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疑似”、“信亲”、“从众”和好奇心理“疑似”心理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感知反映，导致对所获传闻作出倾向于认同公众意见的判断。在这中间，先入为主的成见会有意无意地发挥驱动作用。譬如义和团运动时关于“神术”、“邪术”的传闻纷纷扬扬，许多人遇到特定场境的事情，就容易在疑似心理的作用下相信和附和传闻。不妨看时人记述的这样一个事例：庚子年六月间，在琉璃厂开华英药房的山东店主回籍，留一教读先生在店料理，“一日哄传为白莲教，谓纸人纸马咸具。麇集观之，人则所卖烟卷箧上所贴之洋人图记也，马则小孩所戏之马，有机关能动者也。医学堂内无铜人，以纸为之，筋骨脏腑毕备，哄传为洋人致毙者。观者啧啧，戟骂痛恨；及近视，则纸人”。当然，作此记述者旨在破妄取真，但“哄传”乃至现场集观者当中，恐怕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怀着杯弓蛇影的本虚而认实感，否则，岂能哄传得开来？再如红灯照飞升之类，在传闻氛围下，有些人见到高挂的灯笼之类就疑似信实，也是同理。还有“某照相馆被焚，搜出广东鲜荔枝，传观为挖人眼珠，莫不眦裂发指”，真是所谓“见橐驼为马肿背”。
其实，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时，就有过教堂中瓶装腌制的“西产之圆葱头”，被指认作挖取的幼孩目睛，经清方大员亲自开验证实，以致“观者无不绝倒”的事情，那与当时就盛行的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传闻也密切关联。当然，这种疑似心理下的误认也必然受知识储备的制约。有这样一个例子：中原某省一位传教士对中国听众讲解寄生虫知识，“他为了让听众印象深刻，用双灯放映机显示出一个高倍放大的普通寄生虫。这个寄生虫的巨大身躯，像埃及鳄鱼似的斜着映现于屏幕上时，就听见一位观众以敬畏的口气，小声宣布新获得的观念：‘看，这是外国大虱子’”！想必是中国听众对有关科学知识没有起码的了解，遂作出“外国大虱子”的疑似判断，也算是一个无法让人生笑的笑话。
所谓“信亲”心理，是笔者据有关传闻心理现象特别归纳提出的用语，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信实自己亲眼所见；二是指相信自己觉得可信任的关系亲近的人所言。俗话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其实此言并不完全符合科学思维。亲眼所见的事情也未必就能看破真相。试想，一个魔术师如果并不宣明自己是做魔术表演，而说是真实的奇术，若是看不破底细的观者就此真地相信为实，岂不分明是基于“眼见为实”心理的认识错误？对于当年诸多传闻的信传者来说，这种情况即颇常见。像对义和团时有关情事亲历者即有这样的记述：“拳众每纵火，以刀或枪向其门作指画状，又以指划地上土，群呼曰‘著（着）’，立时火起。盖有潜纵之者，人不知也。其焚教堂，使其党预伏其内，以煤油潜洒之，然后率众往，发枪遥击，枪声甫鸣，烈焰突起。观者堵立，惊以为神。是亦幻戏之技耳。”过后的记述者虽然已知是“幻戏之技”，但当时不是出现“观者堵立，惊以为神”的情状吗？那就是“眼见为实”心态下的典型反应。当时还有人这样记述：
哄传团民善用循法，山岭城垣不能阻挡，皆系讹传附会之言，实无其事。又哄传无论相离千数百里，此处焚表呼唤，彼处立时便知，人亦顷刻而至，比电报尤速。又哄传有沙锅会，煮一锅之饭数十人食之不尽。又哄传能避敌人枪炮，团民用手一指，对阵枪炮即不过火，不能发声。又哄传刀枪炮弹不能伤身，枪炮子至身即落，皮肤毫无痕迹，未悉果确否，予未亲见。惟刀剑剁在团民皮肉之上，只有白道，并不出血，予曾亲见也。
