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全国最早的全频道包装系统
在电视包装、宣传与营销意识方面，湖南大概是全国最早的觉醒者之一。这与1992年魏文彬的一个大胆行为不无关系。1992年的某一天，住在湖南电视台宿舍区的员工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家电视机上多了几个奇怪的频道，大家甚至搞不清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说是外国的，节目却有中文字幕也有中国内容，说是中国的，跟大家熟悉的中国电视又大不一样。这些频道是卫视中文台、卫视电影台、卫视体育台、CHAN-NEL〔V〕等。很久以后大家才闹明白，那是美国默多克新闻集团自1991年起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发送的卫星频道，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港台市场，同时向大陆渗透。魏文彬大胆地将这些境外频道送进了自己员工的宿舍，此举的深远意义在于：通过与这些境外频道的亲密接触，一些敏感的员工发现了电视的另一个世界，明白了电视还有不一样的做法，并且开始琢磨如何改变自己的屏幕，未来屏幕革命的种子选手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欧阳常林、刘惠东、刘沙白以及包装小组的那些年轻人，显然是其中格外敏感的一些人。
1994年，魏文彬给他的员工创造了更进一步与境外电视媒体亲密接触的机会，他接受刘惠东的建议，从香港请来了这些境外频道的制作人、星空传媒集团（美国新闻集团的附属机构）STARTV的同行，给大家讲频道包装和节目编排。
刘惠东说：“请境外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课，这个动作本身就有革命性的意义。湖南台历史上从没有老外来过，更别说站到讲台上给我们讲课。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一个创新，那时候在人们的观念中，电台电视台还是重点保密单位呢。”
当时湖南电视台有些较好的栏目，如刘惠东创办的《焦点》栏目已经开始注重节目的包装，譬如重视栏目片头片花和节目预告片的制作、节目的技术质量、现场采访全程字幕、统一字幕样式等，但是全频道整体包装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部门“切割”栏目的陈旧管理体制之下很难实现。在老台，几个台领导各自分管几个栏目，管理的着眼点在栏目而非频道，整个频道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协调运作。
当欧阳常林有机会自主运行一个全新的频道时，他率先试行了全频道包装，品牌效应几乎立竿见影。经视的成功强有力地刺激了兄弟频道，也鼓舞了兄弟频道。
经视开播一年之后，1997年元旦，湖南电视台妆容一新，闪亮上星，呼号改为“湖南卫视”。由于改革小组的出色工作，那个被魏文彬自己称为“小气、土气、俗气”的“农民频道”发生了神奇的蝶变，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们印象中最时尚最亮丽的频道之一。
卫视台标是一个简单流畅的椭圆形轮廓，仿佛信手一挥而就，既有丝带般的飘逸灵动，又透着行止有度的工整严谨。奇妙的是留白处形成鱼的形状，而若视线停留于中间空白处，又会发现那是一个米粒。鱼和米的造型，既象征着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湖南，也暗含了湖南卫视有“鱼”有“米”的吉祥寓意。此外还有人将其诠释为一条让湖南与世界相连的纽带，也有人称台标图案蕴涵着卫星运动的轨迹，预示着东方的上空又多了一颗璀璨的新星。的确，恰如经视提亮了湖南的荧屏，湖南卫视照亮了中国电视的星空。
多年以后，每当有人称赞湖南卫视的台标，魏文彬就会不无矜持也不无骄傲地说：“啊呀，当初可是花了大价钱呀。”
湖南卫视的台标设计者仍然是刘惠东从STARTV请来的人。“设计者是一位女士，美国人，中文名字叫白诗丽，当时是STARTV的设计总监。为什么选择她？因为她设计的STARTV台标以及包装理念非常符合我们的理解，对我们的要求也解读得很正确。为说明台标设计的专业性、严肃性，她带来设计凤凰卫视台标时的资料，足足两寸厚的一本全是凤凰的图案，说是为了激发创意和避免侵权，他们把全世界‘所有的’凤凰图案都搜集来了。我们觉得她做事的确非常认真，非常专业。”
“湖南卫视台标草案她设计了好多，后来选定的‘鱼米之乡’只是其中一个。我还记得当时做了一块办公桌面那么大的板子，几十个待选的LOGO都放在上面，我就抱着这个板子，带着这个洋女人跑到老魏家里，请他审看定夺。”
湖南卫视的上星盛装耗资达百万之巨，这在当时的确是个“大价钱”，特别是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电视台的财务报表上，还根本没有这个支出项目。
后来的湖南广电，频道的包装、节目宣传的创意和节目本身的创意一样受到高度重视，几乎每个频道都有自己的形象设计工作室。有些强势频道的形象设计工作室不只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对外承揽业务，逐渐形成了一个电视包装产业。
