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丛林
晚清社会传闻盛行的现象十分醒目。仅仅是客观环境因素显然是不能形成传闻流布的，必须赖于传播人群的介入。而其介入，最终可以追溯到心理驱动的最隐深层面。试从下述几个方面予以探析。
一、惶惑心理
晚清时期不断而剧烈的社会动荡，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在广大人群中造成严重的惶惑心理，这可以说是晚清社会传闻生发最重要的社会心理症结之一。
譬如战乱，是造成社会动荡、人心惶乱的严重事端。晚清时期可谓兵连祸结，少有宁日。特别是每逢遭受大的战事，往往会导致举国范围的大恐慌，战场及附近地区，自然更是恐慌的漩涡，惯于形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氛围，传闻鼎沸、迷乱难拨的一种舆论情势往往也就与之伴随。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进犯北京前后的情况为例。有亲历者这样记述：“当年（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上旬”，“即传夷人已到（津沽）海口”，“人心惶惑”，“稍稍有迁移者”；十四日以后，“海口消息日紧一日，迁徙出京者，遂纷纷不止矣”；二十五日，“城中哄传：夷人已到通州，定于二十七日攻城，居民纷纷迁徙矣”；二十七日，“京中鼎沸，圣驾有出巡之说……凡在京旗、汉大小官员，眷口及财物无一不移出京城者”；及至八月初四日，“人心惶惶，移徙出京者日见其多”；十四日，“内外城移徙者，几于门不能容”；二十三日，“街上人三五一堆，俱作耳语，街道慌乱之至。至午后，忽西北火光烛天而起，哄传夷人已扑海甸、圆明园一带矣”；到九月初二日，“京中夷人已入城内，讹言四起，人人自危”。可以想见，在当时境况下，传闻纷杂、沸反盈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情势。而所谓“人心惶惶”，无疑是诱致这种情势形成的心理要素。再以庚子年间的情况为例，有记载说，这年四月中旬，“京城忽然谣传，义和团匪业已将北京通至天津之铁路拆毁数处，并谓其有术能使火车无故自焚，自此人心惶惶，日无宁宇”；自五月中旬，“民间日日谣传，东交民巷火起，日则倾城往观，途为之塞，夜则升屋大呼，闻之可骇”。随着义和团众越来越多地涌入北京，关于其千奇百怪的“神术”和“异事”更是在这里铺天盖地地传扬开来，成为各色人等惊异谈论的话题。义和团也以其特定的行为方式极力造势。据亲历者记述：“团民有请神附体沿街而行，昼则持刀作势，杀气凛凛，驱逐行人，闪开神路，必须跪送跪迎。夜则执香照耀，满巷皆红，大众喊嚷，令家家户户烧香，随声接应，犬吠人腾，一夜数惊”。在民间最起码的生活秩序都被破坏的情况下，由人们普遍的惶惑心理而激发出纷乱的各种传闻，自不可免。
再如教案，在晚清时期频发且烈度颇大，是导致社会动荡和危机，从而通过给人们造成的惶惑心理诱致相关传闻盛行的又一要端。教案与反洋教斗争紧相牵缠，而反洋教传闻，则是反洋教舆论的一种重要形态。其内容上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像迷拐采割、邪术蛊惑、嗜淫成性、乱伦灭伦等都属典型题材。其传布上简直铺天盖地，长盛不衰。这中间，除了激愤的心理诱因外，“惶惑”也是很典型的。以20世纪初发生的湖南辰州教案时的情形为例：该案是在当地瘟疫流行的情势下，因民众相信教方使人井中投毒的传闻愤而打教所直接引起，案发后外国方面大肆要挟，甚至进行武力威胁，清方则不遗余力地查拿惩办所谓“凶犯”。在这种情势下，“辰州百姓异常惊恐，谣言一日数起，时而传闻省兵将至，时而传说洋人将派兵轮来辰州镇压，还有说辰州将屠城者，于是纷纷迁避逃匿，一城皆空”，惶乱的氛围与传闻的鼎沸相激相荡。紧接此案，湖南又发生邵阳人士贺金声大肆播布关于教方“挖眼、割肾、剖胎及肆放毒药”等反教传闻的案件。人们之所以对此等传闻反应激烈，自然也离不开心理惶惑。
