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有些与书商交往颇多，其中还有几位自己本身也是书商，如陆云龙、李渔、凌濛初等，都是书坊主。明清之际书坊业与作家的小说创作关系比较密切。
第一节出版中心的北移
小说作家以刻书为谋生之道，与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版业大盛的现象有关。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宋朝是中国古代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元代的出版业是宋朝风气的沿袭，明清时期出版业则又一次出现高潮。此时所出版书籍的数量更多，出版机构规模更加完善、庞大，出版地区更加广泛，出版家辈出，出版风气深厚，比宋朝的出版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崇祯年间曹溶说：
近来雕版盛行，煤烟塞眼，挟资者入贾肆，可立致数万卷，于中求未见藉，如采玉深崖，旦夕莫觊……
从明末到清朝中期，江南书坊业都较其他地区发达。清乾隆时人朱象贤在其《闻见偶录》中，谈到宋以后的书坊业：
专以鬻书以业者谓之书坊，江南、江西、浙江有之，他处则无。偶有店铺，亦此三省人也。
明清之际江南出版业的盛行，与此时江南地区造纸业、制墨业的发达有关。充足而优良的纸墨，为书籍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明朝纸张品种多达一百多种，其中以江南产地命名的有几十种，如吴纸、衢红纸、安庆纸、九江纸、开化纸、永丰纸、南丰纸、清江纸、常山柬纸、新安玉笺、池州毛头纸、广信青纸、松江谭纸等。“吴纸”被称为天下第一好纸。“开化纸”又称为“桃花纸”，纸质细腻洁白，柔薄均匀，韧性也强，多用于宫廷印制殿版珍品。清朝印书用纸的主要产区，也集中在江南一带，是故北京的纸张商店旧称“南纸店”。而北方最有名的纸是河北迁安生产的高丽茧纸，非常坚韧但厚薄不均，只能用于冬天糊窗户。明朝万历年间，胡应麟就对当时的印书用纸作过综合比较。他说：
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外讹，品最下而值最廉……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印书，不出此数者。
对印书来说，纸墨缺一不可。宋代以来，江南就是制墨业的中心。质量最好、产量最高、名气最响的墨，是安徽徽州的“新安香墨”。宋仁宗称徽州墨为新安香墨，用以赏赐群臣。从宋至明清，徽墨垄断了印刷业的市场。此外，浙江省的临安、绍兴、嘉兴、金华、衢州、常山等地，也都生产质量相当好的墨。
明代出版小说的商业性书坊，集中分布在江南的几个商业性大都市里，主要以南京、杭州、苏州、徽州为聚集地。除此之外，也只有福建建阳的书坊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从时间上看，明代福建书坊业发展较早，但之后书坊业中心从福建逐步北移到江浙一带。这个北移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明朝嘉靖到隆庆共五十一年之间，共出版九部小说，其中五部在福建出版，一部在江浙一带出版，三部在其他地区出版；第二阶段，万历到泰昌四十八年之间，共有五十二部小说出版，其中福建出版二十六部，江浙一带出版二十一部，其他地区出版四部，还有一部出版地区不详；第三阶段，天启到南明弘光朝共二十五年之间，共出版六十七部小说，其中在福建出版的只有六部，而江浙一带出版的则多达五十二部，其他地区出版了三部，地区不详的有六部。由此可见，从明朝中期到明朝末年，小说的出版中心从福建渐渐转移到江浙一带。
出版中心的转移，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印刷中心的转移。造纸技术、印刷技术的进步，中心转移到江南。江南印刷精美。其次是创作中心的转移。创作中心之所以在明朝末年渐渐转移到江南地区，则是越来越多的江南人参与到小说评点、鉴赏、创作中来的必然结果。万历年间，袁宏道袁中道兄弟、董其昌、陈继儒、汤显祖等人，都推崇、转借、传抄《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开江南文人热衷小说之风气。
