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
近几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些长期被忽视的社团群体（诸如会党、流派、机构、团体、报刊等）逐渐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并陆续展开了各种专题性研究，这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不过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异常纷繁复杂，至今还仍有许多群体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这其中就包括本文的研究对象——章门弟子。即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例，众所周知，“五四前后，章氏的弟子，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先锋”，章门弟子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以其中的单个人物为考察对象，而将之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层面上加以研究的成果则不多见，尤其是较少梳理其与章太炎之间的传承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此做一番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于该课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一、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在章门弟子中，最先起来响应陈独秀、胡适“文学革命”号召的是钱玄同。他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记中就说：“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二君均倡改良之论。……必能于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不久后，他开始“投稿《新青年》杂志，赞倡文学革命”。而究其渊源，他这种“文学革命”思想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有论者曾说：“章氏的文学主张，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帮助甚大”，譬如“他的修辞立诚、力去浮夸的主张，为他的弟子钱玄同攻击‘肉麻词藻’、‘垃圾典故’之所本”。确实，钱玄同之所以积极投身文学革命，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章太炎的启发，他自己即曾自述：
章先生于1908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说：“考中国各地方言，多与古语相合。那么古代的话，就是现代的话。现代所谓古文，倒不是真古。不如把古语代替所谓古文，反能古今一体，言文一致。”这在现在看，虽然觉得他的话不能通行，然而我得了这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在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民国元年一月，章先生在浙江教育会上演说，他曾说过：“教育部对于小学校删除读经，固然很对。但外国语、修身亦应删去。历史宜注重，将来语言统一以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
我对于白话文的主张，实在植根于那个时候，大都是受章先生的影响。
在钱玄同的一系列“文学革命”主张中，最广为人知、脍炙人口的无疑是他所提出的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斗争口号。而事实上，这一口号的提出也与章太炎有关。众所周知，章氏基于“魏晋文”立场，一向不满意尊崇“唐宋文”的桐城派；与此同时，他对崇尚“六朝文”的选学派其实也不以为然。他在1910年发表的《文学总略》中就针砭道：“昭明太子序《文选》也，……非不易之论也。”同时，他还严正反驳了清代阮元提倡骈文之说，指出其“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借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在文章最后，他还公开宣称：“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由此可见，章太炎对桐城派与选学派都持一种坚定的批判态度，而这显然极大激励了钱玄同。关于这一点，当时便有论者观察到：“章氏对于桐城派及《文选》派都有些看不起，后来钱氏即变本加厉，谥之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历史地看来，钱玄同曾一度对桐城派与选学派抱有相当浓厚的兴趣。1906年，他即曾在日记中高度评价了林纾：“小说总以白话章回体为宜，欲以文笔为之，殊难讨巧，今之能此者，仅林畏庐一人耳，林能以高雅洁净之文笔，达种种曲折之情，此其所以为佳也。”1909年，他读了清代张惠言《茗柯文编》后又称赞说：“阅其赋，庶几汉人矣，而其散文出入韩文，颇有桐城气息。”言词中明显流露出对桐城派文风的欣赏。而当同门朱蓬仙欲学骈体文，拟以清代汪中为榜样时，他也极表赞同。此后一段时间，他仍“时而想学《文选》的骈文，时而拿什么桐城义法的鬼话去教中学校学生”。
而正是在章太炎的熏陶下，钱玄同对桐城派与选学派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1917年1月25日，他在日记中抨击：“若如近世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不特无一顾之价值，偶一见之，直欲令人作三日呕”。1918年6月15日，他又在《新青年》撰文指出：“至于‘桐城派’与‘《选》学家’，其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与此同时，他还论证说：“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皆妄也。……阮元以孔子《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不难看出，这段文字实际上缘自章太炎《文学总略》，不仅逻辑思路一致，甚至一些语句都相同，“有所谢短”一句，更是明显沿袭了章氏的说法。
更为关键的是，钱玄同还由此出发，进一步提出了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这几句口号一时远近流传，……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时至1935年，已与钱玄同分道扬镳的鲁迅仍然十分中肯地评价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
二、与《新青年》的合营
毋庸置疑，文学革命的成功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名校与名刊的联合，亦即以章门弟子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的结盟，有论者曾指出：“与北京大学文科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命新路向的前提。”确实，章门弟子在与《新青年》合作过程中，为它的成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钱玄同与刘半农二人的“双簧信”，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
诚如鲁迅后来指出，在《新青年》创办的初期，尽管已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号召，但“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新青年》同人不免“感到寂寞”。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初联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投书《新青年》编辑部，表示对林纾等人的同情和对文学革命的敌视；该文几乎集所有顽固守旧谬论之大成，这恰好为刘半农提供了针锋相对加以批驳的对象。这出“双簧”上演后，果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崇拜王敬轩者”纷纷发表守旧言论，甚至林纾也亲自披挂上阵，最终达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对钱、刘二人上演的这出“双簧戏”，鲁迅特别赞赏，到了30年代仍称之为一场“大仗”。而郑振铎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作序时更是详细评述说：“从他们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他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桐城、选学’也者，却始终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所谓王敬轩的那封信，便是要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的……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运动也便来了。”
第二，积极尝试创作，为白话文运动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与陈独秀、胡适二人联合后，章门弟子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学作品，其中以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沈兼士等人的白话诗最为出色。鲁迅的小说在当时影响尤大，“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陈独秀便一再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精研小学的著名学者，沈兼士此时也积极尝试白话诗创作。1918年起，他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了十余首白话诗，对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其中的两首诗写道：“我来香山已三月，领略风景不曾厌倦之。人言‘山惟草树与泉石，未加雕饰何新奇？’我言‘草香树色冷泉丑石都自有真趣，妙处恰如白话诗’”，“这时候，自然的乐趣，同那活泼的小孩一样”，这显然是借景喻诗，表达他对白话诗的支持。
第三，鼓励《新青年》同人撰写白话文，尤其是“应用之文”。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号召者，《新青年》最初在用白话撰写应用文方面却存在着严重不足。钱玄同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记中就指出：“文学之文，当世哲人陈仲甫、胡适二君均倡改良论，……而应用文改革二君所未措意”。这也就是说，《新青年》固然大力鼓励人们用白话写作，但仅限于文艺方面，尚未涉及“应用文”。关于这一点，黎锦熙也曾回顾：“《新青年》三卷五号以前，提倡‘文学革命’的论文，其本身还都是用文言文做的，并没有用白话。”
针对这一缺陷，钱玄同特意致信陈独秀强调指出：“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随后，他还全面提出了应用文改良十三事。对此，陈独秀也积极回应说：“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而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先生与陈仲甫论文字符号和小说的信”。在该信中，钱玄同建议：“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此后，他还以身作则率先用白话撰写“应用文”。据统计，从第3卷到第6卷共24期《新青年》，每期“通信”栏都有钱玄同的文字，数量甚至超过了陈独秀、胡适，内容也广泛涉及语言、文字、文学、思想等方面，而这些文章大都是用白话文撰写的。同时，也正是在钱玄同的鼓励和表率下，自1918年1月起，《新青年》改为全部刊登白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