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小说作家与书商
在阐述作家与书商的关系之前，需要先说明一下作家和作序者的关系。小说作家和作序者的关系，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序者是书商请的；有的是作者本人请的；有的则既不是书商所请，也不是作者所请，而是自己主动给小说作序，这往往是选家或者就是书商自己，他们可能和作者素不相识，只是选中了小说作品，故而作序刊行。无论如何，小说的序言是与小说的出版紧密联系着的。
明清之际小说作品序跋的写作者，不但对小说作品加以肯定，还往往对作者加以褒奖，这在以前是很少见到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序跋类似于小说的“识语”， 多宣扬作者或作品的风格和特点，有为小说做广告、促销路的成分。譬如临海逸叟在《鼓掌绝尘·叙》中所说：
余主人龚君，延选经文诗画，嗣后房稿行世，因海内共赏选叙，索《鼓掌绝尘》小引一篇。余素沉酣经史，咀嚼贤直，风流荡宕，靡不爱焉。于花前月下之趣，摈而不录久矣。归鞭尚速，马蹄厥疾，无暇览焉。主人取将竣之帙于手中，一展卷皆天地间花柳也。……兹吴君纂其篇，开帙则满幅香浮，掩卷则馀香钩引，入手不能释者什九，遂名之《鼓掌绝尘》云。大正五年《含秀居丛书》本《鼓掌绝尘》，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据文中之意，临海逸叟说自己因急于从出游之地返回家乡，本无时间细读《鼓掌绝尘》一书，但一读之后，即深受感染，因之作序。他说此书“一展卷皆天地间花柳也”，“开帙则满幅香浮，掩卷则馀香钩引，入手不能释者什九”，对没有读过此书的人来说，看过临海逸叟的序言之后，应当会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小说中“序”的作用之一，正是在此。
临海逸叟在这里还提到了序者、作者和选家的关系。作序者临海逸叟可能是“龚君”家的门客、坐馆塾师或幕僚，所以才称龚君为“余主人”。 龚君可能是受书商委托的选家，或其本人就是书商也未可知，所以才有“延选经文诗画，嗣后房稿行世”之说。《鼓掌绝尘》应当是他所“延选”的“经文诗画”中属于“文”类的一部作品。这篇序中提到的三个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吴君编纂了《鼓掌绝尘》，被龚君选中准备出版，龚君又请临海逸叟作序。
其次，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主体意识加强，多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经历和感情。由于小说中留有太多作者自己的自我形象，为不至于埋没作者的心迹和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作序者往往很自然地提到作者及其创作情况。小说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常常是“文如其人”，即小说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外化，譬如《豆棚闲话》中，处处可见艾衲居士“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嬉笑怒骂、放荡谑浪的神采；又如《无声戏》和《十二楼》中，时时可见李渔追求尖新奇巧的独特匠心。故而序者在阐释作品内容时，也会情不自禁地说起作者。
序者在谈到作者时，往往表现出敬重的情感。比如睡乡居士（杜浚）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赞扬凌濛初为人为文之“奇”：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馀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
他在这里谈到凌濛初为人和为文的风格，归结为一个字：“奇”；然后说到“二拍”的创作缘起，正是作者为人为文之“奇”的“绪馀”。
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也极力褒扬周楫的才华，并感叹其贫困遭际：
予览胜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至抵掌而谈古今也，波涛汹涌，雷震霆发，大似项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谈，而我则自愧邯郸生也。快矣乎！余何幸而得此。咄咄！清原！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周子间气所锺，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观者幸于牝牡骊黄之外索之。
在这里，湖海士称周楫为“旷世异才”、“间气所锺，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这种称誉，未免有过分之虞。但他说“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从《西湖二集》的内容和文笔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说作家与书商的交往，是作家重要的人际交往之一。做书籍生意的书坊主，必然经常与以书为伴侣的读书人打交道，更何况是写书的人。书坊主周围必然聚集一批小说作家，不管是为共同谋求经济利益，还是因为气味相投。
一般来说，书商与作者创作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书商拟定了创作题材，请作家来写，《警世阴阳梦》等紧跟时事、迅速出版的几部时事小说，可能就出于此种情况。另外，绿天馆主人（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也提到书商的敦请和成书的关系：
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据考证，绿天馆主人和茂苑野史氏都是冯梦龙的别号，此处假托为两个不同的人，有托言的成分。但《古今小说》是“因贾人之请”，而从“家藏古今小说”中“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这种情况当是纪实。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刊刻，也是出于书商尚友堂主人的怂恿。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明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成书经过：
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篇，得四十种……嗟乎！文讵有定价乎？贾人一试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馀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