可见，记述者除了对“循法”一项明确指虚外，对其他多项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有的哄传之事，只因“未予亲见”，皆以“未悉果确否”表示存疑，而并非明确认虚，对“刀剑不入”类的事情，因“予曾亲见”，便表示了信实的意思。实际上，当时义和团民的这类事情，虽然不排除有少数练有关功法的人，对于外击之力可较常人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强的抵挡力，但大多属矇人眼目的表演性质，亦所谓“幻戏之技”所属。或揭露宣称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并作所谓“附刀”（以刀砍“附体”者之腹）现场表演者，“其实刀锋不利，且不回抹，故无刀伤”。只因为哄传造势的影响，临场观看者更容易藉先入之见信以为真，甚至在表演者露出破绽而“无以自解”的情况下，而观者“代以为解”，以致让个别识者感到“岂非甚奇”。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是人们的思维定势所造成。“亲见为实”的心理，在当年许多对有关情事的采记自觉“严谨”的记述者身上，表现得颇为典型。譬如仲氏芳的《庚子纪事》在关于记述原则的交代中即特别申说：“是书也，乃予乱时亲经亲历，或见或闻，逐日记载，皆属事实。”对所记非亲眼目睹的事情，惯以特别说明系自“传闻而知，并非身所亲见，目所亲睹，不敢悬揣罔记”云云。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尚有不盲从妄信的主观愿望的群体，对传闻之事的审察态度。对于有关情事的虚实认定来说，虽说总比连这种意识也没有者要强，但有时也难免为所见假象所迷惑而产生认识上的执迷，起到证实本来为虚之事、助长传闻流布的作用。
至于对自己没有亲见而系听他人所言的传闻之事，是否信实和在多大程度上信实，与对说者的信任度直接相关。对关系密切的亲友，一般说来信任度较高，认为他们不会对自己说假话，容易相信他们所言为实。这种心理有时也成为信实和助长传闻的因素。像当年有些很怪异的传闻，揆情度理，本不会实有，但只因为亲友言之凿凿，听者于是觉得不能不信，这种事例颇为多有。试看这么一则“龙失足”的传闻：
清光绪某年夏日，（直隶）顺德某村忽大雷雨，天空坠下一龙，长三丈有奇，鳞甲黝黑，角长而尖，僵卧地中若死，殆为失足跌晕所致。一时腥闻数里，蝇蚊麇集其身，乡人诧为奇事，并虑或肇奇祸，急即焚香叩祷，并以清水灌润，欲令藉水力遁去。无如纷扰竟日，此龙兀然不动。翌日，因醵资演剧为祈禳之举，来观者益人多如蚁。至第七日，天复雷雨大作，云中复现一龙，下垂其爪，向卧地之龙作援引状。卧龙乃扬髯舞爪，与云内之龙爪相接，由地飞升，破空而逝，雨亦旋止，农田未伤一草一木。
这种怪异之事不可能是事实，但记述者是听他的女婿所讲，而其女婿又是听其信任的同事名叫吴荫清者坚证为亲见之事。据说，吴氏即直隶顺德人，当时“适赋闲家居，故目击之”。而记述者初听其婿转述此事，“以其语近荒诞，未之或信”，但转而又想“天地之大，诚属无奇不有”，特别是听其婿言“吴君人素诚实，平时语不妄发，则此言当非虚构”，于是便信实地记录下来。传闻虽然不是直接来自所谓亲见者吴氏，但中转者为其女婿，为其信任之人，他又告以吴氏为“诚实”之人，于是便对本来疑虚之事最终信实。再如《清代野记》中记有“方某遇狐仙事”的一则怪异传闻，情节荒诞不待细述，而记述者也是因听与事主有亲密关系的他所信任者“言之甚详”，遂为信实，并感言“此岂中国人迷信之故哉！然而其事甚确，非空中楼阁也”。可见，像这种“信亲”心理，不但无助于使本来无稽的传闻消弭，反而会起助长作用。
从众心理对于传闻的流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闻的盛行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信息接受传布上的一种从众行为的综合表现，就其心理驱动因素而言即是从众心理。这是在群体的压力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大多数人意见的一种心理反应。这对于晚清时期传闻流布的心理因素而言，其作用也是颇为典型的。时论所谓“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即从原则上说明了这种情况。越是在信息纷扰真假莫辨的特定情境下，缺乏自主和独立意识的人们，就越容易由“信众”而“从众”，觉得“若非这样，何以大家皆如是说”？像庚子年间义和团盛时，在天津一时哄传，“各家烟囱，须常用红纸蒙严，不然闭不住洋人枪炮，于是家家皆急将烟囱蒙上”；忽又有人传“不可蒙烟囱，若蒙住烟囱，乃是将仙姑之眼蒙上矣，仙姑何能在空中行走，于是家家又皆上房将烟囱上红纸撕去”。