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明
所谓“条约口岸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treay port cities），是美国学者柯文首创的概念，指生活在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与西方文化发生密切接触、且在中外文化关系的思考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国士人，如李善兰、华衡芳、管嗣复、蒋敦复、张福僖、沈毓桂、洪仁玕等人，而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则是其中尤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近代中国意义深远的思想变革和文化变革中，这些人担负了前驱先路的角色，值得我们关注和论析。
一
鸦片战后，列强凭借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将中国裹挟进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之中。对于中国来说，条约签订的最重要的意义，也许还不在于它们掠夺、损害了多少现实的国家和民族权益，而是在于“条约制度”对于传统的中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带有根本性的影响。蒋廷黻在1938年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宝贵光阴。”这一番评论，与其后几十年史学界所谓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普遍观点颇不合调，但却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如果说，战争期间发生于东南沿海少数几个地点的军事冲突，确实不容易使惯于“天朝上国”思维的中国人看出外“夷”为什么如此厉害、并进而问问自己是否应该改弦更张的话，那么看了二十年间发生在身边的种种变化，并不迟钝的民族头脑，渐渐发现问题之所在。
最先发现问题的人，是所谓“条约口岸知识分子”。
条约口岸城市数量不多，但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化地缘学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通商口岸在开始时只是沿海贸易及对外交往的边缘地带的中心，可是在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它们成了斗争的主要焦点，因此，必须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条约制度形成的时期，看成是外国对中国生活施加错综复杂和惊人影响的起始阶段，尽管这一有着外国影响、特权、控制和最终是掠夺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宗教活动方面，耶稣会士在上海等地重新活跃，新教教徒也来到中国。“同穿着汉服、过着中国式生活而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天主教神甫相比，这批典型的新教徒带有家眷，并保持着许多西方生活方式。……保持更多个人主义色彩的新教徒带来了更多的物质文化，也与外侨团体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这到头来使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更具破坏性。”
有研究者特别揭示：“口岸城市新文化的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相对游离于古老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
正是在这样的区域内，感觉敏锐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在与西方人士交往的过程中，理解西方文化，比较中西文化，在国家、民族的出路方面，在如何处理中外民族关系、文化关系方面，产生了新的想法。
开埠以后的通商口岸，是形形色色、光怪陆离但充满生机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展览橱窗。以上海为例，1842年开埠，1845年建立租界。外国侨民的人数从1843年的26人增至1860年的569人。机制棉纺织品、肥皂、自鸣钟、缝纫机、洋钉、玻璃制品、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火轮机器、照相术、西医西药、书馆印厂、藏书楼、跑马场、新公园、新学校、报刊杂志乃至西历节庆、新式婚礼，纷纷登陆沪上且影响民间。大批传教士在这里从事翻译、著述活动，与相当一部分中国士人时相往还。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就是中西士人共事的文化机构。王韬、李善兰、华衡芳、管嗣复、蒋敦复、张福僖等人在这里与传教士朝夕相处，切身体验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的感奋、焦虑和痛苦。这些“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文化系统中率先自觉的“思变”者。
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事情，比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国家之间的条约，更能改变有识者关于时局的看法。魏源、林则徐们从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中没有看出的中华民族面临的天下“新变局”，却被“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从身边的西方人、事、物中逐渐看个明白。
1848年，王韬到上海看望设馆授徒的父亲。“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此后十余年间，王韬在墨海书馆担任麦都思的中文助手，参与编译了多种西方科技著作，认识到“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创立新法，巧不可阶。”他曾在日记中记录了友人孙次公对于印刷机、缝纫机的新奇感受：“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怔煞老牛浑不解，不耕禾垄种书田。鹊口衔丝双穗开，铜盘乍转铁轮回。纤纤顷刻成千缕，亲见针神手制来。”而他自己对于煤气路灯、自来水、照相机、挖泥船等等新奇事物的观感，也促成了传统华夷观的动摇乃至转变。1862年，王韬又“航海至粤，旅居香海”，亲身体察西式政教。1867年后的旅欧经历，更令他“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耳闻目睹的亲身感受，他体会出“西人于学有实际”，“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
王韬身边的朋友，多“深受儒学经典训练，取得秀才资格，而又起码部分是因为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现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而来上海的。”“起初，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主流中的种种事件似乎几无影响，但最终他们所提出的东西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逐渐吻合。直到这时，他们才渐次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尊。”他在墨海书馆的同事李善兰、蒋敦复、管嗣复、张福僖，都是西学造诣颇深的学人。
