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乱伦”的搞法：播出科划归总编室
播出科成建制划归总编室，是1996年那一轮机构改革中争议最大的一个动作，至今仍有人称之为“乱伦”的搞法。播出线
是宣传与技术对接的端口，历来归属技术部门。事实上直到今天，播出科从设备到人员都归总编室管，湖南卫视仍是全国独一家。
这一“荒唐”的动议是改革小组长刘惠东提出来的。以至于后来有人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刘惠东是不是长了后眼睛，早就知道魏老板要派他去总编室，所以提前把播出线“做”到总编室去了。刘惠东对这个玩笑一笑置之，同时坦率承认，如果总编室没有控制播出线的权力，那他还真是有可能“抗命”。
改革方案报到魏文彬那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播出科归属技术口由来已久并且的确有其天然合理性，只要播出部门与节目编排部门能够良好地沟通和协调，保证频道安全有序地播出，不一定非要改变这个传统。但当时湖南台的问题恰恰就在播出与编排不能良好地沟通与协调。由于切割式的条块管理、工作流程的不规范和栏目生产的非标准化以及管理上的混乱无序，播出线上安全事故频发，播出延误、技术失误、磁带遗失，甚至“开天窗”的重大事故，都曾发生过。归属于技术部的播出科与归属于总编室的编排科之间业务壁垒森严，只能简单对接，一旦发生问题，两个科室及其所属部门互不买账、互相推诿。科室、部门打不清，就一直往上打，打到各自分管的台领导那里，矛盾重重，扯不清的麻纱。恶性循环的结果是，两个部门的关系越恶劣，宣传与技术的对接越简单和粗糙，播出事故发生的频率越高。
播出科划归总编室的改革方案一传出去，技术部门反应极为激烈，觉得这是改革小组在“剜技术部门的肉”，“截技术部门的肢”。有干部跑到魏老板家里诉苦告状，魏老板不紧不慢地说：“技术和宣传的界限要划得那么清楚吗？能划得清楚吗？谁规定播出科只能是技术部的崽？重组重组，就是要按照效率原则优化组合，如果这样做对我们的管理有好处，为什么不能改呢？你说这是‘乱伦’，好多创新都是打乱了传统的伦理关系，譬如说年轻的领导年老的，女的领导男的。我的观点是，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伦理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
播出科划进总编室之后，惯性使然，起初与编排科仍旧摩擦不断。但由于归属同一个部门，工作程序、人际关系大为简化，协调起来毕竟相对容易，同时由于沟通的增多和深入，双方业务逐渐相互渗透，宣传和技术的对接日趋规范、顺畅和精细。有趣的是，当时播出科科长叫张衡（男），编排科科长叫张峥（女），听起来像是两兄妹，这两“兄妹”一开始吵得不可开交，后来为了打造一条规范的播出线和一个中国最规范的频道共同努力，变成了一对好朋友。许多年以后，当初“妹妹”被“哥哥”气哭的事情，反倒成为那段峥嵘岁月中不可多得的温馨记忆。张峥回忆说：“那时候做编排问题很多，栏目时长不确定，今天15分，明天16分；计时不准确，报给你10分30秒，实际上可能是10分48秒；直播想播多长播多长，诸如此类。大家都估摸着来，播控人员也估摸着来。有时以为节目完了，一切，早了；有时看看表，以为还早得很，结果提前结束，出了蓝底或者黑场，这都是事故。出了这种事故你说谁的责任？肯定扯皮。一方面没有人来管这种细节问题，一方面干预编排和播出的人又还不少，今天这位台长来个电话说调整一下编排，明天那位主任来张条子插播个什么东西。编排科的导播人员就要去播出机房传达，传来传去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错，肯定得经常吵架，你说我编排科的人说错了，我说你播出科的人听错了。”
显然，这类吵架是由于没有规范、没有清晰的工作流程造成的。刘惠东称之为“低级战争”，无谓地消耗了人的精力。如果有预制的精细的流程，复杂的事情会变简单，没有预制的精细的流程，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复杂。刘惠东多次调停这种低级战争之后，取消了编排科的导播职位，要求播出科由纯技术操作向宣传业务渗透，深刻理解并直接执行总编室的宣传意图。此后听取播出令和执行播出令是同一个人，他就无架可吵了。
