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电视对鄂温克人态度与行为改变的影响而言，鄂温克人本身受教育的程度和特有的认知方式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作为受众，其文化程度“则可能直接影响媒介效果。例如文化程度较高的受众比文化程度较低的受众更难因媒介内容的说服而改变态度。”总体来说，牧区鄂温克人的文化程度相对偏低。虽然将近100％的牧民接受过教育，但接受的程度不同。在调查的59人中（男性27人，女性32人，年龄30～50岁之间的人居多，其中30～39岁的占30％，40～49岁的占15％），有7人接受了小学教育，25人接受的是初中水平教育，5人已经上到了高中，大中专文化的只有一个。
关于鄂温克人的认知方式，采用场依存性——独立性这一维度加以说明。场依存性——独立性是一个概念化的信息加工方式，由美国心理学家维特金（H.A.Witkin）提出。具体表述为“有这样一种人格连续体，属于连续体一端的人往往倾向于更多地利用内在参照标志主动地对外来信息加工，这种人叫做独立于场的人；而属于另一端的人则往往倾向于更多地利用外在参照标志，不那么主动地对外来信息加工，这种人叫依存于场的人，相应地，每个人在场依存性——独立性的连续体上都处于一定的位置。”维特金的跨文化研究表明：“那些在注重自主和成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往往更倾向于场独立性，相反，那些在保护和舒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往往更倾向于场依存性。”维特金的研究还进一步表明，“在务农者中，场依存性更大，而在狩猎者和采集者中，场独立性更大些。在游牧群体的文化因素中，权力的压力一般说是软弱的（社会和政治分层很低）。而且，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社会化的压力也指向成功、独立、自信的方向。”草原鄂温克人一直生活在较为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无论是在山林中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还是草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都锻炼了鄂温克人勇敢、独立的性格。好猎手“莫日根”和草原英雄一直是鄂温克人崇拜的对象。因此，鄂温克人的场独立性更大些。这种较为独立的性格使得鄂温克人在对来自于电视的信息进行解读加工时，往往以自己内在的参照标志作为衡量标准，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受信息本身的价值所左右。随着鄂温克人对来自电视上的信息认可程度越来越高，这种较为独立的认知方式与迫切渴望获得信息的欲望相结合，鄂温克人在态度和行为层面上的变化也就越来越明显。
二、鄂温克人的生活信念
生活在茫茫草原的鄂温克人，他们的理想生活是：有辽阔的牧场，成群的牛羊，圣洁的水源和绿色的生态环境。然而，随着牧区人口的增多，人均占有草场面积在逐渐减少，而且近年来由于沙漠化趋势的增强，可利用的草场面积也在呈下降趋势。鄂温克人深刻意识到，要想获得发展，只靠传统的牧业生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传统牧业所能解决的只是温饱问题，并不能使牧民走向小康之路。因此，必须从事多种经营，拓宽收入渠道，以此提高生活质量。
对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嘎查鄂温克牧民生活满意度调查的数据显示，80％的牧民表示不满足于现状，希望有所改变。首先最想改变的是家庭经济状况，牧民们感到满意的仅占28％，56％的家庭则希望能够拓宽收入渠道。关于目前所从事的畜牧业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将近一半的牧民认为这一职业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更渴望从事其他职业，对这一职业感到满意度较高的是中年以上的牧民，比例为39％。而令牧民们感到最不满意的是住房条件和牧区的文化娱乐这两方面，其中对住房条件不满意的达到42％，对文化娱乐感到不满意的比例最高，占7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鄂温克人对目前草原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并不高，渴望变化是大多数牧民们的心愿。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有可能出去寻找机会，中年人则把希望寄托在儿女们身上，希望他们通过读书走出草原，改变生活。宝音巴图和亚荣夫妇一直很重视对女儿们的教育，他们有三个女儿，老大阿妮日已经离开草原到呼伦贝尔文科学院读书，老二阿丽拉和12岁的老三阿丽娜，一个在鄂温克旗一中就读，一个在海拉尔艺术学校学习舞蹈。“女儿不能再重复我们的生活。”对于将来，宝音巴图夫妇有些低调：“十年前，这里的草半人高，羊群藏到里面都看不见，现在退化沙化得这么严重了，再过十年，说不定这里就没草了。”亚荣说她和丈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三个孩子。他们觉得女儿的将来不应该再在草原上了。“等女儿长大了，我们把牛羊一卖，跟着她们到城里去生活。”
在制约鄂温克牧民们经济发展的因素中，资金的缺乏是首要原因，赞同这一观点的牧民比例高达76.3％。由于远离都市与城镇，信息闭塞，难以把握不断变化的市场行情是阻碍鄂温克人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同意这种说法的占45％。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和进取精神的鄂温克人深刻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为此他们更加重视了解信息和利用信息，通过信息把草原与外界紧密连接起来。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鄂温克牧民中，比较富裕的牧户往往比较重视信息和善于利用信息，而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一般情况下都来自于电视，这一点从以下牧民的致富事例中得以体现。
