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云
在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并不纯粹的职业代表制（Occupational Representation）其实早已存在，只是我们习焉不察而已。一种思想的输入，一种制度的移植，是复杂的历史过程，还原历史还需从个案或具体问题着手。邓演达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要创立者，即主张以职业代表制的原则来建立平民政权。学术界对于他的平民革命理论已有不少论述，偶尔提到职业代表制，然未能展开和深入。事实上，通过梳理邓演达关于职业代表制的论述，不仅有助于具体呈现邓演达的思想特征，也将沟通其思想的时代背景，进而认识其职业代表制思想的意义与局限，为认识与理解职业代表制移植中国后的历史实践过程及其现实影响提供相关说明与启示。
一、平民政权与职业代表制
邓演达的思想以“平民革命”为中心，因而其思想系统被普遍地概括为“平民革命理论”，这一理论形成于他第二次流亡德国期间，其中涉及职业代表制的论述是在1929年之后。
1929年2月17日，邓演达在给季方的信中说：“你们对于起草的文中以为有两个缺点；在第一点——对国家派——是似乎对的；但是第二点——对民权——是绝对的不对。我相信在目前有政治主张的右派中，未有一派相信‘民权应该发展’可以和我相比的，只要看我对于中国现状的分析和政治制度的主张上面已经可以明白了。但是民权在中国发展必不能取自然的形式，一定是由争斗的形式发展，所以我要主张职业代议制就是因为如此可以多多引起争斗；同时在各个争斗团体的会议中有党的代表团可以做有力的公平的仲裁，就可以达到客观的应得的结果。所以我自命我的主张叫做‘争斗的和平主义’，也可以说是‘争斗的民主主义’，已不同于欧美的德谟克拉西，又不同于苏联的强暴独裁。这一点我必然要详细用单行本去说明的。”又说，“宣言的公布现在的确尚非其时，我盼望只是同志间的讨论。”信中提到的宣言很可能就是后来形成的《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1929年10月）。
邓演达在《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中写道：“我们目前的口号不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的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去实现孙总理的未完的工作。我们目前的行动纲领是：1、否认现时一切的政治机关底权力。2、各省区地方应由人民会议接收政权，在县为县民会议，省为省民会议，为地方政府的立法和执行机关，各会议均由当地的职业团体代表组成之。3、召集全国人民会议，由全国的职业团体代表组织之，但生产者的工农代表应占半数，以接受全国政权，解决一切问题。……”并且宣称以上共6款的行动纲领为他们“最简单坚决的政治主张”，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
可见邓演达的“职业代议制”主张被他的同志们接受了，并公开于《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随后在由邓演达起草、经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作为该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1930年9月1日）中，对于平民政权和职业代表制的关系，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1.平民政权的建立
“建立平民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形成平民群众本身的组织。无组织的平民群众等于一盘散沙，虽多无益，只有在坚强组织之下，平民群众才能发挥他们的伟大的威力。在今日的中国，在平民群众的组织当中，最切实的莫过于职业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等。只有职业组织能使从事各种生产的平民发生密切的利害关系，只有职业组织能够团结他们。其次重要的是准职业组织，如学生会、妇女组织、兵士组织等等。唤醒平民群众和组织平民群众，这是平民政权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真实的集中平民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有力量从根本上推翻官僚政治、军阀势力及其他一切封建遗骸，而把政权收归平民手里。”
2.平民政权的组织
“要收平民政权的实效，必须以有组织的职业团体代表构成中央及地方的政权的发动机关。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使参加生产各部门的民众确实的和政权联结而不发生隔阂；只有如此才可以彻底的铲除官僚制度及军阀政治的积弊，不再发生新的官僚政治。同时，我们以为：欧美流行的地域选举代议制度，容易酿成少数操纵多数的弊害，此种弊害与中国过去的‘猪仔议员’及现在的‘党衙门’等怪现象，都是因为民众和政权隔离，才会发生，要消除及预防上述的弊害及怪象，只有由职业团体代表掌握政权的方法。”“我们主张：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应按下列的比例数派遣代表，以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临时接收政权，议定宪法的国民会议，应按此原则组成之。各地方权力机关应以地方的职业团体为单位按上述原则组成之。必须用这样的组织才能使平民群众相信革命党的领导，才能免除那些假借‘训政’及‘以党治国’的名义去压抑平民群众剥削平民群众的流弊。其次，我们反对欧美流行的三权分立制，而主张立法机关不与执行机关分离，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执行机关。各地方的权力机关为省民大会，县民大会，乡民大会等。”
3.政权的保持
“要从根本上扑灭军阀产生的根源，必须造成人民的武力。过去数年来的事实已经昭示我们，人民武力不是单靠什么‘以党治军’、‘党权高于一切’的空话可以造成的。要建设人民武力，必须一面限期实现普遍的征兵制度，一面暂时用职业团体强迫征兵的方法，使各生产部门的民众，在取得政权以后按额抽丁入伍，组成真正人民武力以保护革命。只有由有组织的城市并乡村的平民职业团体确实的掌握政权；才能使广大的平民群众热忱自动的形成自己的武力，保持自己的政权；所以平民的职业团体的政权和人民的武力二者有不可分的关系。”