刘惠东说：“我当时主张播出科划进总编室，一个基本的想法是理顺关系、提高效率、规范频道，同时也感觉到要通过播出线来强化全频道的包装、宣传。全频道的包装、宣传肯定是由总编室来做，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总编室如果跟播出线协调不好，很多想法、手段就实现不了——我当时的判断是，根据电视技术发展趋势，将来频道大量的包装、宣传手段都要在播出线上实现。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对的，播出线不仅是宣传内容的传输载体，它本身也可以直接参与宣传内容的制作，是宣传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官上任三把火，刘惠东到总编室提出了一个宏伟目标：打造中国最规范的频道。“我们现在不一定是最好看的频道，但首先一定要是最规范的频道——新总编室的使命，就是要让湖南卫视在全国卫视中说得起这个话。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最好的频道，评价体系和标准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但是规范不规范，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控制加以实现。一个规范的频道，最基本的特征是定位准确、内容适宜、编排科学、播出准时。”
按照刘惠东这样的思路，播出科实际上必须完成一次提升性的转型，为此他们和总编室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之痛。张峥说后来编排科和播出科的架越吵越高级，再后来则变得越来越默契。
“一下子要做最规范的频道，从编排的角度来说，肯定不能说只是精确到单个栏目、单个节目，要精确到每一秒钟。然后每一个衔接的过程当中我都有我的想法，不是说这个节目和那个节目随便地挨在一起。什么时候播什么节目，什么时候播呼号，设计很多，当时还做了很多新包装。有一个整体的CI系统，还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导视系统，预告下一步有什么节目，每周有每周的打包片，每月有每月的打包片，每个剧场有每个剧场的打包片。这都是原来没有过的东西，要上播出线，大家不知道要怎么来播。那播出科的值班人员就说，我反正只保证安全，你编排科说这样弄那样弄，我播出科觉得弄不了我就不给你弄，最后大家一看，呃，怎么不是按设计的那么播的啊？那就要吵架。”
“你想想，播出科的工作什么时候这么麻烦过啊，原来就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活儿，现在搞得这么复杂，必须要理会整个频道的宣传思路，要有艺术上的想法。他最开始就会觉得这不是我的活，凭什么要我干，我干了又不多得到些啥，他就觉得你们这些搞编排的好讨厌的。有一次播出科没按编排科的要求操作，我跟张衡大吵一架，他说你搞这么复杂我没办法保证安全播出，我说我不搞这么复杂频道怎么可能好看，那一架吵得好大，我都气哭了。后来我也挺理解张衡的，播出科几十年都没有被人提过那么多要求，上星那一年一下子面临那么多挑战，可能也到了一个承受的极限了。”
说起“二张”吵架，刘惠东有他的看法：“说实话，我觉得有些架吵一吵有益无害。完全不吵架的单位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运转得极为合理、顺畅，无须吵架，另一种是死气沉沉，大家都稀里马哈，得过且过，谁也没有吵架的激情。我们的目标是前一种，那起码得有吵架的激情。播出科‘移植’到总编室，磨合期不算太长，很快融为一体，我觉得跟这两位姓张的科长的直率和责任感有很大的关系。只要双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吵架有时候是能够更快地达成共识的捷径。张峥张衡那次大吵过后，聊得很透，最后都达到了‘频道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高度，后来配合越来越默契。”
16.5掐出来的权威
“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吵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刘惠东不怕编排科和播出科吵架，魏文彬也不怕刘惠东带着总编室去和别的部门吵架。
在刘惠东的电视观念里，准时播出是一个规范的频道最起码的要求。栏目编排一旦公示，就应视同与观众签订了一个无形的契约，无特殊原因和特别说明的提早、延迟或者取消播出，都应视做不可原谅的“违约”行为。从管理上来讲，电视播出是一个时间性的序列，每一秒每一帧都有预先的计划，一个栏目不守时，将像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对整个频道产生影响，给整个频道的管理造成混乱。此外，从经营的角度来说，每一秒每一分都是资源，都应产生相应的价值。