自己完全丧失了主见，或此或彼，一味随众人行事。这不失为典型的从众事例。再看这样一个例子：《拳匪闻见录》的作者管鹤，因避难自天津逃至青县，借住在一个姓刘的老翁家里，一天，刘翁招呼管鹤出来看红灯罩（按：红灯照的别称）。刘翁指空中黑云一片曰：“此中无数红衣女子，即红灯罩也。”管鹤“无所睹”，“而途人纷纷传说，指天画地，确切不移。刘翁亦随声附合，哓哓不休”。这个刘翁还是个“稍读书者”，他的这种言行管鹤开始不解，“后始悟刘翁实为保身计，故不觉以假面孔向余也”，因而感叹“当时之匪焰可知”。管鹤对刘翁的“为保身计”云云，纯系自我揣测，是耶非耶尚在两可之间。从当时情况看，你说我说他也这样说，表现出明显的从众情状，则无可置疑。众人意见对个体“裹挟”力无形中是很大的，并且人数越多，这种“裹挟”力就越强，所谓“众口铄金”，诚然不虚。不妨再举一个典型例证：因当年关于教堂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传闻盛行不衰，“一个男仆在英国领事馆干了大半辈子，女主人问他：‘你一定不相信那些谣传。你了解我和老爷，你不会相信我和老爷会掏小孩眼睛的（吧）？’男仆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全中国人都相信，外国人挖小孩眼睛榨油洗相片。”——这是出自在华多年的一位英国传教士的记述，正因为所谓“全中国人都相信”，那位在外国人手下服役了大半辈子的男仆，对主人是否干“掏小孩眼睛”这种事情都觉得无法置可置否了。
至于好奇心理，人皆有之。对于当年的传闻情势来说，这种心理所起的内在驱动作用也是应该注意到的。
从当年社会传闻的总体氛围看，惶惑、忧惧心理应该说是主色调，但这与好奇心理乃至通过搜求和播布传闻来缓解紧张情绪不但不排斥，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在研究义和团时期谣言现象时所指出的：人们在感到痛苦和绝望的形势下，“谣言则起到了缓解痛苦的作用，这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验证”；“正如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言，谣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当代传奇’的作用”。不难想见，越是在惶惑不安的时候，越是饥不择食般地想获得有关信息，这本身就有好奇心理因素。譬如翻阅义和团时期人们的日记，从中都可以体察到那时人们对种种信息有非常好奇的探寻的欲望。此外，消遣性好奇心理对有关传闻生发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因为人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不同，同类传闻在不同群体所激发的心理感受或不一样。
比如说，宫闱传闻，对于当时的高官重臣来说可以是重要的政治信息，但对平民百姓而言主要则成为一种猎奇性的谈资。晚清时期宫闱传闻是繁多而又盛行的，特别是像关于后宫私生活之类的传闻，对于一般人而言更多是一种传奇性桃色秘闻话题。还有一些怪异性传闻（像上面征引的“龙失足”之类），恐怕也与人们的好奇心理密切相关。当然，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好奇心理也很容易与忧患心理自然挂钩。试看“八岁女生儿”这样一则传闻之事，是《清代野记》的作者“梁溪坐观老人”记述的：“清宣统二年，予在京师，有友人携一照片示予，乃山西大同府乡民子九岁、童养媳八岁，野合生子哺乳之像，云是知府事翁斌孙采访所得，图其形以上大府，是谓祥瑞也。予以为是乃人妖，非瑞也。次年遂有革命之事”。这显然是一宗民间奇闻，因其“奇”而人们又“好奇”，故能传扬开来，且不论此种事情有无可能，所谓“照片”又是如何形成，但毕竟不但流传民间，还上之大府，或以之为祥瑞，或则以为祸兆。
晚清时期社会传闻的心理因素十分复杂，以上只是择其要端论列而已。
[作者简介：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