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傅斯年后来多用考证表示整理资料，但其经典的表述还是比较。唯有善于比较才是聪明的考证，而陈寅恪可谓聪明考证的代表，卞僧慧称：“寅恪师史学之所以精深，在对隐曲性史料的发掘与阐发，开拓史学园地。盖史料向来有直笔、曲笔、隐笔之别，一般史家率多直笔史料的述证，限于搜集、排比、综合，虽能以量多见长，以著作等身自负，但因昧于史料的隐曲面，其实只见其表，未见其里。有时难免隔靴搔痒之讥。惟寅恪师于人所常见之史料中，发觉其隐曲面，……遂使人对常见的史料，发生化臭腐为神奇之感，不仅提供新史料，亦且指点新方法，实为难能罕有之事。”1930年代初傅斯年听陈寅恪“告以近中发见杨隋、李唐帝室之非汉姓，徜佯通衢，为之大快。弟自国难起后，心绪如焚，月余之中，仅闻此事为之快意耳。弟当时最高兴者，为闻兄找到证据之确切而又巧妙。归来思之，此事关系极大，此一发明，就其所推类可及之范围言，恐不仅是中国史上一大贡献而已。吾等此日治史学诚不可定谈世代之升沈，然时代之Gestalt确有不可忽略者。弟常自觉得，中国之国体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汉承秦绪、唐完隋业，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唐代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致此事件当非偶然。”
按照严耕望的看法，证据之确切而又巧妙的考证已经不是简单地整理史料：“论者每谓，陈寅恪现实考证史事，‘能以小见大’。……此种方法似乎较为省力，但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因而主张用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聚小为大”之法，即“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他还以陈垣、陈寅恪为例，谈及考证学的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傅斯年对《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评价与陈寅恪间有不同，多少体现了两人史学观念的差别。而聪明的考证往往又能刺激丰富的联想，傅斯年本人也难免情不自禁。只是连缀仍须以解读史料为基础，不能抽离材料的具体时空关系任意牵扯。
其三，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的关系。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尽管他同时指出着重四裔的汉学其实是“虏学”，其具体计划的求新材料，除考古发掘外，主要还是向西向南，要脱离纯中国材料的范围，借重虏学，考四裔史事，向四方发展。他宣称：“此研究所本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之类），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国中之历史学与语言学与时俱进。”为了婉拒一些人事要求，他还不断强调史语所的不同路径：“入所一事，一时恐无办法。盖第一组之范围，一部分为史学，一部分为文籍学（经、子等），后者规定仅当前者三分之一，今乃过之，不复能加人矣，而前者之古史一门，本所不提倡文籍中之辨论，乃愿以甲骨、金文、器物及考古学解决问题也，故近十年中，未曾增治古史者一人。一机关应有其学风，此即本所之学风也。”这些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造成广泛的错觉，纷纷以向西洋人借来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去做西洋的东方学者的拿手好戏为时趋。
不过，傅斯年骨子里其实很有本位文化意识，他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不以为然，梦想中国的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强调文化内层的纲领。他在《<；城子崖>；序》中说：“一个人思想的路途，总受其环境之影响，而其成绩正靠其特有之凭藉。请看西洋人治中国史，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我们承认这些工作之大重要性，我们深信这些工作成就之后，中国史的视影要改动的。不过同时我们也觉得中国史之重要问题更有些‘全汉’的，而这些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中国学人易于在这些问题上启发，而把这些问题推阐出巨重的结果来，又是中国学人用其凭藉较易于办到的。”
