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历代农民的根本愿望，也是孙中山先生在经济上的一个理想，也是共产党对农民的根本政策。“自国共分裂以来，国民党右倾，早已把这个口号忘记。”《独立评论》同人重提这个问题，显然是当时农村阶级矛盾加剧的反映，也是19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的一个结果。最先注意这个问题的是蒋廷黻、吴景超两人，蒋廷黻称“现在的民族主义不加上高度的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不能成为大有力的发动机。……我们所须行的就是耕者有其地。”吴景超提出政府以土地债券向地主购地，给予佃户。债券的本息由佃户于若干年内摊还。“其数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户负担为原则。”在国民党方面，阎锡山发表了《土地公有案》，他的办法是由村公所发行村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公有。在这种背景下，丁文江亦认为“‘耕者有其地’的政策在目前的中国是有实行的必要，并且有实行的可能的。我并不是说‘耕者有其地’以后农村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土地不敷分配，生产力量薄弱当然如故。然而最受痛苦的农民因此减轻地租的担负，于政治上、经济上，都有极好的影响。”
丁文江同意吴景超的办法，“要使得‘耕者有其地’而同时农民负担减轻，一定要政府筹大宗的款项来供收买土地之用。这种款项的来源最好是清理田赋。”“科学化的建设”是丁文江科学观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他指出：“建设如要科学化，第一，建设的费用除非有外资的输入不能超过国民经济的能力，建设用款全数是固定的投资。这种投资虽然可以希望生利，但是本钱的收回为期甚远，所以，在一种经济现状之下，这种投资可能的总数是与国民全体的收入有相当的比例。”“第二，是要有轻重缓急的标准，宁可少做几件事业，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终。”“第三，建设当然要有统一的职权。因为不然则上面所列的两种条件都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所谓统一职权不是随便照着纸片上的系统可以做得到的。国家应该把要建设的事项做一个整个的计划，把各事项所需要的研究，设计，执行，与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现有各机关的成绩与人材，然后决定他们的去留增减。”“第四，凡百建设，未经实行以前必须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除此以外，人才也极为重要，“假如国家不能养成专门的技师，一切专门的事业当然无法着手。比专门技师尤其重要的是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假如他们不能了解科学的意义，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材，则一切建设根本不会成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机关的去留增减时，丁文江引用苏联的地质调查的经费一例来说明苏方对地质调查的重视，反驳“有人提议把地质调查所归并到地质研究所里面，并且把他的原有经费减去一半”的想法。
在思想上，丁文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信仰。在他看来，谈信仰所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善恶的问题”。丁文江认为：“善的行为是以有利于社会的情感为原动，以科学知识为向导的。”这里丁文江似乎强化了他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所表达过的观点，即他认为人生观是受科学支配的，他表现了自己的反宗教立场：“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不错，我不能完全证明上帝和灵魂是没有的。但是第一：证明的责任是不在我而在相信神秘的人，因为上帝和灵魂都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你相信它们是有的，应该先请你拿证据来。第二：没有上帝和灵魂的可能性，比有的要大得多。”丁文江虽然反对“神秘的宗教”，但他认为“宗教心是人人都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
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如此，对待政治的态度，他也将自己向往的政体重新做了说明。可能因为他的两篇有关“独裁与民主”的文章，丁文江染上了主张“独裁”的恶名，为此他不得不加以澄清：“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显明了。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要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他主张“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说得很明白：“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惟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什么‘历史的论理’能包管使革命会得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这样一种政治选择，在当时显然缺乏现实的政治力量支撑。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引言中称，傅斯年曾宣布要写三个题目：《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我在长沙所见》。其他两个题目较好理解，唯其要写《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这篇文字，如别无见解，似不会拟出这样一个极具政治敏感的题目。傅斯年在他的两篇悼文中，都零星地提到了丁文江从苏联回来以后的思想变化。在《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一文里，傅斯年还曾提示丁文江从苏联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他这一阵精神反常，待我过些时再写一文说明。”但终究没见下文。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的第十六节《苏俄的旅行（1933）——最后三年的政论》，以一节的篇幅讨论丁文江苏联之行以及后来的政论，但限于当时的冷战气氛，胡适较多地渲染了丁文江对苏联社会主义试验保留的一面，而对其在苏联之行的前后微妙变化未细加分析。当然，丁文江当时的思想变化并未完全定形，还处在演变的过程之中，因而我们对他可能的思想发展方向，做过于强势的论证，或者做凝固化的判断，都似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之嫌。一些自由主义者后来大大改变了自己当初对“苏联经验”的看法，完全并入到反共、反苏的行列，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代被丁文江引为同调的蒋廷黻。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逐渐走向社会民主主义，最终倒向社会主义，接受苏联模式的正当性和典范性。预测未来是一件危险的事，如果延续丁文江的生命二十年，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向左还是向右？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疑问！
丁文江去世时，翁文灏曾作长篇悼诗《追忆丁在君》，其中诗云：“研读西儒《资本论》，更证苏联气象新。炉火纯青振冶炼，宝藏兴启竭艰辛。从此坚信振弱国，须赖精励尽天真。（君游苏联归后，深信必有坚贞不拨之诚，方收起死回生之效。）”在所作另一首《洄溯吟》诗中，翁文灏写道：“奋起苏联兴大计，回旋国士抱衷心。（丁在君读马克思《资本论》后，于1933年往苏联考察，深信须有主义具决心，方真能建设，而造成新国，显非蒋政权所能胜任。勉受蔡孑民坚约，暂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稍有布置后志当辞退，从事政治工作，不幸于1935年杪受煤气毒，以致殁于湖南。）”。从翁氏的这两段诗句可以看出，丁文江从苏联回国后，他的最大愿望可能是从政，他发表的政论即是一个征兆。而他有意回避蒋介石邀约他担任铁道部长这一职位，以免成为囊中之物，则反映了他在政治上有更大的抱负。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