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间有不同意见很常见。抗战时期，有不少学者和郭沫若的学术观点不同，也和他进行多次学术论辩，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比如，侯外庐和郭沫若对于屈原思想有不同看法，曾经在重庆《新华日报》等处，多次发文，和郭老进行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词锋也曾经让郭沫若生气。但是这些不同意见和批评都不构成郭沫若所说的让他写《十批判书》的“刺激”。我们认为可以称得上“刺激”的正是郭沫若有关墨子的研究所引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他的批评。这些批评也引起了郭沫若的反弹，直接导致了他的工作重心从历史剧写作转向先秦诸子研究，也就是导致《十批判书》相关论文的撰著。我们认为造成郭老工作重心的重大转变的这场辩论才符合他所说的“刺激”。所谓郭沫若工作重心的转移是指他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按照工作内容可分为三段，每一阶段的内容都不相同：一是政治部第三厅时代（1938年至1940年），以抗战政治宣传为主要内容，二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前期（1940年至1943年7月），以历史剧写作为特色，三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后期，以历史研究特别是先秦诸子研究为特色。从1943年8月开始到抗战结束前一段时间，郭沫若的研究重点一直在先秦诸子。194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郭沫若转向先秦诸子研究，对这种突然的转变原因，以往尚无合理的解释，如果放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我们很能理解，郭沫若转向先秦诸子研究，就是因为时局的关系以及对新史学界的批评回应。
我们根据郭沫若的自述，列出他先秦诸子各篇写作时间，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工作，按照时间自然分为两段，第一段从1943年7月至该年底，这阶段的文章除《吕不韦与秦始皇》外后来均编为《青铜时代》。第二段从1944年7月起，他从《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开始写出了《孔墨的研究》以下各篇，后来编为《十批判书》。根据作者夫子自道：“史剧没有写成功，想和古代研究告别也没有办到，这原因我在这儿可以不必缕述。但在这儿却须要提到的，不仅和古代研究告别没有成功，而研究的必要反更被促进了。主要的原因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是在这个期间之内有好几部新史学阵营里面的关于古史的著作出现，而见解却和我的不尽相同，主张周代是封建制度的朋友，依旧照旧主张，而对于我的意见采取着一种类似抹杀的态度。这使我有些不平。尤其当我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发表了之后，差不多普遍地受着非难，颇类于我是犯了众怒。这立刻刺激了我，要受他们的攻击，那是很平常的事；在同道的人中得不到谅解，甚至遭受敌视，那却是很令我不安。因此，我感觉着须得一番总清算、总答覆的必要。就这样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便更受了鼓舞。”
这一段话应当是郭沫若真实心理的写照，《十批判书》的写作，本来不是必然的。在重庆，郭沫若开始一段时间主要的精力用在历史剧写作上。他按照党的要求，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运用文艺为武器来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政策。他写出了《屈原》、《棠棣之花》等六部历史剧，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在打破国民党的文化统治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进一步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文学家的地位。1943年写作《墨子的思想》是应党的刊物的编辑的要求，其他几篇先秦诸子的研究是因此而来的副产品，郭沫若本打算回到历史剧创作中去。可是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不但没有告别先秦诸子的研究，反而进一步开展研究，系统地写成了十篇批判。1943年至1945年的研究以1944年初为界自然分成了两段，转折就发生在1943年底、1944年初。这里最重要的原因，郭沫若没有明示的，就是1943年底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他的墨子研究的批评。其代表就是《群众》第八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发表的杨天锡的《“墨子思想”商兑》和筱芷的《关于墨子思想的讨论——就正于郭沫若先生》两篇商榷文章。
1943年8月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是整个事件的起点，起因是《群众》周刊的编辑于怀（即乔冠华）约请郭沫若写有关墨子的文章。据舒芜的回忆，此事另有背景，与延安整风有关。当时延安整风已经开始。中共西南局（按：原文如此，应为南方局）有几个人一直比较接近，主要是陈家康、乔冠华和胡绳三人。陈是周恩来的秘书，乔是《群众》杂志主编，胡是《新华日报》的。这几个人比较谈得来，都会写写文章，比较关心文化问题，对马列主义教条化有些意见，于是常在一起交换看法。据说因此他们被称为“才子集团”。延安整风开始后，陈家康等人觉得左翼文化阵营内部自我批评的机会来了。他们在《群众》、《中原》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哲学、文化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提出了一大堆批评。而在舒芜看来，陈家康等人理解的教条主义和延安整风要整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不是一回事。延安整风所指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指的是王明、博古等人照搬苏联模式，不结合中国实际那一套。而陈家康等人理解的是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主性问题。围绕这一思想，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了《方生未死之间》；陈家康在《群众》上发表了《唯物论与唯“唯物思想”论》，胡绳有《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等。郭沫若的《论墨子思想》应乔冠华约请而写，当与陈家康等人此时的思想有关，发表在《群众》杂志1943年第八卷第十五期。
郭沫若《墨子的思想》起首就对墨子评价极低：“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的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皈命，像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而其论辩的矛头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某种观点。
郭沫若此文观点的针对性值得注意，尽管郭沫若后来追述《墨子的思想》写作动机时，称他反对的是方授楚和杜国庠。他在写《墨子的思想》时参阅过方氏的《墨学源流》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有关言论表明，《墨子的思想》的主要针对对象并非仅此两人。因为他的主旨是驳斥墨子被认为是“工农革命的代表”，而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主要代表正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六章《周代文化概况》分别介绍了孔子以下的各思想家。其中对墨子的评价很高，认为代表了下层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墨子创造新学派，代表下层社会农工奴隶要求政治解放”。而墨子的重要特色是组织了劳苦人民最早的结社。“墨子知道压抑最下层的庶人，不团结是不能希望解放的，因此他组织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这个团体表现出许多特点：刻苦生活……自我牺牲……严格的纪律……言行一致……分财互助……这种组织，可说是中国劳苦人民最早的结社。”联系乔冠华找郭沫若的背景，可知郭老这样写有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教条主义”的用意。
