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结构最稳定、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文字之一。但是，它也存在若干缺失。刘师培指出，中国语言文字的弊端，其一在文字难读难认。它点画繁杂，“记忆也难”。字形起源于象形指事，历时既久，“字形递更而所象之形不改”，形与义脱节。
同一字形同一读音，而有多个不同的含义；同一字形而有多个读音多个含义，一字多义，“非通字学者不能解”。一义多字，“一则义易淆，难于辨别；二则造字益众，重复愈多。”其二在文字与语言脱节。口头语言为通俗语，书面语言为文言。识字读书，“以典雅为主，而世俗之语，直以浅陋斥之。”其原因在于崇拜古人，以为“凡古人之事，无不以为胜于今人，即言语文字亦然。”其三在于方言殊语，交往不便，与近代社会的发展很不适应。
中国近代社会巨变，语言文字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有鉴于此，刘师培在研究汉字起源、演变及其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传统语言文字的意见。
第一，增造新字。文字学研究中的顽固派，泥古守旧，盲目崇拜所谓三代正体，主张墨守许慎《说文解字》所收文字，鄙夷后世新造字。刘师培则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增造新字势在必行。“自武后刘俨造字以来，久为世儒所诟病，不知此无足病也。古人造字，仅就古人所见之物以名之。若夫古人未见之物而今人见之者，则不能无字以名之，明矣。又如化学家所用之钙，光学家所用之镁，财政家所用之镑，重学家所用之噸，皆古籍所不数见之字也，而近世科学之书则层见叠出。孰谓新字不宜用乎！”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收字仅九千多个，至唐代《广韵》，增至两万六千多个，至清代《康熙字典》，更增至四万多个。“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特别是近代，中外交流频繁，西方事物、学理大量涌入。“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循名责实，使丐词之弊不生。”
第二，使用拼音文字。“居今日之中国，舍形字而用音字，势也”。1907年，在为苏曼殊《梵文典》一书所作的序中，他批评那种鄙夷西方拼音文字的思想，以为梵文对于创造中国的拼音文字足资借鉴。“近代巨儒，或斥字母为夷学，侈言双声，羞言字母。不知字母既立，定位分等，斯得统归，而清浊轻重，高下疾徐，若网在纲，秩然不紊。此梵文有裨于中土者一也。”他认为，通过借鉴传统的反切注音法，就可以较为容易地创制出汉语的拼音文字。“反切之学，中国传之已久。反切者，上一字定位，故同位之字为双声；下一字定音，故音同之字为叠韵。此不易之理也。……知反切之理，即知字母之不难制造矣。”所谓上字定位，就是定声母；下字定音，就是定韵母。唐代僧人守温，参照梵藏文字，“括中土之音，审声辨似，各归其纽”，创制汉字的36声母。此后虽有更替删减，大致不超出此范围。刘师培主张即以此36声母作为汉字拼音文字的声母。至于韵母，韵书已奠定基础。中国历来韵学发达，韵书众多。这些韵书编排汉字，先分四声，然后即依韵母分类。只需借鉴这种分类成果，即可创制出汉字拼音文字的韵母体系。至于声调，历代学者已经对古今声调的调值型式及其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只需取今日官话中的阴、阳、上、去四声，即可作汉字拼音文字的声调。
刘师培关于汉字变形字而用音字的主张，脱离了汉字的特殊性，难以实行。但是，他关于创制拼音字母的意见，却顺应了当时文字改革的历史潮流。使用新的字母拼音注音方法，可以取代传统的反切法，更为方便、准确地为汉字注音，解决汉字难认的问题；识字教学中先教授字母拼音方法，可使识字教育变得易教易学，有利于普及教育。正因为如此，清朝末年，创制汉字拼音字母的课题受到了包括刘师培在内的不少学者的重视。章炳麟进而将声母确定为36个，韵母确定为22个，并取58个笔画最少的汉字，制定了58个注音符号。这个方案，民国初年被采用，其后使用了数十年。刘师培当年的远见与卓识，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使用白话文。刘师培依据斯宾塞的进化论议论说，由文言而趋向俗语，由深奥而趋向浅显，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划一，这是语言文字演化的必然趋势。“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深浅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合一，则识字者多，反之则识字者少。