但是并非人人都认同这一观念。事实上直到2001年，经过长达5年的斗争之后，频道“脏乱差”现象仍未完全根治。2001年3月1日，总编室向局、台提交了一份题为《湖南电视台宣传管理的薄弱环节及其整改建议》的文件，其中仍有有关“脏乱差”的内容。
大型直播节目随意性大，缺乏前期正常的申报审批流程，致使节目前期把关出现漏洞和事故隐患，同时还带来了打乱正常编排、安全播出无保障、宣传包装不到位等问题。另外，部分直播节目外请嘉宾的请示、报批手续也很不完善，有的人请来以后才报告，有的临近播出也未到有关部门报批，这些严重违规现象，致使湖南电视在总局、省委和省局留下了不良印象。
个别栏目不按规范制作，或随意短时、超时，或擅自增添广告播出时间；片尾字幕也不规范，频道上各栏目片尾五花八门，频道风格不一致的印象相当部分由此而来。
总编室一再要求各个栏目严格遵守时长规定，不要任意短时或超时。但是长期积弱的总编室发出的通知似乎更多地被人们看做一个倡导，而不是一个规定，短时、超时仍旧想来就来，而超时又比短时现象更加频繁。有一些重点直播栏目本身享有数分钟的“松紧带”时间（即允许存在数分钟的时长误差），但还是经常一超就是几分钟，给播出线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同时也招来了其他栏目的埋怨和观众的意见。
当刘惠东开始琢磨如何才能改变总编室的被动局面时，他庆幸自己当初力主将播出科划进了总编室。对播出线的控制将是他的“撒手锏”。“准时播出、准时结束”三令五申不奏效之后，他对播出值班人员下了指示：严守宣传管理条例，无论谁的节目，到点就掐。于是某次某节目直播未完，被掐掉了；又某次某节目还在飞老长老长的片尾字幕，被掐掉了。一贯有点冷面小生味道的刘惠东下起手来毫不容情，连对当时最火的《快乐大本营》也不例外。
刘惠东说：“可以说，我当时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极端做法。从不规范走向规范，不矫枉过正也许永远不能达标。重建秩序比新建秩序难得多，不把事情做绝点，你永远别想建立起正常的规范。”
不难想见，被掐了节目的制片人会怎样暴跳如雷，主管该节目的相关领导又会如何对总编室侧目而视。为此，刘惠东在树立起总编室的权威之前，先给自己树起了一堆“敌人”。每一个栏目的背后都有主管的部门、分管的台领导，他掐一次节目，就得罪一串人。如果不是有厅长魏文彬和台长曾凡安的鼎力支持，他只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先已成仁。”
魏文彬和曾凡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无论谁去告状，他们都耐心地倾听，热情地安抚，但是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干预总编室的工作，由着刘惠东他们“胡作非为”。在经历过几轮你敢超我就敢掐的交锋后，栏目们服从了总编室的“调摆”，并且逐步接受了全频道规范管理的观念。
魏文彬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所有的书上都写着当领导第一重要的是会用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把刘惠东从新闻中心挪到总编室，这个人用得对。他这个人是有点专业主义精神的，做事认真，有完美主义倾向，有专家型的严谨，也有知识分子的固执。同时他做人又比较单纯，没有太多庸俗的人际关系，平常看起来清高孤傲，大家都有点怕他，他也不怕得罪别人。这些特点在某些情况下是缺点，在某些情况下是优点。在改造频道的那个阶段，这些缺点都是优点。”
刘惠东后来被人称为湖南电视台“史上最牛”的总编室主任。在他的手上，总编室的职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端盘子的姑娘”变成了“大内总管”，开始对全台宣传实施从制作起点到播出终端的全方位管理。总编室从每一次台标、呼号的播出细节抓起，从每一个节目的准时播出、准时结束抓起，对由来已久的频道“脏乱差”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引进CI体系构建全频道品牌形象，后来又建立起了以收视率为主要依据的节目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