还有重大朝政变端，也是造成人们心理惶惑从而促使社会传闻盛行的重要方面。像每一次易主改元，这中间除去道（光）咸（丰）的更易应算稍少事故外，其后咸同、同光、光宣的几次更易都内幕复杂。光宣中间还曾夹杂着预备废立的“己亥建储”事件，只是因变故未得预期的终局而已。特别醒目的自然是同治改元，因为它是基于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阖朝惊惶之下，传闻如火如荼。光绪改元，是在慈禧太后一手操纵下进行的，虽表面上似无波澜，但对朝中的震荡力实际上也是很大的。宣统帝继光绪之位，而光绪帝死后的次日，慈禧太后也就撒手归西。一中年“虚君”，一老迈“实君”，接踵而死，前后仅差一天，并且是少者在前，老者在后，这种巧合的概率确实很小，此奇怪事局的本身就留下了生发传闻的莫大空间。人们在对这种朝局奇变惊异和迷惘的同时，也不免带上惶惑，各种猜测性说法自然也就成了朝野热门话题。尤其是值重大“变政”事端之际，更会出现类似情形。以戊戌年间的情况为例，“变政”与“政变”紧相踵接，以至于以变政派人士的流血划下句号，形势叵测，变端复杂。有亲历者当时惊呼：“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今其时矣！”在这种情势下，“都中上自王公，下及土庶，众口哗然，谣言四起”，“朝野议论，愈出愈奇”；相关传闻在各地“波涌云连，如蝗如雨”，“议论汹汹”，“举国惶惑震动”。这种所谓“举国惶惑震动”的情形，应该说既是传闻盛行影响的结果，也是造成传闻盛行的心理基因。
即使自然灾异，因为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计乃至生存以及导致认识迷误，也会造成人们的心理惶惑，激发相关传闻。当时自然灾害种类很多，各种灾害交相并侵，频繁发生，所谓“十年九荒”并不夸张。灾荒所造成的巨大饥民、难民、流民群。像发生频度极高的水、旱灾害，严重者往往要牵连若干个省区，牵涉成百上千万人，成为严重社会问题，自会加剧社会的动荡。不只是限于受灾人群，整个社会也会增加恐慌氛围，像“上苍示警”、“天神降灾”之类的观念此时最易强化，求龙王、祈河神、祷天告地，五花八门的迷信乞救，惯以成为群体性大规模的活动，相关的神异性传闻也往往随之蜂起。有的灾变，如破坏性的地震，并非常发，一旦遭遇，面对惨况连同种种异常现象，难明其因的人们，在巨大的惶惑心理压力下，不免信传相关传闻。还需要看到，有时候，对自然灾异的恐惧情绪，会被诱向其他宣泄渠道。譬如义和团运动时人们便把当时的旱灾归咎于洋人洋教“欺神蔑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流行甚广的著名“神助拳”谣中，也都有“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之类的义项，民间还有“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洋人杀尽，欲雨唤雨，欲晴叫晴”等传言。当然，不排除这中间有故借天灾之由宣传灭洋的策略因素，并且，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无疑主要是激发于“洋祸”而非天灾，但对天灾的惶惑心理也确实成为一种助因。
二、感情宣泄和愿望表达心理
有些社会传闻的主观色彩是颇为鲜明的，这与特定群体对特定社会历史事物的体察和认识分不开，有意无意地借助社会传闻来作为自己宣泄感情和表达愿望的一种渠道，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譬如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恨情绪以及战而胜之的愿望，一直是十分强烈的，在这种心理的促使下，他们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就自然而然地包含了传闻素材。这种情况，在一些典型的文告中，还表现出意境甚至用语上明显的传承性。像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中有这样的话语：
