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厚
1912年元旦，陆费逵等人创办中华书局，迄今已历95周年。自成立以来，中华书局以发展文化，扶助教育为职责，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的研究，及其在中国出版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均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其中的有关史实，有的学者随意演绎，歪曲其真，甚至无中生有，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表现出非常不严肃的学术态度。如刘根勤先生的《陆费逵创设中华书局》和《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下称“刘文”）、山民先生的《商务“叛将”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下称“山文”），就是较为突出的例证。笔者不揣冒昧，试将被误解的史实予以辨析。
一、陆费逵的早期活动
（一）关于陆费逵的姓氏。陆费逵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早在陆费逵时代，就有许多人以为他姓陆、名费，字伯鸿。因而有称之为“陆费伯”、“费伯”、“陆伯鸿”者。为此，他专门写成《我为什么姓陆费》一文，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据陆费逵自称，他的远祖“食采邑费县（今山东省费县）”，便以“费”为姓，明朝中叶以后，费氏南下迁居浙江省桐乡县。陆费逵十七世祖出嗣舅父陆氏，又改姓“陆”。“又隔数代，因费氏本支无人，便兼祧两家，复姓陆费。”
然而，刘、山二位先生不察，竟然沿袭前人的错误，对自己所研究的人物，连最起码的姓氏都没搞清楚。“刘文”中说：“陆费逵，字伯鸿，幼时名沧生，又名少沧，后以陆伯鸿之名闻达于时。祖籍浙江桐乡，后移居嘉兴。”在“山文”中，虽然提到陆费逵的先祖“只好改个复姓‘陆费’”，但在论及陆费逵时，均以“陆氏”称之。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二位先生认为陆费逵姓“陆”，而非姓“陆费”。再者，桐乡县隶属于嘉兴府，陆费逵家族世居桐乡。在陆费逵的行文中，总是以“桐乡陆费逵”落款，何来“移居嘉兴”之有？
（二）关于陆费逵避走上海的原因。“刘文”中说：“1906年春，日知会正式成立，陆费逵任评议员。同年秋，他辞去书店职务，与张人杰（静江）、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楚报》，并担任主笔。不久，因作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忤逆湖广总督张之洞，又论五大臣出洋被炸事，揭示伪立宪无济于事，受到查封。1907年1月，湖北军警封闭日知会，逮捕刘静庵等人，陆费逵逃过搜捕，只身逃往上海，在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这段话虽然不长，但有多处错误，会使人认为由于日知会的被查封，从而导致陆费逵逃亡上海。
事实上，1904年7月，湖北革命党人成立的革命团体为科学补习所，后被清政府查封。由原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等人，于1905年初创立日知会，时在湖北的陆费逵参与其中，任五人评议员之一，负责起草章程。《楚报》原属汉口的一份英文报纸，后出中文版。1905年夏，主笔吴趼人到期不再续约，遂由陆费逵、冯特民、张汉杰等接办。该报以新闻、论说为主要栏目，很受读者的欢迎。陆费逵任职三个月，发表许多倾向革命的文章。其中，他撰写的文章中，有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的内容，得到各界及留美、留日学生的积极响应。此举引起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为不满，以“鼓吹革命”为名，下令查封《楚报》，逮捕报纸主笔。在这种情形下，陆费逵只身避走上海。可见，“刘文”所讲的时间不对，人名不对。更重要的是，陆费逵是因为“《楚报》案”而遭通缉，才逃往上海，与日知会被查封没有关系。据张难先所著《日知会始末》，张之洞所列要悬赏捉拿的日知会革命党人的名单，并没有陆费逵的名字。
（三）关于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山文”中说：“陆费逵在文明书局，只有一两年时间，便被商务挖去。……商务以优厚的待遇招陆费逵入馆，并立即委以出版部主任的要职，那些在馆多年的老商务没有谁能有此福气。而商务编译所长高梦旦为了能使陆氏更为商务卖力，又把侄女嫁给陆。陆氏遂一步登天，由一小职员而骤然暴起，地位金钱妻室都有了。”这个结论，是作者不负责任的随意推测。前面说陆费逵“被商务挖去”、“以优厚的待遇”、“立即委以出版部主任的要职”，后面则说成是因为婚姻关系，而使陆费逵“一步登天，由一小职员而骤然暴起”。既然一开始就有“优厚的待遇”、“要职”，何需后来的“小职员”、“地位金钱妻室”？岂不是自相矛盾？这是强加到陆费逵身上的不实之词，牵涉到他在商务中崭露头角，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靠裙带关系的问题。
这里，不妨引用“山文”所依据的材料。在商务曾经与陆费逵共事的蒋维乔，撰成《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一文，描述了陆费逵入馆和受重用的经过，说：“先是，约在民元前三年间，高梦旦常代表商务，出席于书业商会。屡与文明书局代表陆费伯鸿见面，谈论之下，大奇其才。盖经营书业者，有发行印刷编辑三大部分，互相联系，然能发行者未必知印刷，能印刷者未必知发行，能编辑者更不知发行与印刷。唯陆氏既能操笔编书，又于发行印刷，头头是道，故梦旦佩服之。归言菊生，以为如此人才，文明竟不能识，屈居普通职员，商务应罗织之。于是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梦旦欲坚其心，又以侄女妻之。”
上述材料表明，陆费逵得到重用和优厚的待遇，并不是因为婚姻的缘故。相反，是因为他的才能被赏识，“梦旦佩服之”，“以为如此人才”。所以，才有后来的“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的地位，梦旦“以侄女妻之”而获得了婚姻。事情是这样的：陆费逵由于“《楚报》案”到上海，先是谋职于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员。他积极发起和参与“上海书业商会”，起草章程，主编商会的《图书月报》（1906年创刊），这是我国民间出版界的第一份刊物。他担任书业商会评议员兼书记、学徒补习所教务长。同年冬，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自称“文明书局职务无名目，但编辑、印刷、发行件件都管，仿佛现在通行的襄理。每日工作常至十余小时，增加经验不少”。文明书局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出版界颇有影响。陆费逵参编的“文明教科书”，在教育界享有盛誉。商务印书馆由一家不起眼的印刷作坊，不断发展成为出版重镇，重视和招揽人才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而陆费逵的出版才能，得到商务决策人之一高梦旦的认可，是合乎自然、顺理成章的事。他是凭自己的才能，获得了在商务的“重金”、“地位”，乃至婚姻。在“山文”中，无视陆费逵本人的才干，说他因为婚姻“遂一步登天，由一小职员而骤然暴起”，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
