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说什么
在《论写作》一文中，张爱玲指出：“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可见，张爱玲是深深懂得“文化市场”的准则的：写作以消费者为中心，要迎合读者的心理，“说人家所要听的”，处处考虑读者的品味。那么，“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对此，张爱玲也有精辟的认识：“说人家所要听的”，并非“越秽亵越好”，也非“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同时，“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张爱玲成名于上海，上海文坛特别是通俗小说界特有的商业化操作模式，对张爱玲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有学者批评她走‘趣味主义’路线，与其说是‘趣味主义’，不如说是‘读者至上主义’，读者至上，通俗化倾向，在当时带有商业化性质的文学创作中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确实，长期以来，张爱玲的作品一直是以通俗文学的面目为读者接受的。犹如刘绍铭指出的，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前，“张氏作品鲜为‘学院派’文评家齿及。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她极其量不过是一名新派鸳鸯蝴蝶说书人而已”，而“她的一举成名，也是与通俗化的文学环境‘一拍即合’，有‘天时地利’的契机”。因此，从张爱玲接受史上说，张爱玲最初是以“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通俗面目为读者接受的。创作对于她来说，不仅仅是成名的手段，更是谋生的工具。创作能够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声名，还有她所需要的金钱。传统的中国读者喜欢通俗性的故事，沦陷区的市民阶层阅读完全是出于娱乐和消遣。张爱玲自幼就浸淫于中国古典小说，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通俗文学的喜欢，1944年，她在《杂志》社主办的“女作家聚谈会”上有过这样的说明：“不错，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会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据其弟张子静回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李涵秋的《广陵潮》，天虚我生的《泪珠缘》，都是她爱看的作品。
她也曾自述《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红楼梦》”（《红楼梦魇·自序》）；还说“《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忆胡适之》）。同时，张爱玲在日常生活里的阅读趣味也大俗大雅。传统的野史、传奇、话本、笔记、章回小说，她都有所涉猎。即使是垃圾小报、花边新闻，她也读得津津有味。晚年时，更是专心致志研究《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在《多少恨》的题记中，她明确表示：“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可见，张爱玲是有意识按照通俗小说模式来进行写作的，十分重视观众的审美趣味。“她的小说也确实有‘鸳鸯蝴蝶派’那种视小说为‘游戏’的消闲意味；张爱玲从不直接表现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她的小说写的都是普通人，是半新不旧的情事恨事，写世俗社会中的男欢女爱；她的小说始终执著于生活本身，崇尚丰富的生命个体，她对于生动具体的生活有着先天的奇妙感应。
这种世俗化的追求是新感觉派小说家缺失的，但是又同‘旧的海派’，也就是鸳鸯蝴蝶派遥相呼应，得以出入于雅俗之间。而凡人俗事对于广大的世俗阶层，显然更具有先天接受的前提，张爱玲的小说因此而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实现了她所追求的商业价值”。“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作品题材广泛，才子佳人的恋爱小说、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揭秘猎奇的社会小说……都是他们的拿手的题材。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说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以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在新文学阵营的口诛笔伐中，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一度退出主流文学的视线。但在沦陷区上海，随着新文学阵营的消退和人们对现实政治的有意规避，通俗文学重又获得了繁荣的土壤。
因此，虽然张爱玲的创作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但她继承的并不是直接来源于新文学的传统，而是《海上花列传》开启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传统。虽然《海上花列传》的主要内容是写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但笔触所至，涉及了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链接的社会层面的诸多方面，《海上花列传》正是一部由许多“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集合而成的合传体。“张爱玲无疑是四十年代市民阶层的代言人，表现了市民阶层的悲欢离合与生存实状”。故而张爱玲推崇《海上花列传》，晚年用了将近十年时间二译《海上花列传》，先是将它译成英语，以后又将它译成“国语”——普通话。
至于如何去洞察读者、争取众多的读者，张爱玲在《论写作》中也有精彩的论述：“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那么，认为“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论写作》）的张爱玲要给读者什么呢？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回答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在她看来，“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烬余录》)。“饮食男女”的“实际的人生”就是张爱玲“拿出来”“给读者”的安稳人生：“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她“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表现市民阶层的愿望、现实、矛盾、痛苦，关注普通人的人生的，倾向于日常化的写作，毫不避讳自己喜欢人生安稳的一面，喜欢凡俗的日常世界，喜欢亲切、和谐、充实、有浓厚的人情味的凡俗世界。因此，“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倾城之恋》)，“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的罢？生命即是麻烦”（《论写作》）。
家族记忆、世俗生活、男女私情、市民情怀、人生欲望，这些琐碎的历史、边缘的纷争、疏于政治的事件、日常性的传统经过张爱玲“文字的韵味”处理，便成为了“人家所要听的”。在《自己的文章》中，她强调说：“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小说而论，张爱玲不仅重视故事性，还强调戏剧性。“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
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论写作》）。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取名《传奇》，在文学史上，“传奇”本属于一种小说体裁，中国唐、宋时期和中世纪的欧洲骑士文学中都有所谓传奇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抑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其内容“不离于搜奇记逸”。，情节一般是奇特与神异的。自唐宋时期被称为“传奇”的文言小说至明清时期的世情小说，中国小说一直在延续着以奇为美的传统。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实践来看，其高质量的小说作品主要集中在1943年与1944年间，她将这段时间创作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十篇小说收入自己的第一本书中，并命名为《传奇》，“可是在她的作品当中，既没有神奇人物，也没有故弄玄虚荒诞怪异的故事情节”，《传奇》中的主人公皆是洋场都市中的凡夫俗子，《传奇》中的故事均是市民阶层的俗情俗事。张爱玲的小说集以此命名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意义象征，她本人在《传奇》卷首题词中对此有过具体的说明：“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种态度，表明：“她一方面把自己所描写的对象选定在普通人身上，与古代的传才子佳人之奇、奇人异事之奇拉开了距离，又与缺少故事性无明显曲折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差异，既满足了读者对于‘奇’的期待视野，又体现了作者的独特创作倾向”。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取名《流言》，流言蜚语，哗于民间，她是揣摩准了读者群的接受心态的。
在《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中，她也有这样的表述：“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司，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我讨厌这些顾忌，但《倾城之恋》我想还是不坏的，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为适应读者需要，以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在我原来的想象中决不止三十岁，因为恐怕这一点不能为读者大众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岁”。她甚至还认为，《倾城之恋》的成功也是在于配合了读者的心理需要：“《倾城之恋》似乎很普遍的被喜欢，主要的原因大概是报仇罢？旧式家庭地位低的年轻人，寄人篱下的亲族，都觉得流苏的‘得意缘’，间接给他们出了一口气。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也高兴，因为向来中国故事里的美女总是二八佳人，二九年华，而流苏已经近三十了。同时，一班少女在范柳原里找到她们的理想丈夫，豪富，聪明，漂亮，外国派。而普通的读者最感兴趣的恐怕是这一点，书中人还是先奸后娶呢？还是始乱终弃？先结婚，或是始终很斯文，这两个可能性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因为太使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