2006年10月28日，湖南卫视“快乐中国形象企划案”获得第十三届广告节“中国媒体企划奖”金奖。评奖委员会称该奖“旨在向中国传媒业表彰那些在实施自身品牌形象推广和广告企划经营活动中取得成功经验的优秀媒体，以利于媒体单位学习和掌握自身品牌形象推广和广告企划经营的知识和标准，树立行业典范”。评委们一致评价，湖南卫视近几年来以“快乐中国”为主题的形象宣传有策略、有计划、有创意，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媒介特性，挖掘了媒介的潜力。
16.7收视“光荣榜”被人撕了
1996年11月起，经视台情日志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收视调查的信息：11月7日：拨通6户观众电话，无收看本台者。原因多方面，这段时间一些有线、无线户收不到本台信号也是一个主要影响。但观众都对经视给予了较高评价，表示经视是他们喜欢看的一个台。
11月8日：在拨打的7户市内电话中，1户收看长沙一台，1户收看省有线台，1户收看省台，4户收看我台。从抽样调查情况看，我台电视剧收视率情况很好。
11月11日：在播出电视连续剧《重案探组》时，总值班随意拨通10户观众电话，调查收视情况，其中1户收看湖南1台，1户收看湖南2台，1户收看中央8套，2户收看经视台，2户收看省有线台，1户收看山东台，2户没看电视。
尽管手法原始，信息未必准确，结论未必科学，但毕竟意味着湖南电视开始了在受众研究道路上的摸索。
差不多同一时期，老台这边，刘惠东在解决了播出的基本规范问题之后，开始推进收视研究科的工作。他从专题部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才，这个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一，写的一手好文章，其二，学的是数学专业。这个人就是王旭波，现在是湖南卫视总编室的副主任。
1997年1月，王旭波编出了湖南电视史上的第一份收视简报。湖南卫视总编室从刚刚成立的央视索福瑞买来了湖南省网的收视调查数据，王旭波发挥自己数字和文字的双重才能，对抽象数据背后的具体含义进行了分析和表达。
收视简报是又一个得罪人的新鲜玩意儿。总编室派人将收视简报送往各个部门，有些栏目当着来人的面就把简报一撮，掷进废纸篓。
刘惠东说：“当时主流的收视反馈是靠专家座谈和观众来信，哪个节目都有人说好话，皆大欢喜。收视率不一样，冷冰冰的数据，硬邦邦地排座次，有些人面子上就不好看了。但是我们必须硬着头皮推进，一个规范的频道不可能没有一个规范的节目评价体系。”
为了推进收视率调查工作，刘惠东向魏老板请求调进另一个特殊人才担任收视研究科科长。这个人是高潮，刘惠东创办《焦点》栏目时的同事，也是深得魏老板赏识的一大才子，当时受魏老板之命在外开办公司，发展第三产业。高潮的风格跟刘惠东很不一样——刘“正”，高“邪”；或者说，刘“庄”，高“谐”；或者说，刘惠东是个冷面小生，高潮却是一只笑面虎，非常善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以嘻嘻哈哈插科打诨的方式化解了许多尖锐的矛盾，让得罪人的收视调查工作得以既“强硬”又“温柔”地推进。
高潮嘻嘻哈哈地回忆了那一段“有趣”的日子：“苦哈哈地写出来的收视报告，被人手一撮扔进废纸篓，不好玩吧？不好玩也得玩，还得玩好。怎么玩呢？一手玩‘画饼充饥’，一手玩‘既得利益’。底下的人不了解魏老板，我们了解啊，告诉他们，只要是魏老板想玩的事，一定玩得成，坚持做下去，我保证，会有那么一天，你们吃请都吃不赢，栏目会来求你们的！‘既得利益’是什么？发稿费，提高收视研究人员的待遇，一出报告就兑现。”
“他们不是把我们的报告撮了扔进垃圾筒吗？我跟惠东合谋，去找胡卫箭，胡卫箭也是‘少壮派’，改革小组成员之一，当时担任计财部主任。他支持我们，大笔一挥批了2000块钱，我们就做了一个钢架子，立在台门口，张贴收视光荣榜。你不要以为光荣榜只说好不说坏，我们公布前三甲，也公布后三甲。”
“有一天‘光荣榜’刚刚贴上去，被人撕了。怎么办？再贴一张上去。你再撕，我就再贴。栏目抗议说你们那个标尺不标准，我说好，就算我的标尺不标准，但我量你们每一个都是用这把尺子，那就公平了嘛。”
“有一天，钢架子上除了我们的‘官榜’，多出了一张‘私榜’。一个很火的栏目自己作了个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收视率98%，吓死个人！你说他瞎说吗？还真不是，人家也是正儿八经调查来的——他自己设计了一张问卷，跑到学校里去作调查——问题是，学生本来就是这个栏目的主要收视人群。我跑去找这个栏目的制片人，一通哈哈一打，我说，你这个同志蛮幽默嘛，跑到一个羊肉店里问正在那里吃羊肉的人：哎，请问你们喜欢吃羊肉吗？连他自己都憋不住笑了。”
每周一份收视简报，每月一个钢架子上的收视分析，每季度一个大型收视综述报告，坚持了一两年的时间，收视科终于迎来了“吃请都吃不赢”的好时光。有些栏目制片人开始主动来和收视科沟通，请教收视率的奥秘，请收视研究人员去帮栏目诊脉，分析收视率高低变化背后的原因，寻找提高收视率的有效途径。
2001年，央视索福瑞推出可以提供分钟测量数据的收视测量仪，湖南卫视又率先购买了这种数据。精确到分钟的监测可以告诉栏目创作人员你的节目在哪一分钟聚集了较多观众，哪一分钟又流失了观众，为栏目科学地设计节目流程、有的放矢地改进节目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