二、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
（一）关于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动机。“山文”中说：“然而商务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给予如此厚待的陆费逵，却刚立定脚跟，便已另有图谋，早已以‘蛟龙非池中物’自命了。陆入馆不过两年，辛亥革命便爆发了。当革命声势日盛之时，商务当局曾有‘未雨绸缪’的打算，想要另编一套教科书，免得事势一变，原有的教科书不合用，损失就大了，……此事因张元济推测失误，更因陆费逵暗中搞鬼。陆氏力主不必改编，他说清廷200年基业，哪里是一朝一夕就倒了的？重编教科书，纯属多余。于是不了了之”。照“山文”推测，陆费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此时正在着手一个秘密计划，即筹编一套新的教科书，而且暗中作好脱离商务自开码头的准备。他倒是看得挺清楚：清廷气运不长了，这是个个人发展的良机。……陆费逵此举，原也有相当冒险的性质，因为如果清廷不倒，或者虽倒而拖几年才倒，那他将会弄个血本无归。但这一宝竟让他押中了。不久武昌起义成功，随即清廷灭亡而民国成立。这一下，陆费逵立即脱离商务，与几个同仁自创基业，在民国元年元旦即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天，创设了自己的出版社，命名中华书局，并立即销行他暗中准备的那套新教科书，旗开得胜，大获成功。”“陆氏这一异军突起，使商务损失严重。原有的教科书全部作废。”“而中华书局开业第一炮的新教科书，虽说其本旨动机在于出奇制胜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襁褓中的中国新式初等教育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在青黄不接之际立了首功。当然，如果站在商务的立场上看，或者单以一般的为人处世准则去衡量，陆氏之给扶他起来的对他仁至义尽的商务这一迎头痛击，不免有点‘忘恩负义’。”
以上论述，矛盾之处甚多。其一，前面引用资料说，陆费逵民元前三年加盟商务，即1908年，后面称“陆入馆不过两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武昌起义爆发于1911年，陆费逵实际在馆三年有余；其二，既然陆费逵“看得挺清楚：清廷气运不长了”，怎么会“也有相当冒险的性质”、出现“如果清廷不倒”的情况呢？其三，“虽倒而拖几年才倒”之句，读来令人费解，“倒”就是“倒”了，还能再“拖几年”？其四，“不久武昌起义成功，随即清廷灭亡而民国成立”。照“山文”所论，似乎清廷灭亡在先，而民国成立在后。而事实上，1912年1月1日，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而清廷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是在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的；其五，中华书局与民国同一天成立，2月，“中华教科书”开始出版，这才正式对外营业，并非“山文”中所说的那样，“立即销行他暗中准备的那套新教科书”。
更需要指出的是，“山文”中断言，陆费逵为了自创书局，从而“暗中搞鬼”，以“清廷200年基业”、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倒”为理由，故意耸人听闻，致使商务“重编教科书，纯属多余”。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前夕，大失人心的清政府已没有了往日的统治基础，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就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各省决心独立，……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湖流万派，毕趋共和。”清王朝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政治局面的变化莫测，对以服务文化教育为职志的出版业来说，当然不能置之度外。作为最大的民营出版业，商务印书馆并非无动于衷，因为政体的变换，关系到教科书内容是否更改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商务决策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内心充满了矛盾，既“深恐革命成功，数量很多的封建陈腐的教科书，就将成为废纸”，又觉得“编印革命教科书，……万一革命不成功，那就触犯清廷”。最终，他们“考虑再三，均无妥善之计”。至于其中是谁“误导”了商务，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有人说是陆费逵，有人说是沈知方。据蒋维乔回忆：“是时革命声势，日增月盛，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适用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向来精明强干、措施得当的张元济，“提及革命，总是摇首”，“以为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
商务在政局变化面前对教科书更改问题上的反应迟钝，或者说出于稳妥出版策略的考虑，不听从“同人有远见者”之言，错过了应变政体变化的时机。陆费逵早年受《革命军》等书籍的影响，倾向反清革命，对革命成功抱有极大的信心。他将教科书内容的更新与巩固革命的成果联系起来，说教科书不革命，则“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他决定“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于是，陆费逵约集戴克敦、陈寅“共议组织中华书局”。大家一致认为：“良以政体改革，旧日教科书，胥不适用。战争扰攘之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他们一边秘密编撰适合共和体制的教科书，一边筹划成立新书局的事宜。“其时，困苦万端，余等皆出于坚忍。汉阳失守，群起沮之，余等不为动也。”就这样，与中华民国建立的同一天，“规画粗定”的中华书局亦宣告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