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全生
所谓孙中山的文化观，实际就是关于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因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交通的不断深化，西方文化的传播也日益广泛。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国人由于立场观念的不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一些人深闭固拒，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认为不必学也不能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另一些人则完全被西方文化所折服，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最优秀的，因而言必称希腊、罗马，文则为ABCD……，甚至说月亮也是美国的圆。而孙中山则完全不同于这些人。那么，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是什么态度呢？本文就此发表一些意见，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
孙中山对待西方文化首先是展开双臂拥抱它，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香山隶属广州府，地处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地区。广州早在唐、宋时期即已对外开放，清初为了防止台湾郑氏政权的袭扰，实行了严格的闭关政策，严禁商民下海贸易，一些沿海地区还实行“迁界令”，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1683年台海统一，次年康熙即以“海洋贸易，实有益于生民”，宣布开放海禁，分别开放了江、浙、闽、粤四大海关。其中粤海关即设在广州，下设广州大关、澳门、高州、雷廉、琼州、惠州、潮州等七个总口岸，48处分口岸，另有24处挂号小口岸，19处稽查口岸，实际上整个广东沿海全面对外开放。而澳门当年即属于香山，不仅设有总口岸，还管理着大马头、南湾、关闸、娘妈阁四个稽查小口岸。后来为了防止西方武装商船的骚扰挑衅，清朝关闭了江、浙、闽三个海关，但仍保留了粤海关，使粤海关成为鸦片战争前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可见香山早已对外开放，香山人也早已接触了西方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中外贸易日益发展，西方文化的传播也日益广泛深入。特别是《南京条约》规定取消行商，实行自由贸易，逐步形成了影响中国近百年的买办势力，对近代西方化的传播发挥了桥梁作用。而早期的买办也都以广东人居多，其中尤其是香山籍商人影响最大，如近代著名买办家族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等，均香山人。他们也都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尤其是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即收录了孙中山的早期文章《农功》等。1894年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也是通过郑观应等人的关系。此外，随着香山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许多香山籍民众也纷纷出国谋生，其中也不乏孙中山的亲属，如他的舅舅、叔父、大哥孙眉等。孙眉后来在檀香山发迹，成为一名出色的农场主。这不仅改变了孙中山一家的境遇，也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听到一些有关西方的传闻和一些西学知识。这对孙中山的文化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小即对西学具有认同观，认识到在中国以外还有另一个世界。
也正因为孙中山从小即对西方文化具有认同观，所以在他少年时期接受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早期教育以后，便希望领略一下西方的文化教育，体验一下西方的教育制度。1878年，他征得他父母的同意后，到檀香山他哥哥孙眉处读书。由此他便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在檀香山先后入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和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学习英语和高中课程，并加入了基督教，深切体会到西方学校教育的“教法之善，远胜吾乡”，特别是学习自由，可以阅读各种书籍。当他阅读了法国大革命史和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以后，便深受启发，思绪顿开，开始憧憬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可孙中山在奥阿厚学院只读了一年，孙眉即因他加入基督教一事担心会受到他父母的责怪，于1883年7月送他回国。以后他又先后入香港拔粹书室、皇仁书院（Oueen"s College）、广州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学习，直到1892年从西医书院毕业，所受的也都是新式学校教育。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尤其雅癖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他在这些洋学堂里，不仅学习了“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而且“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
通过学习，孙中山发现欧美国家的“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说：“此四事者，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正是怀着这一思想，孙中山于1894年6月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李鸿章这样的实权人物，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在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然而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战云密布，军书交驰。李鸿章正在为战争一触即发而焦躁不安，没有立时接见他，使他上书失败。从此他便抛弃了对清朝的幻想，南下上海，然后转赴檀香山，在那里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并在1895年秋密谋广州起义，由于事机不密而遭破坏。他被迫流亡海外继续奔走革命，并在奔走之余继续不断地学习西方文化，“研究各国政治得失源流，为日后革命成功建设张本”，并不断地丰富其革命思想理论。
当他流亡海外，考察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时，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十分高涨。在第二国际和各国工人政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20世纪初年，欧洲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1905年5月，俄罗斯200个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有的工人罢工坚持了72天，建立了工人代表组织苏维埃。10月进一步爆发了全国总罢工，罢工工人多达200余万，使全俄社会陷于瘫痪，史称1905年革命。在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鼓舞下，西欧的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纷纷举行同盟罢工。在1905—1906年间，法国60多万工人参加罢工，德国有80多万工人参加罢工。这使孙中山的思想深受触动，认识到原先他一心向往的资本主义社会竟如此的充满矛盾和冲突，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嫓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由此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并接触了各主要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提出了民生主义思想主张，希望在民主革命以后，避免出现如欧美国家那样悬殊的贫富差距，亦即他所说的，“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膛乎后也。”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为土地，所以他最初主要接受了美国19世纪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和单一税思想，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1903年末，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后来他又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在辛亥革命以后又提出了“节制资本”的口号，“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将“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他还多次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思想著作，说“厥后有德国麦克司（即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
为此，孙中山严厉地批评了对西方先进文化不屑一顾的顽固保守思想，指出近代以来，有些人明明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有的甚至对西方的钟表和其他玻璃五金等工艺品爱不释手，可就是死抱着传统的伦理道统不放，“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不喜欢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轮船、铁路等西方的新技术新机器，连“外国的枪炮也不信仰”。打起仗来硬是用长矛大刀等原始武器与外国的洋枪洋炮对阵，虽然中国的军士们也表现了勇猛的精神，可长矛大刀怎能抵得过洋枪洋炮。结果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总还有那么一些守旧派，他们“要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因此他号召广大民众：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明了世界发展潮流，要“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前途出路。
二
孙中山学习西方文化具有两大鲜明的特点：一是不盲目迷信，总是先对其进行深刻的考察研究，探讨其产生形成的社会根源，发展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然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在西方国家风土民情基础上产生形成的，并适应着西方风土民情的变迁而发展。而各国的风土民情各不相同。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可照抄照搬，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吸收适应中国风土民情的新文化。即如民主问题，西方民主革命时都提“平等、自由”的口号，说“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孙中山则认为西方“平等、自由”的口号不科学。他说：平等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为的。人们的天赋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之分，能力各有强弱，后天的造就也各有高低，这是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的。如果不顾这天赋能力的差异和后天造就的大小，采用人为的压力，强行从头顶上压下去，将人们压成一律平等，这实际上是假平等，真正的平均主义。这将严重损害人们的积极性，不能发挥各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不但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社会发展，“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孙中山认为，真正的平等只能是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底线，同一条起跑线，不能有任何特殊，然后各人充分发挥各自的天赋才能，奋发向前，“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才能充分发挥各人的创造力，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不过这只能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为的。我们认为孙中山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同样，孙中山认为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便是不自由”。可当年西方民主革命时的许多自由战士们却不顾这社会行为的准则，一意追求个人自由，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一些革命派无限地“扩充自己的自由。于是，由于自由太过，便发生许多流弊”，出现“暴民专政”现象，滥杀无辜，往往一言不合即惨遭杀戮，以致许多革命志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倒在了自己同志的枪口下，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孙中山还认为，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西方国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十分残酷，广大民众没有任何自由，所以他们对自由十分向往，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虽然也十分残酷，但对人身的束缚没有西方那么严酷，只要广大民众缴粮纳税不造反，便不管他们的死活，他们的行动不受约束。而且广大民众中如有才华出众真才实学者，还可通过科举考试或建功立业，进入仕途。更何况广大民众长期从事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十分散漫。所以中国广大民众最迫切需要的是减轻封建剥削和增强凝聚力，将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西方列强的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