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东剧变与雅尔塔体制的崩溃
二战后，东欧八国(南、阿、匈、捷、保、波、罗、东德)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依靠苏联的支持实现的。为了对抗美国的冷战攻势，苏联着意巩固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要求东欧国家在内外政策上同它保持一致。处在冷战局面中的东欧各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同时，东欧各国大多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模式，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然而这些国家在照搬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又积累了大量经济政治问题，且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酿成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苏联放手不管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攻势之下，1989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在短短一年多里，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6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台，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不久以后，改名为社会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在南斯拉夫，先是执政党南共联盟瓦解，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共和国都发生了演变，在经历近一年的内乱后，于1992年4月分裂为五个独立的国家。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东欧各国陷入危机和剧变之时，苏联也走向了解体之路。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久，随即在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改革。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确立了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的方针，但由于对原有经济体制触动不大，因此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制订的“加速经济发展战略”未见成效。经济改革推进不下去，戈尔巴乔夫认为主要是政治阻力太大，于是他转向政治改革，以求扫清障碍。戈尔巴乔夫全面倡导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搞政治多元化，导致了人们思想的严重混乱和出现党派林立、纷争不已的局面。到1990年，伴随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尖锐并表面化，局面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引起了苏联全面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为避免苏联解体，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终止戈尔巴乔夫总统职权，决定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但亚纳耶夫等人的努力没有成功，最终失败。“8·19”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12月21日，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不复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一个超级大国的苏联至此彻底瓦解。解体后的苏联分立成15个独立国家，纷纷选择西式社会发展道路，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1989年的东欧剧变，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和1991年的“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的双双解散，标志着雅尔塔体制在欧洲崩溃了。1991年苏联解体不仅使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本身不复存在，而且最后完成了两极格局终结的过程。
（三）对两极格局的认识和评价
二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是以美苏争霸和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冷战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全球被分割为以美苏两大国为核心的东西方两个世界。
美苏作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两极，实力相当，地位突出，它们在各自的阵营中居于主导地位，以条约和政治、军事、经济集团等形式组织起庞大的联盟体系，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全方位较量。政治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势不两立；经济上，两种类型的经济并行发展，交往较少；军事上，全面“冷战”和局部热战，国际局势紧张；意识形态上，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反复上演。
两极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对二战后世界时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两极格局使两大政治力量相对处于平衡状态，维持了世界近40年的和平，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另一方面，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不同阵营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渠道被人为割断，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与合作。由于两大集团的竞争对抗，不断引发局部战争与冲突，使世界和平长期面临战争的威胁。
第二节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
历史上，世界政治格局的转换往往与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相联系，是战争中的战胜国凭借实力、根据自己的意志迫使战败国就范，从而重新确定世界大国，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一战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之“雅尔塔体系”，莫不如此。而两极格局是在没有世界大战催化的条件下终结的，因此，新旧世界格局的转换不像由大战催化的世界格局的转换可以在短时间内干净利落地完成，只能循序渐进，在和平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本着优胜劣汰法则去定位。苏联一极在较短时间内的自我坍塌，虽给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巨大的影响，但却没有造成世界新格局的定型。现在，除美国保持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外，有多股政治力量正在崛起，但要想形成能够影响世界大局的“极”还需时日。这种状态决定了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转化是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
一、国际格局——多极与单极之争
国际格局中的“极”借用的是物理学上的概念，指由国家或国家联盟构成的强大力量中心。
对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应该如何定性，存在着多极和单极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多极化是对冷战后国际格局发展趋势和性质的一种描述和主张。与单极化观点相对，认为冷战使两个超级大国一衰一亡。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出现多个独立自主的强大力量，美国无力独霸世界。世界正在形成多极格局，多极化可以牵制、制约美国霸权。
单极化是对冷战后国际格局或对其发展趋势的另一种定性描述或主张。与多极化观点相对，认为当今世界格局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单极独霸，或实质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
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主张得到了俄罗斯和法国等大国的赞同。中国认为多极化是人类社会避免单极世界危害的正确道路。多极化世界，有利于阻止少数大国肆意发动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保证中小国家的安全和主权，提高中小国家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相处，互利合作和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有利于倡导崭新的国际关系准则，改革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推动世界进步和人类共同繁荣。
但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受到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主张的单极世界战略的严重阻碍。美国宣扬“单极稳定论”，主张单极化，以确保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当今世界战略力量平衡还没有完全形成，“多极”与“单极”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
目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一超多强是对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态势的现实表述。即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欧洲、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国是多强。但对此概念的解读大相径庭：一种观点认为一超多强体现的正是多极格局的雏形，证明世界多极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表明的实质是单极格局，因为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多强难以有效制约；第三种观点则主张一超多强本身就是后冷战时期格局的性质。
二、国家战略关系定位——伙伴关系
新旧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是首脑外交频繁，国家间建立了各种名目的伙伴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访问中国，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宣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0～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与克林顿总统会谈，双方决定建立中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又加以否定。1998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问日本，宣布俄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中日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建立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国家之间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友好合作，不搞对抗的新型关系。国家间伙伴关系的广泛建立，对于改变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具有促进作用，有益于促进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友谊。
三、文化冲突成为导致冷战后国际政治冲突的重要因素
冷战后，世界政治力量进入了一个分化组合的时期。国际冲突的外在符号由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主打，转向用“文明”包装。当今世界存在着伊斯兰教文化、犹太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儒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由此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往往持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和解读。面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不断扩张，发展中的民族和国家以回归传统文化为武器来抵御西方的文化扩张，强化了对西方文化侵蚀的不满心理；而西方则居高临下地自我炫耀其文化的先进与其发达的必然联系，将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归结于文化的落后。这种由文化衍生出的冲突心理，成为导致当代国际争端和冲突的重要因素。
有学者对此分析道：“文化成为影响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主要由其自身特性所决定。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因素的排他性，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文化的这种民族性决定了她同时具有稳定性、保守性、排他性，特别在与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时，更难协调，更难解决”。“国际冲突一旦染上文化色彩，冲突的双方便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人文标准对国际冲突进行认识和判断，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符合自身价值认同的文化解释，从而使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内化为神圣的文化追求，纳入文化范式的行为和目标因具有了文化传统的合法性而在现实的冲突中丧失了妥协和让步的余地，任何让步都会因亵渎文化传统而招致民众的抵抗，进而使冲突绵延不绝，使冲突双方在各自文化的驱使下，难以退让，极大地增加了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难度系数”。
鉴于此种现象，美国学者亨廷顿(S.P.Huntington)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在新的世界中，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不是发生在阶级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或其他从经济上定义的群体之间，而是发生在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们之间”。他断定，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依据文化的界限来区分自己的，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与全球政治的中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显然夸大了文化冲突的作用，掩盖了国际冲突的实质，遭到了学术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质疑，但其捕捉到了冷战后国际冲突中文化动因加强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