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孙中山在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孙中山虽然出生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地区，这里很早就对外开放，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但这毕竟是中国的领土，受历代中国政府管辖。这里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西方文化的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主流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即如孙中山哥哥孙眉，虽然远离祖国，移居檀香山多年，与西方人士长期杂处，可仍然没有改变其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反对孙中山加入基督教。虽然孙中山早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其生就的一张黄皮肤，早已赋予他传统文化的底蕴，几千年祖辈相传的传统文化早已潜移默化地在其身上生根发芽，更何况他自幼即入塾读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是死记硬背，虽然孙中山小时候也曾反对过这种陈腐的教育方式，但也被迫无奈地默默承受，熟读了这些儒家经书。所以后来在其历次的谈话讲演中，经常脱口而出，引用了许多儒家的名言警句，诸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他尤其对《论语》中的“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礼记》卷二十一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等等名言名篇赞叹不已。其“天下为公”的题词就不下数十百次之多。他认为孔、孟是非常注重民意的，《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与他的民权、民生主义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因而经常赋予它们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尧舜的政治，……实际是在行民权”。因此，他认为中国“对于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行于事实。”当然，孙中山的这些观点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孔、孟虽然十分注重民生、民意，但与近代的民主制度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孙中山的这些观点却表明他对中国传统观念有许多认同，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与儒家经典的主旨精神是基本一致，不相悖逆的。
其实，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遗产，值得后人认真地总结研究，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必须认真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孙中山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遗产，而且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能辩证地看待，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其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服务。如历代封建政府机制中的监察御史和科举制度，历来都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都是封建政权机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监察御史是受皇帝之命监督朝廷内外各级官吏的，科举制度是为封建统治者选拔官吏人才的，历来都是被否定批判的对象，其中尤其是科举制度，戊戌变法时期即受到改良派严厉的批判。启蒙思想家严复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梁启超也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严复还进一步指出，科举制度有三大祸害：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因此，他们认为科举制度是“牢笼天下”，“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就是这样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受到过严厉批判，清朝不得不在1904年宣布废除的科举制度，孙中山认为仍然可以经过改造，使之为近现代民主政治服务。他说科举制度的腐败不在其考试制度的本身，而在其八股文的考试形式和脱离现实的考试内容。其考试制度是必须的。
孙中山认为，为推动社会发展，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就必须使用有学问的专门家，“要把国家的大事付托到有本领的人”，即“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他们选拔到总统、总理、总长、省长等各级领导岗位上，组成专家政府，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选拔专门家就必须通过考试，“以后国家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的”。选拔专门人才，进行公平竞争，只有通过考试。
自然，西方国家也有考试和监察制度，如英、美等国有文官考试制度。只不过西方国家的考试和监察制度都没有形成独立的权力机制，文官考试隶属于行政部门，为行政权中的一部分。监察权隶属国会，为立法权的组成部分，因而其机构级别较低，且系从属部门，必须服从上级机关的指挥，因而很难发挥独立的制约作用，不若中国由礼部和都察院两个独立政府机构分别主持其事，独立运用其权力，其他政府机构不得干预，这样必将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府还不够全面，不能充分体现其民主的精神，还必须有独立的考试权和监察权，以与行政、立法、司法权共同组成中央政府，变三权分立为五权分立，才是完全政府。他把这五权分立的政府称之为“五权宪法”，说只有“用五权宪法所组织的政府，才是健全的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机关。有了这种的政府机关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所谓“五权宪法”，即是“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连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孙中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也不盲目迷信，而是批判地继承。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同时，对其不合理的因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早年他曾反对他父母给他姐姐缠足，在学塾反对塾师对所教经义不作具体讲解，而强迫学生死记硬背的旧的陈腐教育方式。他也曾与陆皓东一起砸毁了村庙里的神像。并当面责问过强占民产的贪官污吏，抗议他们平白无故地随便抓捕关押甚至枪杀平民百姓，等等。后来他尤其崇拜朱元璋和洪秀全，赞扬他们反抗异族统治的革命精神。但是他在赞扬他们反抗异族统治的同时，又将异族统治者与广大的异族民众区分开来，反对传统的盲目的“排满”思想，说“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他认为中国是一多民族的国家，汉族是最大的民族，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以上，理应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近代，清朝统治者对内加紧镇压，对外屈膝妥协，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因而要发动民族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但孙中山同时也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此，“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所以孙中山在积极提倡民族革命推翻清朝的同时，也积极提倡民族团结与统一。他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元旦发布的就职宣言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机枢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实际上他是要将全国各兄弟民族统一联合为一个大中华民族，就同美国独立后，将包括美国黑人、印第安人在内的全国各民族统一联合为一个美利坚民族一样，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可见孙中山已一扫传统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确立了近代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也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不仅剔除了其封建的不合理的因素，而且在近代新形势下，以民主的革命理论对之进行改造，吸取其合理的精华，用以为民主革命服务。我们认为孙中山的这一态度是正确的科学的，并值得我们后人继承发扬的。
[作者简介：史全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