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1“通俗化”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建构价值
在审美现代性的意义上，当代审美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可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第一，它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又是不压抑个性的；第二，它既能适应那些高层次文化需求者的审美趣味，又能满足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消费者的审美需求；第三，它既有利于人的精神的升华，并在价值理性上符合人们新世纪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又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可以促进人的情感的丰富和感觉的完善；第四，它既具有促进人格修养的认识、教育功能，又具有赏心悦目的审美、娱乐功能。相对而言，在当代语境和文化艺术的总体构成中，中国电视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既是艺术事业，又是文化产业。对作为主导文化的改革剧来说，情形也是这样。不仅如此，在当代审美文化的建构中，它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与使命。这样一来，改革剧就不仅要依靠其主导文化的力量，挖掘艺术的审美潜力，还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大众文化逻辑中的“通俗化”力量。
然而，历史地看，有人对大众文化及其通俗化逻辑抱有偏见。比如，有人简单地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只要是通俗、畅销的，那么，它们就是粗糙的，甚至是等而下之的。对此，美国新历史主义文艺理论家汤姆金斯指出：“二十世纪的批评家们教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把通俗性和低级趣味等同起来，把情感因素同缺乏艺术性等同起来，把家庭因素同琐屑无聊等同起来。”但这种看法在艺术价值观念上出了差错，像《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样的通俗化作品，看上去似乎“毫无艺术性，明显缺乏艺术才能”，可事实上它却震动了整个伟大的民族，并取得了持久的成功。[46]
在当代中国，人们对大众文化及其通俗化逻辑的认识也并非一开始就是明晰的、辩证的。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大众文化的迅猛崛起及其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纷纷借助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来观照中国本土出现的大众文化，并斥责它是贫困的、机械复制的、没有深度的、缺乏创新性的。[47]诚然，这些批判体现了人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但今天看来，其不足也很明显：一是有机械套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嫌疑；二是缺乏语境意识；三是用精英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可以说，这些局限的存在使得以上批评常常搁浅于抽象的道德批评层面，而难以深入到大众文化的内部，并对其性质和功能进行辩证分析。因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以及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通俗化”对当代审美文化建构的意义和价值就有必要回归到它应有的层面。在改革剧的艺术实践中，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
1.“通俗化”可以消解艺术创作中概念化图解、抽象化说教等弊病，并对那种一元化的历史总体性具有祛魅作用
作为主导文化的组成部分，改革剧必然要艺术地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和意义，必然要自觉地担负起建设精神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重任，必然要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准备“人”的条件的高度上为广大观众提供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神食粮。然而，概念化的图解和抽象化的说教却和这种价值目标的达成是南辕北辙的。人们常说，改革剧的创作难，事实上，这“难”就难在对概念化图解模式的突破，“难”就难在对抽象化说教痼疾的克服。不必讳言，某些改革剧作品往往不乏思想性，但陈旧的题材决定论或主题先行论常常造成图解政策、演绎观念、生硬说教的弊病，即是说，它们往往是借用题材、主题上的重大性和政治性来替代艺术追求的价值性和创新性，或掩饰其艺术创造力的贫弱和艺术表现力的乏善可陈。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种修正和反拨的力量，“通俗化”的意义和价值就程度不同地显现了出来。在一些优秀的改革剧作品中，一方面它们所观照的对象大多与社会改革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和生活矛盾，乃至尖锐的对立紧密相关，所表现的主题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另一方面，通俗化、平民化、大众化等表现手段和表现方法的运用使作品的思想感情得到了艺术地呈现，也使作品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比如，伴随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广发展，面对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以及一系列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苍天在上》、《人间正道》、《抉择》、《省委书记》等作品都讲述了一个个为广大观众普遍关心，政治上相当敏感的“反腐倡廉”故事，但作品并没有渲染权力意识，或借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去“征服”观众，而是通过大众化、平民化、通俗化、情感化的艺术表现来引发观众倾心服膺的感动和深思。再比如，《忠诚》、《农民的儿子》、《好爹好娘》、《郭秀明》等作品，按一般的通行做法，一部表现共产党员责任与操守的作品很可能会在无形中被演绎为一部宣教式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在艺术叙事的生活化和情感化方面打破了那种单调、呆板的模式，并在现实与理想相交织的时代生活背景下，将一个个党政干部的故事叙述得张弛有道，充满了生活的趣味。这使得作品在让观众看到一种责任与信念的同时，也赢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可。
在这里，如果我们联想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教训，并从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来审视大众文化及其通俗化逻辑，那么，其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就更显清晰。对此，有研究者在反思后认为：“如果我们不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今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世俗文化，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对于准宗教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是不可思议的。”[48]进一步说来，大众文化及其通俗化逻辑具有消解一元化历史总体性、推进政治民主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2.“通俗化”带来了对艺术作品娱乐性功能的肯定