这层意思不仅是傅斯年的理念，而且落实为他的工作计划。1929年9月9日，傅斯年写信给陈寅恪，希望这位当时中国最有资格同时也正在研究东方学的学者改头换面，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宋代。函谓：“来函敬悉。此事兄有如许兴趣，至可喜也。此事进行，有两路：一、专此为聘一人，二、由兄领之。弟觉专聘一人，实难其选。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朱遏先、陈援庵亦留学生也），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然留学生之博闻，而又有志史学，而又有批评的意曱在，尟矣。算来算去，不过尔尔！故如吾兄领之而组织一队，有四处寻书者，有埋头看书者，有剪刀曱者……，则五、六年后，已可成一长篇之材料有余矣。此时无论研究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只要稍散漫，便须遍观各书，何如举而一齐看之乎？弟意，此一工作，当有不少之副产物，如全宋文（曱诗词）、全宋笔记、全宋艺文志（或即为新宋史之一部）等，实一快事！目下有三、四百元一月，便可动手。若后来有钱、有人，更可速进。如研究所地老天荒，仍可自己回家继续也。且此时弄此题，实为事半功倍，盖唐代史题每杂些外国东西，此时研究，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而明、清史料又浩如烟海。宋代史固是一个比较纯粹中国学问，而材料又已淘汰得不甚多矣。此可于十年之内成大功效，五年之内成小功效，三年之内有文章出来者也。”人员虽然非留学生不可，研究领域却不要与洋人拖泥带水。弄“半汉”之外国学人真正高明者屈指可数，且在整个西洋范围内仍是旁支，以此为标的，难免等而下之。心高气盛的傅斯年当然不会作茧自缚。
其四，考订与大事的关系。傅斯年自求通贯，而指示后来者断代，虽有专攻与博览之分，毕竟高下有别。加上以考证代比较，很容易被误解为识小不识大，以考据为学问。近代学人从新汉学、史料派、考据学派等方面总结利弊得失，矛头都指向傅斯年的口号。至少从傅斯年本人的学术实践看，有失允当。他对以乾嘉朴学为代表的清代学术的主要批评，正是精研专题而忘却整个立场，没有大题目：“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垏、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若非有此诸君，亭林、西和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许多（亭林尚不如此。百诗死于一物不知，实则百诗比其朱、方诸人来见闻陋矣）。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际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否则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胆大的人，而能精细，思想驰骋的人，而能质实，诚可凭乾嘉之所至，一返明清之际所认识之大题目”。这与一般人们所描述的傅斯年反差相当明显。
要在精研与整个立场之间求得统一，避免琐碎与胡说，重要的原则就是陈寅恪所说既要具有统系又须不涉附会，这也是整理史料与研究史学相一致的关键。傅斯年的态度，可以从他为中英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审查历史类补助金申请窥见一二。对于早年在厦门大学做社会经济史，后来到中山大学跟随朱谦之鼓吹现代史学的陈啸江，傅斯年很不以为然：“此君之所计划，弟早已见到，并亲听其解释。觉其空洞无当，且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故拟此怪题。”对于李文治，则认为“在此次送交审查全部著作中，仅此君之《晚明流寇》一书可称为‘史学的研究’。此君史学之训练尚非尽善，其中颇有可以改善之点。但就大体言之，确已抓到一‘史学的问题’，而其处理之法，亦大致得当。”其取舍标准，反对抄撮史料之外，问题把握的当否至为关键。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实际却往往相反，即使在首重求真的史学领域，人们似乎也倾向于将理论与事实分离甚至对立，觉得事实不如雄辩有力，总希望用雄辩压倒事实。而“史学只是史料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所谓“理论”，所以同样遭遇总有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孙之手，则印版而已的尴尬。不过流弊毕竟不同于本意，批评前人，同时也是对自己见识功力的检验。要想超越傅斯年，也须先因而后创。若是但凭己见，发横通之议论，非但难以超越，很可能不及其思维的水准，甚至重蹈其批评的覆辙。评议前人或他人思想，须将其所有文字乃至言行全面了解，切勿以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只言片语、个别口号立论，以免误读错解。否则，畅所欲言变成胡言乱语，自曝其短、贻笑大方事小，误导众生可就罪孽深重了。
[作者简介：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