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时不提“平等、自由”的口号，而提“民权”。他认为要平等、自由首先得有政权，只有争得了政权才有平等、自由可言；如果没有政权什么平等、自由都没有。他在《民权主义》的讲演中说：相对于人权而言，政权更为重要，范围更广。只有“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因此，平等自由必须立足于民权之上，“要附属于民权。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亦即只有推翻了清朝和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统治，广大民众掌握了政权，有了民权，才能真正实行平等自由的政治。
其次，孙中山认为，学习西方文化必须学习西方时尚的最新文化，学习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迎头赶上世界潮流，不可跟随在欧美的后面亦步亦趋，步欧美的后尘，这样将永远落后于欧美，因为当我们学习欧美的时候，欧美自身也在改革发展。为此他提出：“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为此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提出了民生主义思想主张，将其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三民主义阶段。他在考察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时，发现瑞士和美国西北的一些州实行直接民权，相较于欧美其他国家代议制政体的间接民权则更为先进，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民权。他把这四个民权称为“全民政治”。由此他便将目光转向了这“全民政治”的直接民权，将其作为民权革命的奋斗目标，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
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他又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所吸引，不仅指示他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在1918年元旦发表社论表示祝贺，还在同年夏致电列宁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对俄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1921年8月他在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书中，进一步表达了他希望与苏俄密切接触和学习苏俄的愿望，“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并“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
1922年1月，他在桂林广东同乡会为其举行的欢迎会上明确表明了学习苏俄的态度，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新式者何？即化国为家是也”。“故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锄旧思想，达（发）发（达）新思想”，“即公共心”。从此共产国际代表及其远东局领导威经斯基、达林、越飞等纷纷来华与孙中山会谈，1923年1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一致赞同当时“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中国的革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于是孙中山便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俄国的帮助下，确立了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12月9日，他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讲，论改组国民党的伟大意义时说：“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他说：“俄国以此能抵抗列强侵迫，其时正当俄国革命初成功，而俄党人竟能战胜之，其原因则由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为此他希望广大国民党员不要存心做官发财，要“个个能实行为主义而奋斗，不汲汲于握军权，但监督之使为己用而已”，说只有“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之成功”。直到他1925年3月11日临终之前，仍留下致苏俄的英文遗书，以表示他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亦希望“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可见他直到最后仍坚持向苏联学习，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为此，孙中山也曾批判了“全盘西化论”者，指出了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历次侵华战争中，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连连失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些人便以为中国什么都不行，失去了自信力，“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以致“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事事都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甚至“举国如狂”。至于那外国的东西或实行的政治到底是好是坏，是否合乎中国的风土民情，却不去作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即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英、法等老牌国家，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大的国家，一些人便处处学美国，他们从表面上看到美国实行了联邦制，便错误地认为美国的富强是由于有联邦制，也要如美国的联邦制那样，提出了“联省自治”的口号。他们殊不知美国在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各邦就已然存在，且是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后来为了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才联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建立了联邦制。因此，美国之所以富强实在“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而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
“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立的结果。”而中国本来就是统一的，就不应该再行分裂。他说：当时中国之所以没有统一，是由于各省军阀割据的结果，这只是暂时的“乱象”，以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一定能够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他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联省自治”正反映了各省军阀分裂割据的要求，所以这一口号一经提出，湖南军阀赵恒惕、贵州军阀卢焘、四川军阀刘湘、奉系军阀张作霖、浙江督军卢永祥等等，即纷纷接过这一口号，提出“省自治”或“联省自治”要求。孙中山指出：这些“省自治”或“联省自治”，实际是“为武人割据作护符”，是“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同样，北洋军阀官僚们后来也曾仿效欧美国家的代议制政体，建立了所谓的“国会”，可他们不对其制度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只是盲目仿效，结果“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是盲目仿效的又一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