就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而言，那种建基在哲学认识论之上的艺术叙事观念往往偏重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及认知、教育功能，而观赏性和娱乐性功能则常常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比如，在“教”与“乐”的关系上，虽然“寓教于乐”是老生常谈，但实际的情形却往往流于“有教无乐”。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娱乐性”的合法性还常常受到人们潜意识中的质疑和抵制。比如，在人们的印象中，电影的“娱乐性成了洪水猛兽，成了颓废堕落、庸俗沉沦、小资情调的代名词，人们对之三缄其口，讳莫如深。”[49]事实上，作为大工业艺术生产时代大众化产品的基本特性，改革剧的“娱乐性”理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其社会功能在于“以大量的信息、流行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50]在这里，如果说，大众文化艺术的强劲崛起必然使改革剧的“主旋律”叙事呈现出诸多新特点，那么，“娱乐性”无疑就是其中十分显著的一个新特点。
比如，在《和平年代》、《突出重围》和《DA师》等作品中，其倾向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了作品的“主旋律”性质。然而，在如何使改革剧“主旋律”叙事的“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对接、融洽上，这些作品实现了成功的超越。比如，《和平年代》将叙事时空设置在中国南方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使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作品在叙事上还巧妙地借鉴了通俗剧的方式和手法来表现秦子雄的情感生活，并使秦子雄这一新一代军人形象显得真实而生动。《DA师》的叙事则围绕究竟选拔什么样的人来担任“DA师”师长这一主要情节来展开。在主题思想上，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历史命题，但在叙事进程中，作品大胆采用了情节剧的架构，从而使这场“权力角逐”，以及与之相关的亲情、友情、爱情的矛盾纠葛获得了有效的艺术表达，并因作品契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而获得了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
3.“通俗化”突出了“观众”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市场化运作与产业化发展日益成为了电视剧艺术生产的重要机制，其影响波及到电视剧艺术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层面。这不仅意味着资金来源、生产方式和发行渠道等方面的变更，更意味着艺术生产要在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态度等方面向广大“观众”靠拢。事实上，面对与艺术的“生产—再生产”有着紧密关系的“观众”，生产者就必须考虑他们/她们的审美习惯、审美趣味和审美接受能力，换言之，就是要极大地突出他们/她们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并切实地在题材、风格、审美趣味、社会心理、表现形式和艺术方法等方面更加的平民化、大众化、通俗化，以便缩小主流意识形态内涵与大众接受之间的审美距离，并尽可能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应该说，在“主旋律”的大旗下，许多改革剧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有效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岁月长长路长长》、《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泪尽情流》等作品，它们以其对日常人生的深情一瞥而充满了世俗的人文关怀；《苍天在上》、《抉择》、《忠诚》等作品，以其对现实生活中假、丑、恶现象的无情批判和鞭笞而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当家的女人》、《郭秀明》、《三连襟》等作品，以其对“三农”问题的真切关注和对新农村建设的热切展望而散发出新鲜的、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成功的实践表明，只要紧紧抓住观众的审美需求并进行有效的艺术传达，那么，改革剧的“主旋律”叙事就能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4.“通俗化”彰显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体现了当代艺术的现代性特征
电视剧艺术是一种大众性的家庭艺术，因此，如果其传播想要取得最好、最大的效果，那么，就必须打破文本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壁垒。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剧“主旋律”叙事的通俗化是电视剧本体特性的内在要求。宗白华指出：一流的作品，多半是雅俗共赏的，它们“不但在文艺价值方面属于第一流，就在读者及鉴赏者的数量方面也是数一数二，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当的‘通俗性’。不过它们的通俗性并不妨碍它们本身价值的伟大和风格的高尚，境界的深邃和思想的精微。所奇特的就是它们并不拒绝通俗，它们的普遍性、人间性造成了它们作为人类的‘典型的文艺’。”在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宗白华还指出：“一切所谓典型的文艺都下意识地有几分适合于一般人，所谓‘俗人’或‘常人’的文艺欣赏的形式和要求”，但“常人的立场不等于外行，它只是一种天真的、自然的、朴质的、健康的，并不一定浅薄的对于文艺欣赏的口味与态度。”[51]在这种意义上，改革剧“主旋律”叙事的通俗化符合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
对改革剧的艺术叙事来说，“通俗化”绝非潮流裹挟下的被动之举，也绝非可有可无的东西。实践表明，它不仅涉及到艺术叙事的社会功能和电视观众的欣赏趣味，还涉及到我们对现代化、现代社会，以及整个文化现代性的认识和理解。有研究者认为，当代大众文化产生于因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现代变革而带来的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结合过程，其合法性依据有三：第一，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型的结果；第二，它体现了现代科技与现代生活的新内涵；第三，它在当代公共领域的建构上发挥着积极作用。[52]由此观之，改革剧“主旋律”的通俗化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本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