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乐苏、尹媛萍
蒋廷黻曾是上个世纪与胡适齐名的政论家和学问家，其学问严谨、求实、创新。他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代史之成果，虽数量不多，但造诣和建树则学界公认。一册薄薄的《中国近代史》，近20年来，先后被岳麓书社、东方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以旧籍新刊、学术经典和名著导读等形式一印再印。他的一些非同凡响的学术观点和广博纵深的学术风格也曾使不少人为之激动和深思。然而，究竟怎样认识和估价蒋廷黻的学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学界仍是见仁见智，不仅台港、海外学者与大陆学界明显不同，就是大陆学者中，亦所见各异，而且有的意见相互牴牾。这说明，对蒋氏学术尚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
要真切把握蒋氏学术之真谛，一须理清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脉络与基本内涵；二须深入挖掘渗透于蒋氏史论史著中之基本理念。蒋氏基本理念有五：史学是科学、识世知彼、国际平等、开放通商、整体现代化。其共同前提则是时代观念。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一时代的价值和一时代的精神与视野，蒋廷黻最强调时代的区分，就是要划出近代与古代之界线，以近代的文化、近代的价值、近代的精神与视野为标准和尺度来研究近代外交史和近代史。蒋氏所信守的史学是科学、识世知彼、国际平等、开放通商、整体现代化等理念正是地道的近代观念。近代史家或亦有关注此类观念者，然唯蒋氏能自觉、熟练、融贯运用之，故其史论史著无不洋溢时代精神与活力。
一、史学是科学
史学是科学，研究历史要有科学的态度，要采科学的方法，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这是蒋廷黻治史学的鲜明宗旨。1925年12月，也就是他回国近三年的时候，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的文章，此文可视为他首次向学术界亮出标明自己的学术宗旨的旗帜。在文中，他认为思想方法对学者具有决定意义。“思想方法好像各人戴的眼镜。眼镜的光线若有毫厘之差，全世界面目必致有千里之谬。”所以，要研究或批评或采用某派史家制度改革的意见，“先要留神他的思想——观察方法”。照蒋氏的指引，我们当然应该留神他自己的思想方法。蒋廷黻曾这样分析各派思想家：“以前史家对于制度的改革有以政治开明不开明为标准者（福耳特耳派）；有以天赋人权为标准者（卢梭派）；有以民族个性为标准者（浪漫派）。唯实派对于制度的改革，则以经济冲突、环境变迁、社会心理为标准。政治开明、天赋人权、民族个性，此三者皆为空虚的、不可度量的观念。经济冲突、环境变迁、社会心理，此三者皆为事实的、客观的、可度量的观念。制度改革问题，从玄学界一移而至实学界。唯实派的史学固然尚在幼稚时代，但与其用玄学的思想法，不若用幼稚实学的思想法。且史学一上实学的途径，就有成科学的希望”。1938年11月，蒋廷黻在重庆与一位向他质疑的学者辩论时坚持应从客观史实出发，不可以主观目的随意摆弄史实。他说：“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史实的判断作为小事，并且关于史实的判断不能‘士各有志’。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蒋氏在从政之后，仍十分留恋早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客观严谨的态度研究军机处档案的日子。他一生治学遵循这样的原则：“利于我的和不利于我的文件和事实，同等的要注意和考虑。任何结论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凭空骂人是不可以的；断章取义也是不可以的；强词夺理更是不可以的，而且也是无济于事的”。历史学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才能是“数十年后历史家如来复查也能站得住。”
蒋廷黻既把历史学作为科学来看待，故他非常重视区别历史的研究与历史的宣传。历史的研究是科学地、客观地，事先没有结论的；历史的宣传是现实政治中有目的、有结论的。研究与宣传两者各行其道，各有各的方法、功能与价值，但两者不应混同。1928年秋，蒋氏为翻译海士教授的《族国主义论丛》一书写介绍词时，就提出了“历史家的精神”与“宣传家的精神”这样的说法。1930年12月，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中，他说：“研究外交史，不是做宣传，也不是办外交，是研究历史”。“我编这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我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1932年10月，蒋在评论几部外交史资料的一篇长文中，更加清晰，也更加锐利地判别了研究与宣传的性质。他坚定地认为：“研究外交史不是办外交，不是作宣传，是研究历史，是求学问，二者绝不可混合为一。”他说：“你如拿历史来作宣传，你不是历史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宣传品也有其价值，或者很大的价值，但仍不与历史同道。”在蒋看来，当时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宣传品所能供给的感情之热，不若说是历史所能供给的知识之光”。当然，蒋廷黻并不反对运用史学知识对公民进行教育及提高社会的文化水准。但是，他对如何运用史学知识来为社会服务，是持谨严审慎的态度的。他认为，如果搞得不好，史学就有被“强奸”的危险。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探求真理，无论真理是苦的或是甜的，是红的或是白的”。
科学地、客观地研究历史，必须严格遵守科学的、客观的规则。用蒋廷黻的话说就是“历史学自有其纪律”。其基础就是科学对待史料。蒋廷黻把史学当作社会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他把史料当作史学这个工程的重要部分。一座优质的建筑必须有美实的原料，一部优秀的史著，也必须有信、要、新的史料。蒋廷黻对待和处理史料的科学态度集中表现在他标举的三个字上——“信、要、新”，即既要择其信、择其要、择其新；又要求其信、求其要、求其新。所谓择其信与求其信，一是要找出或辨别出原始资料中可信的部分。二是在运用时要使其可信。所谓择其新与求其新，就是说，文件是新的、未出版过的、能贡献新知识的。但是，如果前人所出版的太零散了，而新刊的是一种史料全集，则亦不妨与前人有部分的重复。
