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自己开的书堂，人家要送小学生来到，好的我便收他，不好的我委曲将言辞去。我要多教几人，就收一百个也没人拦阻得，我若要少教几人，就一个不收，也没人强我收得。师弟相处得好，来者我也不拒。师弟相处不来，去者我也不追。就是十个学生去了两个，也还有四双，即使去了八个，也还剩一对。我慢慢的再招，自然还有来学。
若是人家请去，教了一年，又不知他次年请与不请，傍年逼节被人家辞了回来，别家的馆已都预先请定了人，只得在家闲住，就要坐食一年。
且是往人家去，又要与那东家相处。若是东家尊师重友，成了好好相知，全始全终，好合好散，这便叫是上等。若再得几个好率教的学生，不枉了父兄请师的好意，不负了先生教训的功劳，名曰师生，情同父子，这又是上上等。若是那父兄村俗熏人，轻慢师友，相待不成相待，礼文不成礼文，只那学生都是英才，这也还可曲就，此是二等。若是那东家致敬尽礼，情文交至，学生却是顽皮。“生铁必难成金，化龙定是鳅鳝”，使了东家的学贶，不见教导的功劳。目下不见超凡，已是惶恐，后日堕为异类，寻源更是羞人。这是教劣等的学生了。若是自己处馆，遇有这般劣货，好好的辞他回去，岂不妙哉？人家请去的门馆，撞见此等的冤家，还有甚么得说？你不捏了鼻子受他一年？
明清之际小说中，颇有几处描写生员为争馆结仇，自相倾害。
《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五回《无行生赖墙争馆》，写汪为露教了狄希陈五年，因教的不好，狄家让狄希陈辞了回来，另请程乐宇在家坐馆。汪为露便领人打了程乐宇一顿，还恶人先告状，告程乐宇“纠人抢夺”。
《鼓掌绝尘》第三十七回《求荐书蒙师争馆》，写一个江南秀才绰号叫“李八八”（因在家排行第六十四）的，与金陵秀才王瑞争馆不成，找人将王瑞毒打一通。
三、卖文作幕
卖文是士人不得已时选择的较为传统的职业，往往是落魄时所为，没有什么值得光荣的。卖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卖文还包括卖卜、相地等。与狭义的卖文相比，卖卜、相地更是等而下之。陈确曾为读书人可选择的职业排列过顺序，并作辩解：
太上躬耕，其次卖卜，未可谓贱，矧可谓辱！
极力辩解的本身，其实就说明在当时人眼目中，已经是既“贱”而又“辱”了。如前所述，李渔在遭遇易代之际的兵燹之后，为谋生路举家迁往杭州，“卖赋糊口”。他对自己的这种谋生方式也颇觉屈辱，认为是“执贱业以糊口”。而陈忱曾以卖卜为业，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
幕客是当时正统士人鄙弃的职业。吕留良曾将做官与处馆、作幕客相比较，他说：
此不必讲义理，只与论利害，则作宦之危，自不如处馆之安；宦资之不可必，自不如馆资之久而稳也。惟幕馆则必不可为；书馆犹不失故吾，一为幕师，即于本根断绝。
按照他排列的顺序，第一是处馆，第二是作宦，读书人最不应该做的是为幕。做官比处馆有风险，挣钱也不一定比处馆多。幕客却是读书人万万不能从事的职业，一旦作了幕客，则会丧尽读书人的本色，就会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依附于人，俯仰随人。在东家家里处馆，虽然有种种屈辱不便之处，但教书本身倒不失为读书人的本色。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丁耀亢曾作过幕客。但他是在甲申事变之后，南下到弘光朝廷抗清将领刘泽清处，以幕宾的身份参与反清复明的大业，故其作幕时的心态与目的，当与通常状态下入幕谋生的士人，有所不同。甲申事变后，丁耀亢毁家纾难。
四、其他
除上述几种常见的谋生方式之外，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还有一位比较奇特的李渔。李渔做过书商，有段时间还带着家庭戏班四处“打抽丰”。由于李渔带着家班远征各处，“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又到处受人钱财，以至于被人鄙视。经济生活中，李渔还有频繁卖楼的经历。他时买时卖，却不是为求利益而卖，而是迫不得已地卖。其中心境之惨痛，长久不能释怀，曲折隐微，委婉写入小说《十二楼》中，长歌当哭，为世人做警钟。
带着家庭戏班“打抽丰”，是明清之际出现的特殊现象，与当时戏曲艺术和家庭戏班的高度发展有关。明朝初期，商业性民间戏班很少。万历年间，不但民间戏班数量增多，演出活动频繁，还逐渐兴起了家庭戏班。家庭戏班是由大户人家或文人家庭蓄养的私人戏班，一般只用于自娱。万历以后江南著名的职业戏班有南京的兴化班、华林班，苏州的寒香班、凝碧班、妙观班、雅存班，以及杭州、绍兴、徽州和江西一些地方的几处戏班。家庭戏班兴起后，迅速走向极盛，在数量上远远多于职业戏班。比较著名的有吴江沈璟家班、如皋冒襄家班、山阴张岱家班、山阴祁彪佳兄弟戏班、李渔戏班、阮大铖家班、常熟徐氏家班、太仓王锡爵家班、无锡邹迪光家班、松江范允临家班、长洲尤侗家班、宝应乔莱家班，等等。其中阮大铖家班主要在南京活动，张岱家班常随主人出游四方。
家庭戏班一般都只在自己家庭中演出，而李渔的家班在当时显得比较另类，带有较多的商业性色彩。李渔带着家班四处演出，有时是应人所请，出演堂会；有时则在朋友举行酬应宴席时不请而至。他的家班索取报酬的形式有两种：一是直接给演员的“缠头费”或“缠头锦”，二是直接或间接送给李渔的金钱。
