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
自80年前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虽然由此成就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使得中国的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相当的地位，其本人亦被标举为所谓“史料学派”的盟主，却也因此惹来诸多争议。围绕这一观念，各方学人议论纷纷，赞成与反对者的态度尖锐对立，迄今为止，还是聚讼纷纭的公案。检视众多相关论著，似乎剩义无多，一些后来者的意见即使没有落入前人窠臼，也掉进傅斯年相当不以为然的“辩论”俗套。所以还要再析，原因有三：其一，近年来新见的相关史料渐多，为解读既有史料和史实，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其二，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本旨，究竟如何理解，与其史学思想的整体关系如何，似还有未尽之义。以时间为线索，探究事实联系，即用傅斯年的办法来研究傅斯年的想法，有助于厘清一些关键问题。其三，“史学只是史料学”对于历史研究的积极作用，还有在傅斯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的余地。有鉴于此，再析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对于时下学术风气的走向，不无借鉴意义。
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傅斯年正式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概念，始于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文为：“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这一表达，傅斯年先后还使用过“便是”、“本是”、“即”等等，意思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所认为“只是史料学”的史学，并非泛泛而言，而是指近代的历史学。这种近代的历史学不同于古典的史学，确切地说，是分科治学以后的史学。这样的史学虽然以近代以来的欧洲为典范，在中国历史上却早已出现过。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史学也发达较早。所以，所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绝不是故作大言，而是傅斯年对于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理解与把握的浓缩。
要想完整理解“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最重要的文本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可惜全本迄未得见，目前各家引述的只是残篇。据傅斯年所拟目录，这份讲义共分七讲，依次为：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略论。第五讲，古代史与近代史。第六讲，史学的逻辑。第七讲，所谓“史观”。台湾联经版的《傅斯年全集》出版时，编者说明这是傅斯年任教北京大学时的讲义，仅存第四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傅斯年全集》，照联经版录入。
尽管目前仍无法得窥《史学方法导论》的全貌，从新出史料还是可以更多地了解该书的内容，而这对于全面认识傅斯年的史学观念，无疑相当重要。1995年12月刊登于《中国文化》第12期的未刊稿《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从三方面加以讨论：一、中国历代对于史学观点之变迁；二、西欧历代对于史学观点之变迁；三、近代数种史观之解释。与《史学方法导论》的拟目比较，至少应当就是第二讲的内容，并涉及第七讲的一部分。而据1933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的《<；史学方法导论>；课程纲要》，傅斯年为北大历史系所开的这门必修课，只有三方面的内容，即“一、中国及欧洲史学观点之演进。二、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三、史料之整理办法。”这与傅斯年的拟目差距较大，至少表明截至1934年，《史学方法导论》的框架仍不完整。
icaldiscipline，不该一节一段的乱猜。中国现在好几本统计学，没有一本说它是probabilities之应用的，这样子的统计学不是科学……至于历史与统计，更是笑话。历史那里有许多可供统计（科学的统计）的事实？我好引Rifferplaton的方法，‘以字数统计证Dialogue之先后’。但这真是统计学的屑末而已。强谓统计与史学大有关系，亦幻想也。”顾颉刚指其“自谓算学很好，统计第一”，傅斯年以“名誉攸关，不得不辩”，还专门致函胡适，说是“此真笑话，我断不至妄到这一步也。”目前所见第四讲《史料论略》一开始就说：“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而据傅斯年的拟目，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的演进应是第二讲，按照北京大学1933年度《<；史学方法导论>；课程纲要》，中间则夹着一讲“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均不及统计方法与史学。另外，史语所与社会学所有明确分工，前者并不涉足近代史，这恐怕不仅是职责的差异使然，即使到1950年代，迁移到台北的中研院筹建近代史所，史语所的一些先生仍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虽然那时傅斯年已经故去，多少还是反映了这些有着相同或相近学术理念的学人的长期共识。
由此可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的若干讲，可能并未形成完整的文字。从上述情形判断，傅斯年拟定的七讲，应当不是平均用力，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二、四、七各讲。除第一讲外，其余各讲已经有了傅斯年本人所写的较为系统的文本作为依据，而第一讲的基本内容，从傅斯年的各种相关文字中，也可以窥见大体。这为理解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的基本系统，特别是全面地解读一些近乎口号式的概念，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能够有效地避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
