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性进化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论。中国自由主义者与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对立，还表现在对历史进化动力的看法上，是强调人性的进化还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人性的进化包括“开民智”与“新民德”。这一看法最先由维新运动时期的严复提出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演变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者来说，人性的改善既是自由主义的方向与目标，因此如何改良人性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关心的重要内容。胡适在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时专门写了“杜威的教育哲学”一节，认为“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他将人性的改良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说：“杜威的教育哲学，全在他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一部书里。看他这部书的名字，便可知道他的教育学说是平民主义的教育。……现代的世界是平民政治的世界，阶级制度根本不能成立。平民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分子共同享受；（二）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根据这两大条件，杜威主张平民主义的教育须有两大条件：（甲）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
但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社会的进步是制度的进化而非人性的进化。对于早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如康有为来说，社会制度主要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到了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那里，所谓社会制度完全成为一种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的变革又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李大钊说：“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它迁移变化。”等等。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瞿秋白还与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过论战。他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批驳胡适等人以抽象的“人性观”来解释历史的进化，并且发挥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说：“旧派的唯物论向来没有这种问题。他们的历史观实在是唯用主义（实验主义）的：可以分历史上的人物为‘好人’与‘坏人’，各依其所愿望为标准而断，研究的结果大半是好人吃亏而坏人沾光。于是就说历史发展中并无所谓‘天道’，这算是唯物论！其实这种学说自己就是反对唯物论；他以为思想的动机是历史事实的最后原因，而不去研究那思想动机后所隐匿的动机。……社会现象的最后动机，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包括‘自然’、‘技术’和‘工力’三者）。社会现象变迁的程序大致可以说明如下：一、生产力之状态；二、受此等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三、生长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别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之社会心理（社会的人之心理）；五、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家之宇宙观人生观）。”等等。
五
以上，我们分别从哲学思想、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方面对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作了分析，并概括出它们的主要特征。在将中国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特征往往相互关联。例如，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哲学层次上赞成多元论，与其行为层次上的改良主义倾向，以及价值观念层次上的个体主义取向等等，有着内在的关联；同样地，中国文化激进主义者的一元论哲学观念，同其行为层次上的激进主义，以及价值观念层次上的整体主义等等，亦有着亲和性。这说明，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文化激进主义者那里，这些特征是作为一种性状结构而存在的。这些性状结构的存在，必环绕一个中心点。那么，这中心点是什么呢？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对于中国自由主义来说，所有这些性状几乎都围绕着哲学上的多元论心态所产生；或者说，中国自由主义者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几乎所有特点，都可以从其多元论的哲学心态上得到解释。反过来，对于中国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来说，一元论心态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及其运动的几乎所有特征，都可以用其一元论的哲学心态来加以解释。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及其运动，以及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及其运动的过程中，把握住彼此哲学心态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
但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中国的文化激进主义，都不是作为哲学思潮，而是作为社会与政治思潮而存在的。为了与作为哲学思潮的多元论与一元论相区别，我们可以将以多元论作为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者的心态，用“日神心态”来概括；而将以一元论作为哲学基础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心态，用“酒神心态”来形容。无论是“日神心态”还是“酒神心态”，都是一种修辞的说法：“日神心态”强调的是其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强调经验与工具理性的方面；而“酒神心态”是指其强调激情，其行动与思维更多地由价值理性所决定。采用这种修辞说法的好处是：它可以使我们将哲学心态与其介入社会与政治运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这种修辞说法可以使我们从心态类型的角度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加以把握和理解。从方法上说，虽然我们关于有两种不同心态类型的说法是来自于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观察，但就事物的因果线索而言，却是先有心态的不同，才导致出现不同的思潮类型。它提供给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及其运动，是由具有“日神心态”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而具有“酒神心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则更倾向于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从心态类型出发，很可以解释一个重要现象：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与政治历史情景中，有的人会选择自由主义，而另一些人会走向文化激进主义？答案应该是：不同的心态类型导致不同的社会与政治行动类型。这问题也可以反过来回答：在中国近现代，与其说是具有不同心态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思潮，不如说是自由主义思潮与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分别选择了具有不同心态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当然，以上只是分析的说法，是对现实中的中国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所作的概括与归类。现实生活中的图景可能比这要复杂得多。甚至会发现这样的例子：主张哲学一元论的中国知识分子，并非都走向文化激进主义；反之亦然：主张自由主义的，也并非都是哲学上的多元论者。但毕竟应该看到，从心态类型出发，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作结构上的剖析。因此说，“日神心态”与“酒神心态”可以分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这两种思潮的理想心态类型。
作为心态类型的补充，可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自由主义或者文化激进主义，有时候也由他们的文化背景，尤其是教育背景所决定。我们看到：在近现代中国，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多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而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分子大多有留学与游学日本、法国的知识背景。这说明留学国的文化氛围，尤其是政治文化氛围，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社会与政治观念的形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要说明的是，用心态类型的方法来分析中国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毕竟只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角度。其实，所谓“心态类型”并非一成不变的。就是说，一个人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种心态类型，在另一个时候，可能就会走向另一种心态类型。在个体身上，这种心态类型的可变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在前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而后期可能成为文化激进主义者，反之亦然。此外，还应当看到：心态类型往往受社会环境、历史情境甚至时代氛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例如，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愈来愈走向文化激进主义，这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需要强调民族动员，而国民党当局愈来愈走向腐败，以及国际思潮的转换等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形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总而言之，从知识分子的心态入手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进行分析，不仅可以解释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为什么会在近现代中国发生，而且这两大思潮的彼此转化与此消彼长的原因也将得到说明。
[作者简介：胡伟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