关于缠头费，李渔有两处提到。其一是在《端阳前五日尤展成、余澹心、余澹仙诸子集姑苏寓中观小鬟演剧，澹心首倡八绝，依韵和之》其五中所记：“赠罢新篇客始归，缠头锦字压罗衣。”二是他在《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中 ，描述王再来希望生子的痴态时说：“盖素望诞儿。凡客赠缠头，人皆随得随用，彼独藏之，欲待生儿制襁褓。”
接待李渔家班的人，除直接给李渔一定的金钱外，有时还给予其他形式的馈赠。如李渔到陕西时，平阳太守程质夫“出金如千”，将乔复生买来送给李渔作妾。
李渔家班所得收入的具体数目，未见记载，但似乎不会与当时普通戏班的收入差距过大。
《梼杌闲评》第四回中，记载当时请戏班演一本戏需付的代价。演昆腔戏的代价要高一些：“做戏要费得多哩！……以四两一本，赏钱在外，那班蛮奴才好不轻薄，还不肯吃残肴，连酒水将近十两银子。”
演弋阳腔则花费相对少一些，一本“只消几两银子”。如此看来，戏班的收入是很高的，当时塾师辛辛苦苦教书一年，所得束修也不过几两银子或数十两银子。在通常情况下，当时七文钱就可以买一升米，而从顺治四年（1646）起，一两银子可折一千钱，则一两银子可买一百四十多升米。请戏班来演一本昆腔戏，主人要付出相当于一千四百多升米的代价。难怪戏班实际上成为当时的高收入阶层。
徐树丕《识小录》卷四“吴优”一条记：
吴中几十年来，外观甚美而中实枵然。至近年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奇荒之后，即外观亦不美矣。而优人锦衣玉食，横行里中。人家做戏一本，费至十余金，而诸优伶犹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马者、乘舆者、在戏房索人参汤种种恶状。
这段记载说明戏班演员的物质生活确实高人一等。
但李渔总认为收入不理想。他在《与龚之麓大宗伯》文中说道：
渔终年托钵，所遇皆穷，唯西秦一游差强人意，入闽次之，外此则往吸清风、归餐明月而已。
李渔在五十岁之前似乎不屑于求人，他曾在《无声戏·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借莫渔翁之口，表达过对“打抽丰”的厌恶和不屑：
那打抽丰的事体，不是我世外之人做的，只好让与那些假山人、真术士去做。我没有那张薄嘴唇、厚脸皮，不会去招摇打点。
《无声戏》创作于顺治十二年（1665），当时李渔四十六岁。他在将近六十岁时，大约是生活所迫，开始到处打抽丰，自己也觉得是“老来颜面厚于初”。
李渔家班中的演员都是他的姬妾，其中乔氏、王氏演出技艺最高，也最得李渔宠爱。李渔的姬妾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朋友送的。对于家无恒产的李渔来说，家中人口的增多，必然带来经济的困窘。但由于李渔人品风雅，又对她们情深意重，这些姬妾们宁愿追随李渔过贫困的生活，也不愿离开他。
李渔对这些姬妾的人格也很尊重。他的姬妾受到深通音律和演出技巧的李渔精心培训，有很多戏班欲出高价买去做主演。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宁愿卖掉、省掉自己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也不愿出卖这些姬妾，其理由就是“物可卖，而人不可卖”。
在那个任意买卖妇女和奴仆的时代，李渔能有这样的认识并且坚决付诸行动，实在难能可贵。姬妾们对他也情深意重。而乔、王二氏都早逝，未必与李渔经常面临的贫困生活无关。参见《李渔全集》第十册《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和有关诗文、记载。
第四节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贫困化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生活大多比较贫困，似乎即使做官吏的也不例外。丁耀亢也是如此。顺治十一年（1654），丁耀亢任容城教谕时，面临的境遇是：“敝车疲驴，环堵不完。僦屋而居，如是五年。”其贫可知。但他“艰危多著书”、“怀旧翻成帙”，在这五年中他撰写了剧本《蚺蛇胆》、小说《续金瓶梅》和多种诗文。
杨恩寿在《词馀丛话》中记录了这样一则轶事：
袁蕴玉《西楼记》初成，就质冯梦龙。冯览毕，置案头，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别。冯方绝粮，室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令今夕馈我矣。”家人以为诞。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至门，门尚开，问其仆，曰：“主方秉烛相待。”袁惊趋而入。冯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词曲俱佳，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
这则记录虽是小说家言，未知真假，但也应事出有因。冯梦龙后来任丹徒训导和寿宁知县，训导只是清水衙门，寿宁又是贫瘠地方，冯梦龙又是爱好“吟咏”，不以敲榨民髓为务的“清官”， 经济状况必也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