《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也就是《史学方法导论》的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可以说是从中外史学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理解“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关键。按照傅斯年的认识，“客观史学方法，非历史初年产物，而为后起之事。大概每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最初都是神话与古史不分，其次便是故事与史实的混合，经过此二阶段后，历史乃有单独的发展”。这一通例，中外大体一律，只是中国文化发达甚早，史学的成熟也相对较早。《春秋》以下，已出现纪事编年系统。但《史记》并非客观历史，司马迁非考订家而是记录家，将记事与记理溶于一炉，寓褒贬于著述，加入主观思想，有其特殊见解，成一家之言，为综合史体。其长处在于：（1）比较编年学之观念之早现；（2）八书即中国古代的文化史；（3）纪传体成立，与编年成史学两派；（4）史始自成一派。所以《史记》为承前启后的一大部著作。但自汉迄唐，史学竞胜者只在文学与史法，到了宋代才风气大变。
宋代史学最发达，“最有贡献而趋向于新史学方面进展者，《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书，多至数百余种，折衷于两种不同材料而权衡之，后者可以代表利用新发现之材料以考订古事，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之窠臼而转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学之所有事也。”至于《资治通鉴》、《五代史》、《新唐书》等，虽然于《春秋》的正统思想有莫大的解放，仍不能廓清主观成分。尽管如此，北宋史学已远超前代，可惜南渡后无进展，元明时生息奄奄。清朝史学家为避文网，不敢作近代史料之搜集编纂，而趋于考订史料之一途，《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贡献最大。“然而有清一代始终未出一真史家与真史书。现在中国史料由于地下之发掘与考古学之贡献，日益加多，作史较易，加以近代西洋史学方法之运用与乎社会科学工具之完备，今后史学界定有长足的进展。”
这样的观点，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已经出现：司马迁的《史记》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排比列国纪年，“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欧阳修的《五代史》不是客观史学，而《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司马光的《通鉴》则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因为胡元之乱，以及满清外族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不仅不能开新进步，反而退步。傅斯年和陈寅恪都十分推崇宋代史学，但具体标志，略有不同，《通鉴考异》是两人共同标举的代表作。《史学方法导论》称：“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
傅斯年虽然认为中国史学发达甚早，并将宋代史学的诸多特征指为新史学，实际上却是以欧洲近代的新史学作为标准，来反证中国的史学发展程度。他说：“中国学问，自古比西洋继续性大，但最近千年来，反不如西洋之有继续性，此亦中国近代文化落后之一原因。”欧洲希腊以前的史学，只是文学的附庸。罗马教会成立以后，未经外力扫荡，只有内部改革，不如中国经永嘉、靖康两次南渡，历代史籍，传少失多，专家之学，不得传承，许多学问，多成绝学。所以奥古斯丁以整齐方法叙述史实，以历史证明有系统之神学，文艺复兴时期，更由于对希腊古学的兴趣和探究，形成脱离宗教色彩的新文学新史学，只是仍不以史为谈事之对象，而以史学为表现文学之工具。近代欧洲史学的发展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观点变化，“近代史学观点，与其谓为出于思想之变化，毋宁谓为事实之影响”。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等事实，从前上下古今一贯的学说根本动摇，“对于异样文明，发生新的观念、新解释的要求，换言之，即引起通史之观念、通史之要求”。二是方法改进，欧洲中世纪以来，各种类型的史料增多，“近代历史学之编辑，则根据此等史料，从此等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中，发现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订之工夫。……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毋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此二种风气——一重文学，一重编辑史料——到后形成二大派别，一派代表文史学，一派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学”。
前者“不在史料本身之讲求，而惟文学、主观见解之是务”，相关作品对世界影响虽大，终以文学价值为多；后者则重视记载之确实性，因所见史料超过前人，记载也较前人更加确实。“此外史料来源问题，亦使新史学大放异彩。……由于史料之搜集、校订、编辑工作，又引起许多新的学问。”尤其是考古学、语言学和东方学，近代均有大的发展。人们对于自身、世界以及其他文化历史的认识大为扩张。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傅斯年断言：“综之，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
周予同将现代中国史学大别为史料与史观两派的观点影响深远，傅斯年在被视为史料派代表的同时，似乎被剥夺了对于史观的发言权。这一划分后人大抵延续，且被不断简化和放大。实则尽管傅斯年对于史观不能说毫无成见，却的确下过工夫，加上长期留学欧洲的背景，了解的程度当在不少批评者之上，绝非一般的偏见。目前《史学方法导论》的第七讲“所谓史观”虽不可见，但《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的第三节“近代数种史观之解释”，还是提供了傅斯年关于史观的系统意见。他认为：“因人类接触，发生世界史要求，以解决新问题，同时一般哲学家以为历史无非事实之记录，事实之演变，必有某种动力驱之使然，如能寻着某种动力之所在，则复杂之历史，不难明其究竟，因是而有史观之发生。所谓史观，即历史动力之观察，观点不同，推论即异”。傅斯年选择最有势力的三种史观加以概述，即进化史观、物质史观和唯物史观。
一般关于进化论的描述，都说源于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考察，后来赫胥黎用于人类社会，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傅斯年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达尔文学说不出自生物学，而得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马氏的生存竞争思想用于生物界，得出自然淘汰的观念，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思想由此生出。这一思想盛极一时，深深影响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学术界，连人文科学、物质科学亦大受其影响。进化论的优点，“在将整个时间性把握住，于史学演进给一新的观点，同时文化人类学、人种学之兴起亦有帮助”，其流弊则文艺复兴以来的学术思想自由断裂，人道主义趋于淘汰，武力主义逐渐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