高娃是第一个在嘎查边上开办家庭旅游，吃上了“旅游饭”的牧民。2007年6月，她和丈夫搭建3个蒙古包，在每个蒙古包里配上两张床，一盏灯，一个火炉和一个熬奶茶的锅，开办家庭旅游经济。前来旅游的客人可以骑马放牧、坐独轮车，吃她们家做的奶渣等传统食品，也可以跟着学熬奶茶、挤奶，体验牧民的生活。在高娃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鄂温克人也萌生了在自己家里接待游客的想法。而高娃利用草原风光和民族风情资源开发旅游业的做法则是来自于电视新闻提供的信息：“我当时是从电视里看到别的地方的牧民这么做，很挣钱。我们嘎查正好没有人这么做，我就想试试，现在看起来，收入还不错。”
敖登是嘎查里有名的富裕户，也是全嘎查第一个引进高产奶牛的家庭。关于引进高产奶牛这件事，敖登最先是从电视上得到的信息，电视中介绍有些牧民养高产奶牛，既提高收入，又节约劳动力。由于近几年草原干旱，草价持续上涨，要想提高收入，必须更换奶牛品种。敖登在电视信息的引导下，卖掉一部分当地普通奶牛，转养高产奶牛。
团结嘎查的牧民更是棋高一筹，他们坚持把媒介人物乔玉芳“请”进嘎查担任领导，带领大家共同致富。而牧民们对乔玉芳的了解，很大一部分因素来自电视对她的宣传报道。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一部分鄂温克人很善于从电视上寻找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并且能把这些有用的信息转化成致富资源。电视信息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引起观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导致行为的发生。对于鄂温克这样一个内部自身文化缺乏有创新力量的民族来说，电视节目的“示范性”指导则变得极为有效，它首先会引起一部分鄂温克人的观念改变和行为模仿，在这一部分人的辐射带动下，会产生更多的行为效仿。
三、鄂温克人的自我印象
就个体而言，自我印象也可以称作自我心象或自我意象，它是指一个人在自己心目中的自我观念，包括对自我的认识、自我的评价等。自我印象集中地表现为人们对自己能否做成功某事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人如何评价自己而作出的主观判断。自我印象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产生的效果也截然不同。相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应该理解为群体成员对自己归属的群体所产生的认识和评价，也可以解释为民族的自我意识，即指某一民族的成员对自己归属于某种社会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是对自己民族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意识。其中，涉及到有关本民族的利益、习惯、风俗和传统，以及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关系表现在思想、感情、行为和生活方式的传通与感受上。
草原鄂温克人对自己所属的鄂温克民族有着相当高的认同感，并且以自己归属于这样的民族感到自豪，鄂温克人的民族认同感从鄂温克人对一些问题的回答中得以体现。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鄂温克牧民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认为鄂温克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作为本民族的一员，他们感到很骄傲，并且认为生活在自己的民族里有一种亲切感和安全感。
随着电视走进草原鄂温克人的家庭，电视声画俱全的传播优势极大地满足了鄂温克人延伸视听能力的要求，鄂温克人“从传媒所反映的世界里获取他们所依赖的映象世界”。鄂温克人通过电视这种传播媒介了解到他们以前从未曾了解到的诸如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等信息，并有意无意地与自己的生活状态作比较。库利曾经在《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镜中我”这个概念。他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透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借鉴库利“镜中我”的概念，如果把电视比作呈现外部世界的一面镜子，电视给鄂温克人呈现了一个映象世界，使得鄂温克人“在十分复杂的电视媒介内容面前，将不由自主地进行自我延伸，形成‘镜中之我’。”电视在使草原鄂温克人领略外部世界的新鲜与繁华的同时，也照出了自身与外界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这种差距和不足使得一部分鄂温克人不断地寻找、甚至是创造机会，努力发展经济。信息时代，有价值的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鄂温克人把电视当成了寻找信息资源的最佳途径。如，根据中央电视台《致富经》栏目提供的信息所开办的彩砖场，受电视广告的影响开办的饰品店，在草原创办的家庭旅游服务中心等，鄂温克人的这些行为变化都是来自于电视的影响。正如“不少传播学者认为，媒介不仅通过它的内容影响人的认识，价值观和行为，一种媒介的出现、使用和普及以及它所形成的媒介工具环境本身，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的个性或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