史学是科学的理念不仅表现于蒋廷黻对史料的客观、忠实的态度，而且也表现于他对史学研究目的的理解。在蒋的心目中，旧史学与新史学是迥然不同的两种史学观念。魏源虽然编了一部《海国图志》，但其史学观念仍是传统的“褒贬善恶”、“资治通鉴”的鉴诫史学观念。鉴诫史学的观念是跨越时空的，或者说不顾时空的。这种伦理道德教导意义上的史学，蒋廷黻认为“不是现在科学的史学家所愿过问的”。蒋所倡导的新史学是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科学原理为灵魂的历史演化论。这种历史演化论具有“两个根本的观念：一个是沿革，或演化，或源流；一个是环境。前一个观念教我们历史是先后连环的；后一个观念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风俗、思想、气候、政治等等——是互为环境的”。
二、“识世知彼”的涵义与尺度
所谓“识世知彼”，即是认识世界发展变化和相互推动制约的大势，了解与自己交往、冲突之对方的处境、战略、文化和动机。此一方面，蒋廷黻极为重视。在他的史论史著中，既反复强调识世知彼、要识什么世、要知哪些彼，而且将是否识世知彼作为明确的、重要的标准来评论中国近代史或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人物。
蒋廷黻说：道光时代的大学者关于西洋的知识是很模糊的。“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两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在我们这方面，我们的错处是不知世界大势，逆潮而行”。“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他们“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蒋廷黻所讲的不知世界大势、不了解情况，至少可以分出五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应是指当时的中国人对英国发展的新变化，也就是英国经历工业革命之后对海外商场的急迫要求毫无所知。在蒋廷黻看来：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但到18世纪末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英国此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与此同时，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人视为家常便饭的，到了19世纪，英国视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也在内。1833年（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且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之无理。当时中国如果了解英国的历史性变化和这种变化对东亚的意义，主动采取积极的通商措施，适时调整对英政策，改革外交体制，鸦片战争或许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中国也可以更快更稳步地走向世界。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场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是指当时的中国人不明国际公法和国际通商的利害。中国近代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根源的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也是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道咸时代的人士的毛病，不是在于不抵抗，更不是在于有心卖国。他们的毛病在于不明世界大势，不知道国际公法所谓主权及国际通商的经济利害。他们因此争了不应当争的而放弃了所应当争的。”当时，在外人看来，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还很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他们想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也希望中国的地方官吏不要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结果，更加激发中外的冲突，造成更为惨重的损失和严重的后果。
第三是说中国人不知多个列强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完成而在世界各地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夺。蒋廷黻强调要认清帝国主义和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别是19世纪60、70年代之后，各民族主义强国并起竞争的局面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复杂险恶的形势。如果对帝国主义和国际关系的本质认识不清，就可能认敌为友；如果对新的复杂的形势把握不住，势必陷入被动受辱的境地。在蒋廷黻看来，帝国主义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到了15世纪，帝国主义更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近代，这种侵占是以全世界为舞台了。到1870年前后，近代史又进入了更新的时期。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即便是世界极偏僻的地方，也不能逃脱这种抢夺的光顾。西洋各国本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互相牵制、不相上下；三则因为远东尚有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独立国家还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甲午战争一爆发，西洋各国就想趁火打劫了，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都可坐收渔人之利。当时的清朝政府对甲午前后的这种国际局势看不透彻，不是偏于联英、日以制俄，就是偏于联俄以制英、日。不知俄在助我时包藏祸心，也不知日本在战胜之后又有联络中国之需要。结果不仅费三千万赎回的辽东半岛，复又落入俄人之手，而且与俄签订《中俄密约》，铸成大错，引发瓜分之祸和日俄战争，埋下了导致“二十一条”和“九.一八”事变这些后果更为严重的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