嘉靖至万历年间，福建建阳是当时的出版中心，也是小说创作中心。因为出版小说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但由于小说作者缺乏，书坊主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等人，也不得不自己兼任作者之职。但他们事务繁忙，无暇精雕细琢，为迎合出版周期，编纂时间也很匆忙，往往对以前的史书稍加编改即付出版，所以出版的小说作品比较粗糙。
这一时期也出现一位比较独立又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小说作者，就是编撰了自成体系的神怪小说系列的邓志谟。
而从天启年间开始，江南文人开始参与到小说创作领域中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对福建所出版的小说质量表示不满。冯梦龙对余邵鱼编著的《列国志传》进一步加工改造，编撰了《新列国志》，其原因就是对《列国志传》的编撰水平不满意。《新列国志》所附的小雅氏序，明确表达了对以前福建书商所出书籍艺术水准的不满。他说：
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中贯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磖磼，识者欲呕。
明朝末年江南士人文化水准普遍较高，对他们来说，福建书商出版的书籍，艺术水准非常低下，显然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天启、崇祯年间，江南书商较福建多，且作者地位比以前提高，作品艺术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当时的书坊主如陆云龙、李渔等人，都是科考不第的生员，文化素养相应较高。
明清之际南京书坊业繁盛，共计有九十三家。其中唐姓书坊十五家，周姓书坊十四家，书坊业也与造纸业、制墨业一样，似乎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家族经营。著名的有积德堂、人瑞堂、万卷书楼、九如堂、荣寿堂、兼善堂、一贯斋、聚奎楼、世德堂、文林阁、叶应祖金陵书林、秣陵种文堂、大业堂、嘉宾堂，等等。这些书坊大量刊刻历史、文集、医书、尺牍、琴谱、戏曲、小说等。与小说有关的书坊有：万卷书楼刻李卓吾订正的《三国志传》，九如堂刻杨尔曾的《韩湘子全传》，荣寿堂刻《西游记》，世德堂刻《南北宋志传演义题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大业堂刻《东西汉通俗演义》、《三国演义》，兼善堂刻《警世通言》等。康熙以后，由于清朝政府对江南地区实施文化高压政策，读书人锐减，整个社会文化气息逐渐淡薄，江南商业性书坊业走向衰落。南京书坊老字号大多倒闭或改业，也有一部分书坊主北上入京，继续经营书坊，使得北方的书坊业开始繁盛起来。但北方书坊主多为苏州、湖州人氏，最多的是江西金溪人。南京书坊业衰落之后，杭州、苏州的书坊业，继续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杭州书坊有二十四家，著名的有古杭德勤书坊、武林容与堂、张氏白雪斋、钱塘平山堂、胡文焕文会堂、杨尔曾夷白堂、双桂堂、观妙斋、藏珠观、凝瑞堂、阳春堂等。古杭德勤书坊是杭州最早的书坊，武林容与堂和张氏白雪斋的选本和刻图比较讲究，所刻戏曲小说如《琵琶记》、《红拂记》、《李评幽闺记》、《玉合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书，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杭州书坊中刻书最多的是胡文焕文会堂，所刻书籍总计约有四百五十种。胡文焕是杭州本地人，万历、天启年间创建文会堂，一面藏书，一面刻书卖书，对杭州读书人和书坊主都有较大影响。文会堂刻书讲究质量，每部书籍都冠有“新刻”二字，号称“胡文焕版”。清初以后，同样由于清政府压抑江南文化的政策，杭州书坊业也渐渐衰落，只有寥寥几家得以保存和延续。
明清之际刊刻小说作品最多的地区是苏州。明代苏州书坊共有三十七家，这些书坊都很著名，如叶瑶池天葆堂、叶敬池书种堂、东观阁臣古斋、世裕堂、吴郡书业堂、陈龙山酉酉堂、兼善堂、常春堂、吴门文汇堂、吴门宝翰楼、席鉴扫叶山房、金阊映雪草堂等。苏州山房刻本数量多，刊印质量也较高。胡应麟曾经这样评价苏州、南京、杭州的书坊业：
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
苏州书坊主注重所刻书籍的刊印艺术，不惜多费金钱和时日，雇请刻板高手精雕细作，其中一些装帧格外考究、雕刻异常精美的书籍，被人称为“绣梓”。