查汝逆夷素习，豺狼成性……汝揽镜自照，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你等性命何在……汝不知自量，妄称强梁……而所用火箭等物全不中用，可见汝畜类无才能……明明是鬼神保佑我们。汝畜类若逆天行事，得罪上苍，天兵雷神，何难将汝义律等殛死？何难将雷火烧尽汝等兵船？何难一阵狂风掀翻汝等船只，将汝等葬诸鱼腹？况且如今，并不用惊动天神，即用我们义民便足以灭尽汝等畜类，上为天神泄愤，下为冤鬼出气。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不杀尽汝猪狗，不消我各乡惨毒之恨也！
对所谓“畜类”之仇恨以及“灭尽”他们的愿望溢于言表，情真意切，无丝毫矫饰造作。也正因为如此，其间也就自然而然、天衣无缝地杂以诸多传闻因素，如关于外国人的相貌、外国须赖中国茶叶和大黄方可活命、天神助佑华方等等。及至咸丰元年（1851年），大概是在上海一带出现这样一则告示：
丑夷丑夷，尔试揽镜自照，不过是能言之畜生，与禽兽无异。我众百姓，与尔讲情讲理讲法，尔冥顽不能晓解，惟有将尔等尽斩而杀之，即完结了事。
自尔等入内地通商以来，妄作妄为，肆行无忌……积恶贯盈，罪至滔天，上天震怒，命我们众百姓诛之。尔自以为得计，欲比禽兽中之虎狼。自我众百姓观之，直以尔为笼中之鸟，釜中之鱼，牢中之犬羊耳！一旦众怒齐发，将尔等一尽而杀之，吾恐尔等无噍类矣。
……众百姓义士，督率神炮无数，见夷即斩，斩尽乃止，总不使一夷留遗，久污中国土地。
将此与前面引录的鸦片战争时粤地义民那则檄文中的话语比较，不是非常相似的吗？而对咸丰时这则“号令”的编注者则指出：“这篇号令对外国抱有极大的仇恨，而其武器则是‘神炮’，称‘众百姓义士，督率神炮无数，见夷即斩，斩尽乃止’。从这里可以看到五十年后义和团运动的影子。”的确，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民众一场自发性的反帝斗争，义民们从其行动上，同时也更从其宣传中，表现出了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以及“灭尽洋人”的强烈意愿，那道道揭帖，篇篇檄文，几乎无不迸射着“灭洋”的仇焰，同时也夹裹着神术的炫耀，充斥着大量的神异传闻内容。而这在当时民间具有广阔的流布市场。何以如此？时人有的即这样揭示其社会心理因素：“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团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这种“明知非正”而“称快”，岂不正是一种特定感情的宣泄和愿望的表达？时人中还有的置论，因为国家“愈不振，愈闭塞”，国人便“愈羞愧，乃愈愤懑”，“一旦有以神术售者，恐将信而奉之，倩为御侮计”。大旨上也能说明这种情况。
还有反洋教传闻中泄愤和表达愿望的心理因素，也是很典型的。像包含了大量传闻内容的著名反洋教文告《湖南合省公檄》中开篇所言即是：“慨自邪说日炽，正道浸微，异类横行，人心共愤。有如逆夷口英咭唎者，僻处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半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鳀人者也”。该文告中对该“逆夷”之教所列“十害”，基本上就是詈语加千奇百怪的传闻内容。湖南反洋教狂人周汉的一系列反洋教宣传品，于此表现得更为突出，对洋教可以说恨到不共戴天，骂到俚俗之极，而传闻内容也更与之达到“水乳交融”的密切程度。下面仅举其《防驱鬼叫歌》以示一斑：
现有天主鬼教，暗来散放鬼书。
煽惑好人变鬼，药迷妇女奸污。
生割子肠奶尖，死则剜取眼珠。
男女一被药迷，聪明立刻痴愚。
其书本本粪账，臭比狗屁不如。
其教不敬天地，祖宗牌位全无。
扫灭圣贤仙佛，只拜耶稣一猪。
邪鬼冒称上帝，罪该万剐万诛。
特此四方布告，齐心协力驱除。
遇见鬼叫即打，莫准入境藏居。
遇见鬼书即烧，一字莫准留余。
共保地方清泰，庶免人变鬼乎！
看其内容，岂不是典型的詈骂加传闻吗？所宣泄的是对所詈“鬼教”的切齿仇恨，同时表达出人人起而抵制、“共保地方清泰”的愿望。顺便指出，在周汉的诸多反洋教宣传品中此件用语上还算是相对“温和”和“文雅”的，有些篇目更是骂词累牍，甚至不惮用污言秽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