李善兰自幼显示数学天赋，1852年，他进入墨海书馆，8年间协助传教士翻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重学》、《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植物学》、《数理》等多种数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1869年，出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时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对他评价极高，称其为“中国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数学家”。
蒋敦复，秀才出身，居上海，曾为丁日昌幕僚，主修过上海县志。自称“与英吉利人游，思得彼国要领，诱之出国史翻译成书，由是英国二千年来治乱兴衰、山川疆域、财赋兵刑数大端，了如指掌。”此外，他还作《华盛顿传》，介绍美国民主制度，赞赏华盛顿其人“罢帝号，勿传世，勿终身执国柄，分建列邦。”蒋敦复才智过人，自称“大江南北无与抗手”，恃才傲物，玩世不恭。经王韬介绍进入墨海书馆，帮助慕维廉翻译8卷本《大英国志》。
管嗣复，桐城派大家管同之子，善诗文，通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传教士艾约瑟，“与之谈禅，极相契合”。经艾氏的介绍进入墨海书馆后，与传教士医师合信结识，有惺惺相惜之感。两人合作翻译《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医学著作。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朝艺术超汉唐，吾所服膺喻徐黄。迩来略习泰西法，所论藏象殊精详。”张福僖“精究小轮之理”，是天文学家，编写《彗星考略》、《日月交食考》。与艾约瑟合译《光论》。
郑观应也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17岁到上海洋行当学徒，从传教士傅兰雅学习英语，且“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20余岁即已开始自己的买办生涯，60年代写《救时揭要》，于1873年刊印。该书本传统经世致用的路数，几乎每篇都引用古训以作立论依据，分析社会问题，以求匡时救世。后又写作《易言》，称：“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他自述“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亦时时申论其说，作局外之旁观。……不必谓言出于谁某，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他承认西方列国“富强有由，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同时，又保留着非常鲜明的“卫道”意识：“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他自述“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其实，郑观应对于西方文化的探究，在“涉重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与以上诸人相比，冯桂芬的情况略有不同。他有一甲二名进士的显赫功名，与陶澍、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等高官交往甚密，有“国士”之誉，“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李鸿章在举荐冯桂芬的奏章中称“该员好学深思，博通今古，喜为经世之学。”“洋务机要，研究亦深”。朝廷应李鸿章之请，诏赐其三品卿衔。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冯桂芬不得不避居上海。此前他就与管嗣复有交往，了解一些“西儒”之事。居留上海后，他与传教士林乐知有过交往，更多的时候则是派自己的儿子或学生去和传教士们打交道。此时的上海，正如前文所述，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迅激之区。时间不长的“出入夷场”的经历，使得素有经世之志的冯桂芬于“华洋杂处，岌岌不可终日”的动乱时世中，痛感振颓起衰的责任重大。尤其是咸丰皇帝为避英法联军的兵锋，仓皇离京“西狩”，更令他血气冲冠。“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情绪中，他撰写了著名的《校邠庐抗议》。
二
作为身处古今中西文化嬗变激荡中的中国士人的特殊群体，“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
1.因为儒家传统的熏陶，文化底蕴是中国本土的。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无疑是中国传统的。他们一般都受过系统、精良的儒家文化的教育。惟其如此，当他们接触到异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时，才能自觉地发生比较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心得。
王韬17岁以第一名入考中秀才，风流倜傥，但此后再无功名。蒋敦复年少时即以才情闻名，“被酒谈兵，以经济才自负”，自视文章高明，“大江南北无与抗手”。入墨海书馆后，与法国汉学家儒莲交往，向其介绍中国文学，并与之合作翻译《大唐西域记》。郑观应五岁即跟随“少攻儒业”的父亲读孔孟经典，学习八股时文。十六岁开始学习道术。十七岁到上海学习经商，借住在时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从事工役，开始学习英语。次年，入宝顺洋行做杂务工，随主事者到天津考察商务。1860年，返回上海，被宝顺洋行派管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宜，开始买办生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中，博得传统功名最高的是冯桂芬，他道光十二年中举，二十年庚子科考中一甲二名进士，俗称“榜眼”，授编修，国史馆纂修。先后入陶澍、林则徐、裕谦、李鸿章幕府，在当时的朝野两界，都有相当的人脉与声望。
2.在“条约口岸”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在与西方人士的交往中，在日常生活的感悟中，初步体会到西方文化的真髓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日后都有出国的经历，但是柯文“坚信这些人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最初‘震动’是在中国出现的，而不是在他们出国以后。”郑观应在《易言》自序中称：“余质性鲁钝，鲜能记诵，长客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沪上为江海通津，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者，亦时时申其论说，作局外之旁观。”这一段话颇能说明“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文化识见的发生根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