苏州书坊与小说的关系最为密切。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和《新列国志》、天然痴叟的《石点头》，都是在叶敬池书种堂刊刻的。在清初江南书坊业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只有苏州的书坊业继续维持繁荣局面，并且比在明代还有所发展。清初苏州书坊增加到五十五家，与在明代时一样，主要刊刻小说传奇作品。由于所刻书籍内容通俗，雕版考究，畅销南北各地。康熙十年（1671），苏州的书坊主还建立了类似行会性质的组织“崇德公所”，可见其商业性书坊业的发达程度。
如前所述，明清之际书坊出版物与读书人关系密切。万历末年以后，最热门的书坊出版物有三种：制艺、时务、小说。制艺是为学子们参加科举考试提供阅读参考的八股范文，包括“程墨”（科场主试及士子之文）、“房稿”（十八房进士平时所作之文）、“行卷”（举人平时所作之文）、“社稿”（文人团体成员的作品），以及“房书”、“课艺”、“文选”、“会议”等等。万历末年以后，制艺类书的选编、出版成为民间的一种商业活动，读书人和书坊主双方都可以据此发财。书坊主出资聘请学有专长或举业有成的学者主持，从历届科举成功者的文章中选出适于学子模仿效法的精品，大量印刷出版。由于科举考试应试者多，制艺类书的销路往往都很好。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时文选家”一条说：
本朝诗文选家惟天盖楼（吕留良）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常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见钱圆沙集），可云不胫而走矣。
从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清之际选编、出版制艺类书确实有利可图。但这一摇钱树似的行业，却遭到有识之士的轻视鄙薄。王应奎在记载时文选本的畅销之后，也记载了士人对时文选本的不同态度：“浙中汲古之士，如黄梨洲、范季野辈，颇薄其所为，目为纸尾之学。”
时务书籍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热门话题有关的书籍。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党羽编选的《三朝要典》，成为当时的时务书籍；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刚一倒台，书坊主就组织人描写斥骂魏忠贤的书，文言小说《玉镜新谭》、《颂天胪笔》、小说《警世阴阳梦》等，都成为当时的时务书籍；甲申事变之后的时务书籍是冯梦龙编写的《甲申纪事》、《中兴伟略》等书……总之，书坊主通过时务书籍的出版发行，灵活及时地追随时代浪潮，紧跟读者关注的热点话题，谋求经济利益。
明清之际小说定价可能不低。明朝前期大米常价是每石合银二钱五分到三钱；明朝中期略微上涨，一般是每石米五钱，所谓“五钱者，江南之平价”。崇祯年间连年灾荒，经济几欲崩溃，物重钱轻，每石米值银数两至数十两。这是极为特殊的反常现象。万历四十八年（1620）苏州吴江大水成灾，不法米商囤积居奇，致使米价从每石七钱上涨一倍，达到每石一两四钱。
而万历年间苏州金阊书坊舒仲甫刊印《封神演义》，标明“每部定价纹银贰两”。这意味着当时一部苏州版的《封神演义》，平时可买三到四石大米，在大灾之年也可买到近两石大米。据《醒世姻缘传》中记，塾师教一个学生一年只得银四两到六两。
杭州李衙刊印《月露音》，“每部纹银八钱”。崇祯年间刊行的明嘉靖以来的《五朝注略》，定价三钱。如果翻刻其他书坊的书籍，代价可能更高，金阊书业堂翻刻《汲古阁十三经》，“每部需银十四两”。各地书籍价格又很不相同，苏州书籍定价就比福建建阳高得多。万历三十九年（1611），建阳刘氏安正堂刻《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标明“好纸版每部价银壹两整”。
书籍定价高，则书坊主更有赚钱的机会，也促使书坊主加强与通俗作品作者的联系。在这种风气的促动下，明清之际诞生了相当多的小说作家和选家。陆云龙是书坊主而自兼选家。他不但选编制艺类书，还选编并且亲自点评诗文集、小说。在其作家、选家、书坊主的身份中，似乎以出版书籍为主业。由于他评点的作品众多，也侧身明清之际点评家的行列。
与当时著名的点评家金圣叹不同，陆云龙以书坊主的身份，为卖书而成为著名的点评家，可谓名利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