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所记，东鲁落落平生所创作的《金瓶梅弹词》二十卷、《梵林艳史》十卷、《兵火离合缘》四卷、《神岛记》一卷等书，应当都是小说作品，只是以上各书均未见其他著录。可见，正是游学江南和科考失利，才使得东鲁落落平生“退而著述”，开始大量创作小说。
作家的人际交往对小说作品的影响，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1.促进小说创作
有些作家可能是受了友朋的启发和鼓励，才转而创作小说的。譬如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说，周楫向他倾吐了肺腑之言，抱怨命运的不公，湖海士给予劝解和安慰。这番倾心交谈的后果是：“清原唯唯而去，逾时，而以《西湖说》见示。”据此记载，周楫有可能是早就开始创作小说，只是在湖海士劝慰他之后，才拿出给人看。但也有可能是在与湖海士倾心交谈之后，才产生创作小说的念头。
2.促进小说出版
小说作家身边的友朋，往往会有意无意起到传播小说的作用。譬如即空观主人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曾说：
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篇，得四十种。
据此记载，书商之所以能够得知这些作品，有其友朋的一番赞誉之功在内。
3.提供小说题材
有时人际交往还直接影响小说的题材和感情倾向。由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寄托自我的感情，他们的真实生活往往能够在作品中有所折射，有时在作品中也能见到作家所交往的友朋的影子。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要数李渔和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的交往对其《十二楼·奉先楼》的影响了。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弹劾前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其中一条罪证是：“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无声戏二集》是根据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合刻的作品，里面都是李渔创作的小说。既说是张缙彦“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则可见其与李渔关系非同寻常。事实上，李渔确实在经济上曾得到张缙彦的大力赞助。正是与张的特殊关系，李渔才在杭州居住十年安然无恙，而在张缙彦被弹劾并被免职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1661），李渔感到在杭州呆不下去了，转而移家金陵，开始了乔居金陵二十年的漫长生涯。
弹劾状中说张缙彦在《无声戏二集》一书中，“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应当指的是《十二楼·奉先楼》中所描写的故事。《奉先楼》写的是明末南京舒秀才中年得子，又是世代单传，故在遭遇流民义军的兵火之时，商议让其妻子舒娘子“失节”“存孤”。小说将舒娘子决定“失节”的过程写得一波三折，很是郑重。
“失节”还是“死节”的伦理冲突，在明清易代之际显得异常尖锐。所有士人都会对这一话题非常敏感。李渔选取的这一敏感题材，必定有其弦外之音，不会仅是叙述一名女子的乱世奇遇那么简单。因这一题材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奉先楼》的故事更像是一则寓言，隐喻了更为深刻的一些事情，具有象征意义。故此不避繁难，详述这一故事的始末，并引述其象征意义明显的部分。
舒娘子决定“失节”的第一步，是夫妻之间商议如何在乱世保全骨肉：
舒秀才望子急切，一心只顾宗祧，并不曾想起利害。直到生子之后，看见贺客寥寥，人言籍籍，方才悟到“乱离”二字。觉得：“儿子虽生，断不是久长之物，无论遇了贼兵，必遭惨死；就能保其无恙，也必至母子分离，失乳之儿，岂能存活？这七世单传的血脉，少不得断在此时。生与不生，其害一也。”想到此处，就不觉泪下起来，对了妻孥，备述其苦。
舒娘子道：“你这诉苦之意，是一点甚么心肠？还是要我捐生守节，做个冰清玉洁之人？还是要我留命抚孤，做那程婴、杵臼之事？”
舒秀才道：“两种心肠都有，只是不能勾相兼。万一你母子二人落于贼兵之手，倒不愿你轻生赴难，致使两命俱伤。只求你取重略轻，保我一支不绝。”
舒娘子道：“这等说起来，只要保全黄口，竟置节义纲常于不论了！做妇人的操修全在‘贞节’二字，其余都是小节。一向听你读书，不曾见说‘小德不逾闲，大德出入可也’。”
