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的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制度化,中国的一些新闻学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个新兴学科。早在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的郑北渭教授等人已经介绍了美国传播学的个别概念,当时将mass communication译成“群众思想交通”。1979年5月起,《国际新闻界》分三期刊登了张隆栋翻译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这篇文章是中国内地第一篇系统介绍传播学研究框架的论文。1982年5月初,施拉姆访问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大学与新闻研究机构,对中国内地的传播学引进影响深远。1982年11月23日至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倡议下,于北京举行了我国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内地,会议还决定翻译一批介绍传播学的书籍,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传播学课程。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传播学(简介)》,这是我国第一本传播学著作。1987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郭庆光在《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这是国内第一篇全面介绍传播批判学派的论文;《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国内译介的第一本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著作。1995年后,我国内地对传播学的研究达到高潮,不仅表现在对传播学的系统介绍,而且表现在开始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影响我国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并初创出一门新的学科——新闻传播学。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98年在教育部修订后的本科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升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并将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4个专业。这次学科调整的宗旨是贯彻教育方针,按照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总体要求,淡化专业意识,拓宽基础,加强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2000年4月,北京广播学院成立全国首家网络传播学院。至此,我国形成了多种方向、门类齐全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
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这一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全国绝大多数高校开展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新闻学专业按照新的专业目录作了调整,并在改革过程中,对专业课程普遍作了压缩,增加了文化科学基础课程。一些新闻院系在新闻传播学科下设置了新的专业方向,如网络传播方向、公共传播方向、电子出版方向等,使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宽口径化,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进入新世纪,在网络媒体蓬勃发展、媒介产业化及传播全球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掀起了第二次高潮。截至2008年6月,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877个,其中新闻学267个,广告学323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编辑出版学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全国目前设有新闻传播学硕士一级点28个,新闻学硕士二级点32个,传播学硕士二级点41个;新闻传播学博士一级点6个,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新闻学博士二级点5个,分别是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政治学院;传播学博士二级点4个,分别是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的培养始于1998年,现已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7个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的新闻教育呈现高速度、大规模、多元化的发展特征。
第二节新世纪我国内地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
中国内地传媒业的变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从1982年到1989年,是媒体功能的变革时期,有一部分报纸从单纯的宣传功能中分离出来,任何传媒业生存的前提是向社会提供信息,信息不仅是经济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所以到了1987年,传媒业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向信息产业化方向转变,一个是朝民主政治的方向转变”。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之后,中国内地新闻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广告业迅速繁荣,中国新闻界界定了传媒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上层建筑,又属于信息产业,从而确定传媒“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模式,开始了经营上的商业化运作。1995年后,中国内地互联网进入开放性的市场化发展阶段,传统媒体网站、商业网站及博客等开始兴起并大规模发展起来。如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成为四大传播主体,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整个文化产业中,传媒业成为核心。中央在新世纪下达了业外资本进入、跨行业跨媒体经营、将媒体分为经营性企业和公用性事业单位等文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内地传媒面临很多机遇,也出现诸多困惑。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转型是关于传媒发展的价值取向的转型,中国传媒经历了从‘喉舌论’到‘媒介产业论’的转型,传媒资源的重新分配推进了媒介产业化的进程。”
我国当前传播实践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与时俱进,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理念、师资建设及课程设置等都有了相应的创新。
一、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不断扩大,新闻传播学办学模式多元化发展
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多样化为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过去的新闻教育,主要是培养记者和编辑,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功能的开发与应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要求新闻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掌握一般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还要具备在新旧媒体融合条件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本领。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闻传播学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人才市场细分化的趋势。“比如,随着政府信息网络的开通以及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政府传播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新的应用领域;随着企业为树立形象、扩大影响的需求,企业传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随着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加强对外传播的需要,培养具有跨国采访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除此之外,社会对于专业性的财经新闻人才、军事新闻人才、体育新闻人才,甚至健康传播、危机传播等方面人才需求也在增长。”
为了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新闻传播学办学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国内著名的新闻院校为代表,以新闻院系为起点,自我发展,逐渐成长壮大,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领航者;还有一些地方综合性大学最初以中文系为依托,立足于多学科并存的背景,探索出一条新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二种是一些专业性和应用性很强的高校,它们根据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调整办学方向,探索出一条学科交叉、文理渗透、优势互补的新思路,比如一些体育学院、外语学院、政法学院、财经学院等,分别利用专业资源的优势,开办体育新闻、国际新闻、法制新闻、财经新闻等专业。有的师范学院通过专业整合开办新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方向。第三类是一些地方院校立足地方开设本土化专业,主要为地方培养新闻传播人才,例如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全国率先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粤语播音方向,云南大学新闻系以其独特的区域位置和丰厚的民族传播资源,构建民族传播的学科体系,开设民族传播硕士研究方向,将传播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融会贯通。第四种类型是新闻传播学的成人继续教育及民办教育,这种类型的办学方式灵活多样,但在生源素质、教学质量及社会实践等方面还有待提高。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世纪之交,立足于著名大学的品牌优势和良好生源基础,相继于2001年和2002年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在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摸索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路子。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指出:“在新形势面前,特别是在目前新闻教育大规模扩张而就业问题日渐凸现的情况下,形成学科建设与学生培养的差异与特色,加强人才供给的针对性与适用性,不啻为新闻教育的一个出路,比如适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适应政府信息化建设的需要,适应我国树立国家形象、扩大对外传播规模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和输送相关人才。同时,人才培养还应具有超前性,以形成人才储备。高级适用性人才的培养也应纳入人才培养的总体框架中。在这方面,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板。”
二、通识教育观念已深入人心,新的课程体系逐步确立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在我国,通识教育作为大学教育宗旨和办学思想,最早于清朝末年提出(1904年)。
在当代,通识教育是指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提供给学生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以培养出具有综合判断能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曾指出,新闻学科课程体系改革应该能够保证提供宽阔的人文科学基础知识教育、新闻专业知识教育、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科学工具的使用能力培养、新闻专业工作能力培养等,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上需要考虑通识教育和新闻专业教育两个领域的课程体系建造。
在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体系建构中,传统新闻学的核心课程依然占主导地位,新的教学方法,比如案例式教学、实践式教学等都在不断尝试应用,高质量的专业教材也在不断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从2006年起,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的人才培养原则,对所有新入学的学生在第一年统一进行学科基础课程学习。从第二年起,再让学生选择专业方向。自2007年9月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全校推进通识教育的整体部署下,对新入学的学生启动由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课程构成的通识教育体系。同时开设数字化信息传播领域的系列前沿课程,为学生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知识基础,拓展更广阔的专业发展空间。为了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在学院的本科课程改革中,将基础采访与写作、音视频内容制作、数字传播技术和媒介经营与管理等课程,作为所有专业学生的学科基础课。学院还将通过“数字新闻传播”等新的专业方向的建设,进一步探索数字新闻传播技术条件下的课程体系的建造。学院的整体教学改革方向是,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使学生在具有丰富知识积累和跨媒体思维的“宽”、“厚”基础上,掌握专业的媒体工作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