节，在外不损薄海之威。朝廷不疑，海邦安枕，此亦立身扬名之大节也。
于是刘琮归顺新朝，被赐为平海王，永镇海东。
《豆棚闲话》中对“寄身海外”义军首领 “前途” 的看法，正好与陈忱在《水浒后传》中的看法相反。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希望李贵等人建立的“海上王国”能够长存，在清初统治之外，保留一片忠于亡明的净土。
陈忱和艾衲居士对海外义军前途的两种意见，一正一反，表达了清初遗民和普通民众不同的情感寄托，颇为耐人寻味。
还有一些小说作家如袁于令、丁耀亢等，在顺治年间出任清朝官员，但其心态却与新朝权贵不同。袁于令因国变之初就出仕清朝而位列“贰臣”之班，与龚鼎孳、曹溶等人交往密切，受到当时南明士人的指责。
与袁于令的命运相映成趣的是丁耀亢。顺治四年，丁耀亢赴京任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后迁直隶容城教谕、惠安知县。同为出仕清朝，袁于令被人骂为“贰臣”，却无人指责丁耀亢的行径。顺治年间，舆论对出仕新朝也有通达、宽容的一面。连拒不出仕新朝的遗民，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这里可能有“谋生”的考虑在内。明清两代都是以科举取士的，读书人考试做官，是一条理所当然的谋生之道。钱谦益在撰写遗民柯元芳的墓志铭时，记载了柯元芳在得知自己儿子出仕清朝枣阳县令时的反应：“君喜曰：‘自今可以舒眉坦腹，长为遗民矣’。”（《牧斋有学集·柯元芳墓志铭》）这是典型的出于谋生需要的考虑。戴名世也曾记载当时的世俗心理：“自明之亡，东南旧臣多义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习举业取科第，多不以为非。”（《戴名世集·朱铭德传》）可能因为袁于令在甲申之变时，受到李自成义军的“刑辱”而没有以死殉明，便已经受到舆论的指责，再以明朝官员的身份出仕清朝，就更为当时礼俗所不容，理所当然被视为变节者。而丁耀亢在明朝只是一介诸生，没有功名。他在抵抗山东义军对明朝领土的进攻时，又曾有“毁家纾难”的壮举，因而受人敬重。
“毁家纾难”之后，丁耀亢家境贫寒，为谋生计，只得入京为官，以图养家糊口，且所做也只是小官。他虽身为清朝小官，心中却对清王朝的统治颇有不满，因此才借古讽今，在小说《续金瓶梅》中描述了清军入关之后的一些残暴行径。顺治十八年（1661），丁耀亢因《续金瓶梅》中有“违碍语”而遭受清朝统治者的迫害，被关进监狱三个多月。虽然很快就被赦免出狱，但此事对他心灵的打击很重，加上不久之后他双目失明，越发心灰意冷，取“呆若木鸡”之意，自称“木鸡道人”。晚年的丁耀亢一心参禅入佛，虽然没有像董说那样落发出家，却最终是“合掌念佛而薨”。
总之，顺治前期的小说作家大多怀有一种深沉哀切的亡国之痛，而顺治后期的小说作家则有渐渐认同新朝统治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