“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今日中国要普及教育，启迪民智，也必须走文、言合一的道路，大力推行白话文。学校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以用白话为最宜。”如此，则学者易学，教者易教。写书办报，亦应推行通俗之文，“词取达意而止，使文体平易近人，智愚悉解。”“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至于文言文，他以为也不能完全废止。“今日之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沦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刘师培在大力倡导白话文的同时，还身体力行，撰写了数十篇白话文章，发表于《中国白话报》。在这些文章中，他以白话文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学术、古诗词，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他是辛亥革命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举旗人之一。
第四，统一语言。“近日瀛海交通，迥异安土重迁之世乎？若音操土语，则应对多乖。”废除各地方言，统一使用官话，“亦势之所必趋也。”为了促进语言的统一，刘师培以为当做两件事。其一，创制汉字拼音字母，取代传统的反切注音法，以求得统一的、准确的汉字读音，为统一语言奠定基础。其二，加强对方言的研究。他主张在乡土志中增列方言志。章炳麟作《新方言》，“方俗异语，摭拾略备”。他为之撰写30余条，并为之作序，指出：“夫言以足志。言通则情达，情达则志同。异日统一民言，以悬民众，必将有取于斯编矣。”他揭示，方言的产生，在于人群各自生活区域的山川地势不同，刚柔燥湿互异，因而出现了同一义而字音不同、字形不同的现象，出现了一义多字、一字多音的现象。但是，各地方言虽然千变万化，与官话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凡音同或音近之字，其义亦必相同或相近；凡双声或叠韵之字，其义即可互训。运用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方言与官话之间的演变关系。“明于方言与官话之殊，方言某字之音即官话某字之音，始也用官话以证方言，继也易方言而为官话。此则统一言语之渐也。”
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刘师培进而提出了推广世界语，统一人类语言的主张。他认为，世界所以不安宁，其一在于财产不均，其二在于语言不统一。“欲泯世界之争端”，一为平均财产，“推行共产制度”；一为统一语言，采用世界语。为推广世界语，他主张大中小学堂凡开设英文者均开设世界语，定为必修课，肄习一年；编写世界语教科书、词典、文法书，并自任文法书的编写；开办传习所，培养师资。他关于用世界语统一人类语言的计划，固然是行不通的。但是，他高瞻远瞩，揭示了人类交往的日益频繁性及学习对外交流语言的迫切性。
刘师培置身革命阵营的时候，他的思想是进步的、开放的，因而，他主张添造新字，创制拼音字母，推广白话文，统一语言文字，与时俱进。到了后期，随着政治上的堕落，语言文字学思想也转而倒退、保守。其一，反对添造新字。主张固守《说文解字》，对于新起事物，认为应从《说文解字》中取意义相同的本字表述，不必另造新字。“许书之文，弗越九千。汉魏以降，故训日微，弃置弗用，率及六千。里俗之间，用乃弗备，或协附他名，以创新称。”臂如黪、黝，“均有正字，求之许书，靡弗具备。……故既可循，作新斯背。”他一反早年音同义近、同音通用之说，声言其说“乖牾”，乃早年幼稚无知、学识肤浅、好异矜奇、附以扬名之论。他所以转而否定自己早年的观点，实质是贱视那些随着新事物的出现而添造的、同音而不同形的所谓后起“俗字”，反对添造新字。其二，反对使用“合音”（即拼音文字）。这种思想，在前期之末即已表露：“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字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数字一音，数见不鲜，恒赖字形为区别。若舍形存音，则数字一音之字，皆昧其所指。”至后期，则更为明确：“近今崇合音者，则以齐给速通，足以合文通治。弗知远国异人，言各一音，音各一文，故径施不拂，名闻而实喻。诸夏之文，顾与乖越。……以今音言府抚无辨，是乱官也；曹潮同字，是淆地也；陈程、羊扬，厥文弗殊，是渎姓也。”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确是忽视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点，易于引起同音字字义的混淆。但是，连拼音字母的创制也反对，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创制拼音字母，用字母拼音方法取代传统的反切注音法，对于推进汉字的教学，对于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统一，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不求甚解，华而不实，不是以是非曲直为标准，而是以时尚为转移，以个人利害好恶为准则，是刘师培学术研究中的一大弊病。
[作者简介：陈奇，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