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生活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他出生那年（1895年），腐朽的清王朝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被迫割地赔款。各国侵略者随后纷至沓来，妄图彻底瓜分古老的东方国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政治思想不断进步，而促使其政治思想彻底转变的契机是“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以前，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以传播职业消息、鼓吹谋生之道为宗旨，主张《生活》应“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立场。“九.一八”事变后，他否定了报刊为全社会服务的观点，严正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主张坚决抗日，利用《生活》周刊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使该刊从“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变成了高举抗日救国大旗的号角。
杨潮从小豪爽热情，有正义感，同情受压迫的妇女和穷人，强烈反对老管家非法禁湖，反对向捕鱼、采莲的乡民征收课税，憎恨打骂渔民的管湖乡勇，曾跳湖抢救被封建势力所迫投水自尽的女子。抗日战争中，杨潮始终站在正义的反法西斯同盟阵线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撰写具有科学预见性的政治军事评论，表达正义必定战胜邪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会胜利的决心。
二、共产党报人政治理论素养深厚
1.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马克思曾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人民的信任更是记者赖以生存和成名的条件。记者要受到人民的信任，就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维护真理，维护人民的利益，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为人民说话。邹韬奋、邓拓等都是这样做的。
邹韬奋在第一次流亡到英国伦敦时，潜心研究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认识到世界发展大趋势是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中华民族的出路，当前最重要的是“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这一斗争的“中心力量”就是代表“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必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邹韬奋详细考察、分析了苏联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加深了对新闻事业阶级性的认识。1935年8月回国以后，他就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他曾在《立场与主张》中写道：“我服务于言论界几十年，当然有我的立场和主张。我的立场就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就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言必信，行必果，此后的报刊生涯中，邹韬奋始终站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这边，服从党的领导，为国家民族独立富强、人民群众自由解放而奋斗。
杨潮创办实业失败后，勤奋攻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影响下，放弃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想法，坚信马列主义，立志“绝对不离开中国共产党一步”。他积极主动地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发表数以百万计的政治军事评论。他以鲜明的立场、独到的见解、生动的语言、准确的判断，在战火弥漫、胜负未决的时日，挥笔痛斥一切反动派的暴行，指出“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结论。他的政治军事评论，对宣传革命、组织群众、鼓舞群众，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去夺取最后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浦熙修坚持个人进步，一心倾向共产党，始终支持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而进行的伟大事业。浦熙修刚刚进入北师大，便开始接触到政治问题，在自传中她如此回忆：“记得看到《国闻周报》上零星地刊载着共产党在江西的事业，我说不出来的喜悦与向往，……这种革命意识因为没有人指导，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1936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数千名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罢课游行，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冲击和镇压，浦熙修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给予了莫大的同情和支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新民报》西迁重庆，浦熙修没有随去。兵荒马乱中的浦熙修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在参加革命的弟弟妹妹影响下，毅然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编写儿童抗战故事，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儿童保育会。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浦熙修一直倾向于共产党。这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驻在重庆，公开的机构有《新华日报》社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这些机构既是浦熙修重要的采访对象，更是她重要的信息来源。1938年，她的妹妹浦安修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邓颖超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亲戚”，叫她“浦二姐”。此时的浦熙修也感觉到共产党没把她当外人，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抗战中，她借助《新民报》积极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她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共和主张，建议召开政协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代表了民众的利益。
2.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1924年，胡乔木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在省立八中，胡乔木开始接触到《中国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及其他众多进步书刊。胡乔木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口号要在中国消灭剥削、消灭贫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含义和实际内容；同时也了解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清华大学后，胡乔木很快融入到进步学生的社会活动之中。1930年底，胡乔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正式走上了红色的革命之路。在之后的漫长人生中，他始终如一地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积极开展新闻工作。
由于杨潮攻读过众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有着很深的认识，所以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深入调研，实事求是，对战争全局和每一次重大战役都能作出精辟的、恰如其分的科学分析，富有针对性和预见性。1944年9月，他在《德国会投降吗？》一文中断言德国不会投降。1945年4月，他在名篇《从柏林到东京》中仔细计算了美军在欧洲东调所需要的船舶吨位和时间，苏军东调所需要的列车数量和时间，预测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间，预言“日本可能投降”，当时人们多不相信。但不出所料，这篇文章发表不到3个月，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投降的原因，正如杨潮所分析的三个可能性：苏军分数路向驻我东北和内蒙的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八路军、新四军配合苏军进行有力的反攻；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斯诺曾赞叹杨潮“有战略家的眼光，不愧为中国杰出的军事评论家！你可以与美国的麦克斯.威尔纳、英国的佛勒少将等世界闻名的第一流军事评论家并列，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优待啊！”
三、知识素养高
1.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
新闻工作综合性强，包罗万象，需要具备丰厚、渊博的知识，需要见多识广，记者只有成为杂家才能在工作中得心应手。
邹韬奋、胡乔木、杨潮都有文理兼修的求学经历，能触类旁通，所以才写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新闻作品。
李大钊父母早逝，由祖父教养成人，接受了传统的封建教育，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修养，后又东渡求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学贯中西。
杨潮14岁考进北平清华学校（8年制留美预备学校），主攻理工。他英语、数学、物理成绩优秀，也酷爱文学、戏剧，知识结构极为全面，为他日后成为优秀记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胡乔木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入学后，吴有训教授（当时为物理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找新生谈话，他问胡乔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将来作何打算，又如何发展。胡乔木以喜欢研读历史回答。“既然你喜欢的是文科，大可不必念物理系，你可以转到文科去嘛！”就这样，胡乔木幸运地转进了年少时就钟爱的历史系。这样一来，原本理科成绩就不错的胡乔木转学文科后，便形成了广博的知识结构，为其事业成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2.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
只做到博杂而不注意精专的记者，只能成为“样样通，样样松”的“万金油”。大凡名记者，都是“广然后深，博而后专”。
杨潮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国际政治军事评论专业记者，正是得益于其掌握的丰富专业知识。由于他平时注意积累国际政治军事知识，洞察国际政治的风吹草动，所以在成为记者后，创作了大量政治军事评论。在这些评论中，他以丰富的战争信息，浩瀚的历史资料，精确的经济、地理数据，缜密组织的论据，使读者感到评论条理清晰，说理透彻，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四、业务素质强
1.深入调研的工作作风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调查研究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准则。
1936年范长江历尽艰辛，深入革命圣地延安进行采访，将延安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展现于世人面前。回到上海后，范长江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依次发表了《动荡中的西北大局》和《陕北之行》，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范长江将“西蒙采访行纪”、“绥远战地通讯”、“西北采访记”以及“陕北之行”汇编成《塞上行》一书。
2.“三贴近、三深入”的工作方法
贴近（深入）实际、贴近（深入）生活、贴近（深入）群众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党新闻宣传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成功借鉴。
李大钊从事多年的报刊活动后，提醒记者要“特别注意社会底层的情况”，“因为社会是复杂的……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并加以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知识和学问不可”。他要求记者要有全社会观点，不要专注一方面的事情，应该多方面地报道社会生活，特别是要注意报道社会底层的情况。“但是现在新闻界，遇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他认为这“就是新闻界的一个大缺点”。
李大钊曾经提出过“新闻写真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情况的写真，新闻就必须遵循时效性、可读性和真实性规律。他这种关心民生的情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三贴近”报道原则不谋而合。他认为，通过与广大读者、群众的接触，在同他们的交往中获取新闻线索，这是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一个最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