可见，“二拍”在成书过程中，书商的参与居重要地位。“初刻”因书商所请而印行，书商得到利益之后，又催促作者创作“二刻”。
书商与作者创作的另一种关系，是作家创作完小说之后，被书商知道了，或者作者自己拿去给书商或选家看，使作品得以面世。从前文引述中可以得知，《初刻拍案惊奇》、《玉闺红》、《西湖二集》等书，都属于这种情况。
一般而言，书商和小说作家的关系，只是一种供求双方的经济关系。但也有特殊情况。明清之际的书商不全是唯利是图之辈，也有性情比较高雅、与读书人很谈得来的书商，成为诸多士人的好友。书坊做的是读书人的生意，其营业性质决定了书坊不但是商业场所，还是文化和社交场所。士人到书坊来买书、看书、租书，甚至借书坊为聚会场所，必然要与各种各样的书商打交道，有时就能成为同声相求的知交。比如南京三山街的蔡益所书坊，布置清雅素淡，没有一点市侩气息，当时生员都爱来此逗留。蔡益所为人豪爽仗义，同情东林党、复社诸人，结交的多是南京文坛名流和国子监中的太学生，并且不卖任何诋毁东林复社或吹捧魏阉党人的作品。东林遗孤和复社主将如黄宗羲、侯朝宗、陈定生、吴应箕等人，常来蔡益所书坊聚会，商量社务，研讨时局，有时就住在书坊的客房中。至于陆云龙、李渔等书坊主，因其自身就是选家和作家，他们与作家的交往，当是互为友朋的成分居多。
陆云龙、李渔、凌濛初等，都是当时有一定影响、有一些特点的书坊主。《十六名家小品》冯次牧的序后，有陆云龙的一则类乎“征文启事”的东西，说“祈不爱其珠玉，予敢僭辱齿牙，敬把梨枣于同人，幸邮筒而逮我”，末了数行云：“惠瑶草见在杭州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
陆云龙还是选家和评点家。他编辑的选本不下十余种，流传至今尚有《明文归》三十四卷，《明文奇艳》二十卷，《皇明八大家》十六卷，《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三卷，《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合集》十六卷，《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二十一卷，《翠娱阁评选文韵》四卷，《翠娱阁评选文奇》四卷，《翠娱阁评选词菁》二卷诸种。经他编著、评点或作序的小说有五种：编撰《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四十回，《清夜钟》十六回，为《辽海丹忠录》、《幻影》和《禅真后史》等作序。
李渔也作过书坊主。顺治十七年（1660），他从杭州迁居南京，在南京创办书铺“翼圣堂”，成为一名书商。
凌濛初则出生于书商世家。凌家是湖州著名刻书之家，刊行过朱墨套板的精印书籍，凌濛初的父兄子侄辈大多是书坊主。但崇祯元年（1628）刊刻的《拍案惊奇》和崇祯五年（1632）《二刻拍案惊奇》，似乎都不是他在自己家中的书坊中刊印的。《拍案惊奇》是尚友堂刊刻的，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篇，得四十种。”凌濛初除编著“二拍”之外，还用套印法刊刻了《孟浩然诗集》、《王摩诘诗集》等书。
第三节一个典型案例——关于书坊主、出资者、故事原型与小说主题
上文我们谈到交游对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创作的影响时，谈到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顺治年间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与《十二楼·奉先楼》的关系。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关于书坊主、出资者、写作者、故事原型与小说主题之间关系的典型案例。在对李渔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连城璧》、《十二楼》版本嬗变原因的探究中，我们发现张缙彦与《无声戏》创作、出版以及被禁的关系颇为耐人寻味。
李渔《无声戏》的被禁，在明清之际的小说出版界是有一定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例典型事件。当朝官员出资，资助书坊主出版小说作品；书坊主出版的是自己创作的小说作品；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为出资官员歌功颂德；小说作品内容触及了当朝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于是官员被弹劾，小说作品被禁，书坊主受冲击，被迫将小说作品改头换面、增删调整，重新出版赚钱；以至于造成复杂的版本流变情况，为后来关于这些小说作品的版本研究、主题意旨研究制造了很多迷雾。
从《无声戏》到《连城璧》、《十二楼》复杂的版本嬗变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与出资者、故事原型与小说主题之间的密切关系。
20世纪以来，李渔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连城璧》、《十二楼》的版本嬗变，一直为学界所注目，海内外已有十多篇文章专门予以梳理辨析，其他还有多篇论文、论著附带论及。从《无声戏》到《连城璧》、《十二楼》的嬗变过程，大致已经梳理清楚，但由于可供继续研究的资料极少，仍然留有众多疑点，未能解决。笔者在阅读中发现一些前人尚未提及的资料，又有一点自己的看法，未知确否，公之于众，求教方家。
一、张缙彦与《无声戏》的“编刊”
清初顺治年间，满清王朝入主中原未久，南明反抗势力犹存，人心不稳，天下大局仍然漂泊未定，清朝官员之间的满汉之争、南北党争异常激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创作也在劫难逃地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李渔早期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的刊行问世，就曾引起过很大的政治风波，成为清初南北党之争中刘正宗、张缙彦一案的一条重要罪证。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弹劾前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其中一条罪证是：
缙彦仕明为尚书……及闯贼至京，开门纳款。犹曰事在前朝，已邀上恩赦宥。乃自归诚后，仍不知洗心涤虑。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未死之身。臣未闻有身为大臣拥戴逆贼、盗鬻宗社之英雄。且当日抗贼殉难者有人，阖门俱死者有人，岂以未有隔壁人救活逊彼英雄？虽病狂丧心，亦不敢出此等语。缙彦乃笔之于书，欲使乱臣贼子相慕效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