舒秀才道：“那是处常的道理，如今遇了变局，又当别论。处尧、舜之地位，自然该从揖让；际汤、武之局面，一定有用征诛。尧、舜、汤、武，易地皆然。只要抚得孤儿长大，保全我百世宗祧，这种功劳，也非同小可！与那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者，奚啻霄壤之分哉！”
在与丈夫商议决定“失节”之后，舒娘子又表示自己在“存孤”后，到夫妻再次相见之时，决不以被辱之身偷活，而要自杀“死节”。
第二步，是“谋之通族”：
过了几时，闻得贼兵四至，没处逃生。做男子的还打点布袜芒鞋，希图走脱。妇人女子都有一双小脚，替流贼做了牵头，钩住身子，不放他转动。舒秀才对妻子说：“事急矣！娘子留心，千万勿负所托。”
舒娘子道：“名节所关，不是一桩细事，你还要谋之通族，询诸三老。若还有众议佥同，要我如此，我就看祖宗面上，做了这桩不幸之事；若还众人之中，有一个不许，可见大义难逃，还是死节的是。”舒秀才道：“也说的有理。”就把一族之人，请来会于家庙。
那座家庙，名为“奉先楼”。舒秀才把以前的话遍告族人，询其可否。族人都说：“守节事小，存孤事大。”与舒秀才的主意相同。舒秀才就央通族之人，把妻子请入奉先楼，大家苦劝，叫他看宗祀分上，立意存孤，勿拘小节。
合族的人都“苦劝”舒娘子为“存孤”而“失节”，但舒娘子仍然犹疑不决，又提出向祖宗占卜。这第三步就是谋之于祖宗“神主”：
舒娘子道：“虽则如此，也还要斟酌。绝后不绝后，关系于祖宗，还须对着神主，卜问一卜问。若还高曾祖考，都容我守节，我就勉强依从；若还占卜不允，这个孩子就是抚不成、养不大的了，落得抛弃了他，完我一生节操，省得名实两虚，使男子后来懊悔。”众人道：“极说得是。”
就叫舒秀才磨起墨来，写了“守节”、“存孤”四个字，分为两处，搓作纸团，对祖宗卜问过了。然后拈阄。却好拈着“存孤”二字。
舒秀才与众人大喜，又再三苦劝一番，他才应许。应许之后，又对着祖宗拜了四拜，就号啕痛哭起来，说：“今生今世，讲不起‘贞节’二字了！止因贼恶滔天，以致纲常扫地。只求天地祖宗早显威灵，殄灭此辈，好等忠臣义士出头。”
连祖宗都示意她应当“失节”，舒娘子只好屈从。
战乱过后，舒秀才在一个将军的船上找到了舒娘子和他们的孩子。舒娘子把孩子还给舒秀才之后，自己践约自杀，被将军救活，并提议让他们夫妻母子团聚，舒娘子不肯：
舒娘子道：“有话在先，决不做颜之事。只求一死，以盖前羞。”将军道：“你如今死过一次，也可谓不食前言了。少刻前夫到了，我自然替你表白。”
此时见舒秀才走到，就把他妻子忍辱抚孤、事终死节的话，细细述了一遍。又道：“今日从你回去，是我的好意，并不是他的初心。你如今回去，倒是说前妻已死，重娶了一位佳人，好替他起个节妇牌坊，留名后世罢了。”
将军不赞成舒娘子在“失节”存孤之后再去“死节”，他为舒娘子找到了活下去的合理理由：“你如今死过一次，也可谓不食前言了。”他又为舒娘子可以在亲友面前活下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做法：“倒是说前妻已死，重娶了一位佳人。”至此，舒娘子再没有“死节”的理由，有的只是存孤的功劳和“死过一次”的光荣经历。
小说的字里行间，真替“失节”的舒娘子留足了面子。并且因她曾自裁过，还要为她“起个节妇牌坊，留名后世”。可见，小说确实是以“曾死”为荣。张缙彦于甲申之变时正在北京做官，李自成义军入京后，他曾自杀，被人救活。对照张缙彦的经历，可知《奉先楼》确有为张辩护、“诡称为不死英雄”之意。《奉先楼》中，众人在背后议论舒娘子：“这般艳丽，遇着贼兵，岂能幸免？”乱世之中，艳丽的妇人难免受辱，正如易代之际有前朝官职的男人难免受到新朝统治者的瞩目、很难全身而退一样，在名节和生死中遭受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对于在乱世之中如何处理“名节”和“生死”的矛盾这一问题，李渔在这篇小说中表达的观点是：不必死保着“节义纲常”不放，而应实事求是，珍重生命，顺应变局。
是否可以说，正是张缙彦曾在陷“贼”之时自杀而不死的经历，引发了李渔创作《奉先楼》的灵感？李渔在这篇作品中给忍辱偷活者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当他们被责以“竟置节义纲常于不论”之时，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那是处常的道理，如今遇了变局，又当别论。”这种观点，在顺治年间对“死节者”也是一片苛责的舆论声中，显得见解新颖，不同流俗，也较为通达，似乎不能简单地说李渔只是用这篇小说来“阿腴”张缙彦。但公然号称“不死英雄”，并且还能起到“煽惑人心”的作用，这种明显倾向前明的态度，当然是统治地位尚未稳固的清朝政府所不愿见到的，张缙彦的获罪和李渔的仓促移家，自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