出乎郭沫若意料的是，《墨子的思想》引来了“同道”的进步学者们的批评。同年12月，《群众》第八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发表了杨天锡的《“墨子思想”商兑》和筱芷的《关于墨子思想的讨论——就正于郭沫若先生》两篇文章，针对郭沫若提出商榷。这两篇文章的重点就是讨论墨子思想的性质，虽然他们不尽赞同《中国通史简编》中关于墨子是代表了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这一说法，但是他们都反对郭沫若对墨子思想的否定评价，认为墨子代表了下层人民的意见，与孔子的儒学是正相反对的。
但是鉴于《群众》周刊的特殊身份（是党在国统区唯一可以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上同时出现对郭沫若的批评颇不寻常。尽管《群众》同时配发的编者按指出，这些是学术批评，但是这也不能否定其背后的政治意味。这就是郭沫若所说的让他觉得“不安”的“同道的批评”和“敌视”。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让郭沫若觉得“不安”的，不仅是他所说的“同道”的学术批评，而是这种批评背后的党的态度。事实上，这些批评文章反映的正是党员和进步学者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
延安方面也确有意见。因为《中国通史简编》里对墨子的评介正反映了延安的关注点。在延安时期，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展开的。在这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人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得到重新审视。这样做的现实意义是一方面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另一方面是批判国民党统治的理论基础。比如毛泽东在给陈伯达《孔子的思想》一文写的审阅意见中就提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墨子就是历史人物中得到持续关注的一位，作为孔子的对立面，总体上得到的是肯定的评价。陈伯达1938年即写成了《墨子的哲学》，肯定了墨子是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39年陆续刊登在延安《解放》周刊第82期、102期和109期上。受毛泽东的指示，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范著对墨子的评价在陈伯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墨子被认为代表了下层劳工奴隶的革命要求。因此，延安方面有关墨子的评价，不仅仅是纯学术的研究，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大体上，当时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中，主流的见解是肯定墨子思想的进步性。而陈家康、乔冠华等人正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
中共中央宣传部从延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南方局，点名批评了陈家康等人。主要是因为陈、乔等人在《新华日报》的工作中表现出了自由主义的倾向。根据舒芜的见解，最重要的理由是：在国统区，只要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就行了，不需要对自己方面公开文字做批评。陈家康并被调回延安。根据当事人之一夏衍的回忆，1943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内部确实进行过一次小“整风”。在董老的主持下，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四个人受到了批评。其中陈、乔和夏三人的主要错误是在副刊上写的文章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尤其是对罗斯福的新政作了不正确的看法，宣传乃至欣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夏衍承认，他们这些人在大后方工作久了，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几乎已经成了习惯，所以在国内外斗争严峻的时刻，这次整风对他来说是完全必要的。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及其引起的争论，正是对“自己方面公开文字做批评”，显然也是延安方面批评的现象之一。而郭主持的《中原》杂志也是这次遭到批评的刊物之一。虽然郭不是这次批评的重点，但是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这些可以为郭沫若所称他的《墨子的思想》差不多遭到“同道普遍的非难”和“敌视”的感觉做注脚。
但是这样的批评并不能让郭沫若心服，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他认为同道的朋友们有关墨子的观点是站不住的，是“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而他自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相信“只要有确凿的证据”，“友人们是可以说服的”，而且他也不担心被人认为“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因此他不仅不怕同道的批评，而且要进一步对先秦学术进行全盘的研究，彻底表明自己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意识之下，我在（1944年）7月19日便开始写《孔墨的批判》，写到8月1日得到初步的完成。”这就引发了《十批判书》的撰写。
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全盘清算从孔墨启始，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小的方面他作了调整和让步，比如不再说墨子是反动的，但是在总体和根本的评价上，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墨子是为统治阶级说话的。而且，他在文章中，只用含混的朋友来指代其论辩对手，少数地方指明是引用了朋友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的观点，但是从他反复提到墨子不是布尔什维克、墨子不是民主的情况来看，显然他在延续着《墨子的思想》以来的论辩主题。比如郭沫若认为“墨子是把财产私有权看得特别神圣的。人民，在他的观念中，依然是旧时代的奴隶，所有物，也就是一种财产。故他的劝人爱人，实等于劝人之爱牛马。”墨子的“非攻只是兼爱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因而在本质上，非攻也依然是对于所有权的尊重，翻译成适当的口语，也就是反对侵犯所有权。”他认为墨子“非攻其实就是美攻”。并认为自己对墨子的判断不是“偏恶”，而是“尽了客观探讨之能事”。
在由奴隶制转移为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私有财产权还未十分稳固，要建立一种学说体系来使它神圣化，倒确实不好轻率地谥为反动，在这一部分我可以取消我的这个判断。但要说墨子是奴隶解放者，是农工革命的先驱，是古代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明显地不是出于偏恶，然而只是把黑脸张飞涂成了红脸关羽，不仅依然在涂着脸谱，而且涂错了脸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