上述引文明确地指出了职业代表制对于平民政权从建立到组织再到保持与巩固的重要意义。职业代表制既是实现平民革命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平民政权的根本制度，还是保障平民政权的武力后盾。
二、对孙中山国民会议论的持续与变动
作为国民党的左派，邓演达重视继承与发挥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性成分。孙中山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曾主张“召开以国民——即以全国的确确实实的各部门职业团体为基础的国民会议，以该会为中心执行政权”，“并由之产生政府，定出根本大法，则全国一切均将归于统一”。孙中山在其遗嘱中还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召开：“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邓演达也将召开国民会议视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并提出国民会议的召集办法。他说：“时局的出路——不，革命的出路，只有推翻南北军阀的政权，开国民会议，由人民职业团体代表所组成的国民会议去接收政权，由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即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立即举行职业团体抽丁入伍的办法，去组成人民武装。”“我们相信：不马上举行国民会议及地方的人民会议（如省民会议，乡民会议，市民会议等），谈民主政治只是骗人骗自己的话。不使农工等职业团体直接参加政权，而只是靠‘有良心’‘有学问’的先生们去代议，那不但必然的要产生新猪仔议员，而且要产生无数的党老爷，而且官僚政治的毒害永远无法扑灭。”“本会负有复兴中国革命的使命，在此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能不号召全国被压迫的民众起来，反对国内的军阀混战，主张在孙中山先生遗教之下，由民众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国民会议在目前是复兴中国革命的最急迫的工作。国民会议的构成应以十三（1924）年冬孙先生弥留时所发表开国民会议的方案与目前民众的现实要求为基础。所以我们现时最主要的工作要联合起中国的被压迫人民，在各种职业（农工商业）及准职业（如学生、妇女、兵士、警察等）团体的组织上面团结起来，自动去开国民会议。由各种上述的团体代表，按农工代表占60%，其他的代表占40%的比例去组成国民会议，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
孙中山主张以职业代表制的形式召开国民会议，其实更像是一种应对时局、把握机会的现实政治策略，而与其国民大会构想中的选举思想抵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对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的强调，也带有应对时局的政治实用性。当时中原大战爆发，各派均想争取民意，而职业代表制具有迎合民意、调和纷争、平衡利益的实用价值，因而也被其他政派包括蒋介石所利用。南京国民政府于1931年召集的国民会议，也声称是对孙中山国民会议遗言的继承，并采用职业代表制作为其选举的基本原则。
在此情况下，邓演达一面揭露南京国民会议的虚伪性，一面强调要真正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他揭露蒋介石召集国民会议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人民的主张得到胜利，并不是因为‘民权’运动的高涨，而实在是因为一面有张学良所代表的北方势力强迫着要求实际参与政权，一面为买办势力的抬头，不能不用这种‘换皮不换骨’的办法相对的减除统治者当中的敌对。更要用这样办法去欺骗已起来及要起来的人民。”进而指出，“真正的国民会议”，第一，它必须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和委派产生，不受性别、资格、学历、财产、从业年限等限制；第二，它必须是以各生产部门的职业团体代表为基干所组成的；第三，它必须有全国最高的主权。并强调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其《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宣言》中所阐明的职业代表制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在南京国民会议召开前夕，邓演达又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写了《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否认伪国民会议一切的决议和行动。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由人民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
邓演达的职业代表制主张虽有如同孙中山的应对时局的政治实用主义性质，但他不像孙中山那样将开国民会议和职业代表制主要作为应对时局的权宜性措施，更不是他所批评的南京国民会议将职业代表制作为调和北方军阀及东南买办势力的政治工具，而是作为平民政权的根本原则。这是他区别于孙中山民权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孙中山将基于地域代表制产生的国民大会作为宪政下的政权形态，邓演达则将建立于职业代表制基础上的国民会议作为平民政权的权力中心。因此，邓演达的职业代表制思想并非是对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的简单继承，探讨他的职业代表制思想的形成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