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刚
从传统—现代的思维模式出发，学者们主要把清末学堂教育置于西学引进和教育现代化的视野中予以考察。但从当时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件来看，清政府不仅希望学堂承载传播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的使命，而且希望其成为理想的官方政治文化传播场所，担负起向学生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职能，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后者越来越成为统治者关心的重点。
一、意识形态倾向鲜明的教育宗旨的确立
清末进行教育改革、兴办近代学堂的初衷是引进被概括为“西政”和“西艺”的西学，以培养能够适应改革需要、挽救统治危机的人才。但是，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清政府因日益担心学生接受西方自由民权等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上与清王朝背道而驰而焦虑不安。管学大臣张百熙所谓“今日因乏才而谋兴学，因兴学而防流弊，操纵之间，倍难措手”的感叹形象地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这种矛盾心理。由于这种焦虑情绪的支配，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清末教育改革把关注的重点首先放在了对中体的维护上，而非西用的引进上。
1901年8月清廷在谕令各地设立学堂时，就明确规定学堂的“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以努力培养“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的人才。1904年年初张百熙等人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进一步阐明了学堂的立学宗旨，即“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同时颁布的《学务纲要》更是明确强调学堂教育要首先致力于维护中体，指出：“从幼童入初等小学堂始，为教员者，于讲授功课时务须随时指导，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诐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始不负朝廷兴学之意。”
经过几年探索，1906年3月学部在《奏陈教育宗旨折》中正式提出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十字教育宗旨，清末学堂的教育宗旨由此最终确定。这一十字宗旨是“中体西用”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奏折指出：“窃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
在五条宗旨中，忠君和尊孔是完全基于维护清王朝和传统纲常伦理考虑的意识形态要求，处于首要和根本的地位。
忠君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忠诚和感激之情，自觉抵制各种挑战王朝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学说。他们建议清廷“取开国以来列祖列宗缔造之艰难，创垂之宏远，以及近年之事变，圣主之忧劳，外患之所由乘，内政之所当亟，捐除忌讳，择要编辑，列入教科；”从而“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惧”，达到“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的目的。尊孔的目的是维持儒家学说尤其是纲常伦理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以确保学生对现有统治秩序和统治方式的认可和赞同。奏折指出“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臬。……务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已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邪。”
此外，尚公是针对所谓中国民众“群情隔阂，各自为私”的缺点提出的，目的是“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尚武是针对所谓国民胆气虚弱，“饷糈之心厚而忠义之气薄，性命之虑重而国家之念轻”的不足提出的，目的是培养国民勇敢、好战的性格，以应对外来的挑战。这二者虽不像忠君和尊孔一样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控制，并且有其切合实际的进步意义，但是维护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目的还是非常明确的。只有尚实，在精神塑造的同时为西学的引进开辟了途径。奏折指出“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
不难看出，宗旨制订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并非西学的引进，而是如何培养在观念上认同清王朝统治和传统纲常伦理并适应挽救王朝、追求富强所需积极精神的臣民。换言之，在最初是为了引进西学而进行的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中，最终的教育宗旨首先关注的不是西学的引进而是如何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塑造。学堂，首先是被当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二、“中学”在教育中主体地位的强化
为了确保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清末教育改革的设计者在教学科目设计，尤其是中小学教学科目设计中突出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学”的主体性，采取种种措施，努力保持“中学”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
《学务纲要》特别强调中小学读经的重要性，指出：“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极之由小学改业者，亦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
清末持续最久的癸卯学制的中小学课程设计充分体现了重视“中学”，尤其是经学的特征。包括经学、修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在内的“中学”课程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三类学校中所占时间比例分别约为总课时的63%，67%和44%。而经学一科所占时间之多更是独一无二，在初等小学阶段，它占了每周全部30课时中的12课时，所占课时比例达到40%，在高等小学和中学阶段，它每周仍然分别占有12课时和9课时，所占比例仍然达到总课时（36课时）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而且除课堂时间外，中小学还都规定每日要在自习时间温经半小时。
在保证时间的基础上，《章程》还对各学年的经学内容做了精心的编排设计，以求获得良好的效果。初等小学堂规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必读之经，五年中字数逐渐递增：第一年读《孝经》、《论语》，每日约四十字；第二年读《论语》、《大学》、《中庸》，每日约六十字；第三年读《孟子》，第四年读《孟子》及《礼记》节本，每日均约一百字；第五年读《礼记》节本，每日约一百二十字。在每日读经之后，教师还要向学生讲授其浅近的意义。高等小学堂规定以《诗经》、《书经》、《易经》、《仪礼》中的《丧服经传》为必读之经，要求第一年读《诗经》；第二年读《诗经》、《书经》；第三年读《书经》、《易经》；第四年读《易经》及《仪礼》节本。每天读经约一百二十字，要求每日所授之经，必须背诵，教师要抽背学生，并且要对经书进行一定程度的讲解。中学堂规定读《左传》及《周礼》两部经书，要求每日读二百字。每周九小时经学课程中，以六小时读经、三小时讲经。
《章程》的起草者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对《章程》关于读经讲经科目及课时的设计是颇为得意的，宣称：“若照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加昌明矣。”
除经学外，修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的设计也含有丰富的灌输中国传统学术义理也即儒家意识形态的因素。
从初等小学堂到高等学堂，修身都被列为第一门课程，充分体现了它在学堂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作为纯粹的伦理道德教育，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学生学习传统伦理准则以引导其行为符合儒学规范，从而在行动上践行传统伦理道德，增强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癸卯学制的《小学堂章程》指出：
修身，其要义在随时约束以和平之规矩，不令过苦；并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动其欣慕效法之念，养成儿童德性，使之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尤须趁幼年时教以平情公道，不可但存私吝，以求合于爱众亲仁、恕以及物之旨。
《中学堂章程》则指出修身的要义“一在坚其敦尚伦常之心，一在鼓其奋发有为之气”，强调“尤当示以一身与家族、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务须勉以实践躬行，不可言行不符。”
修身的课程也是精心设计，由浅入深。初等小学堂“摘讲朱子《小学》，刘忠介《人谱》，各种养蒙图说，读有益风化之极短古诗歌”。高等小学堂“讲‘四书’之要义，以朱注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为要。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中学堂则“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高等学堂将修身课名称改为“人伦道德”，主要选讲宋、元、明、清四朝诸儒学案中切于身心日用而明显简要的内容，因为“列朝学案等书，乃理学诸儒之言论行实，皆是宗法孔孟，纯粹谨严，讲人伦道德者自以此书为最善”。
学堂还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古典文辞教育。张之洞强调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学务纲要》吸收了张氏的意见，明确规定：“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指出：“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和高等小学课程中，中国文学所占时间仅次于经学，而在中学课程中，它所占时间仍然排在第三位，充分体现了对它的重视。
最后，历史是清末学堂向学生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门重要课程。其历史课程设计明显地体现出意识形态引导的目的：在中小学历史课程中，重点讲述的是历代“圣主贤君”的所谓“重大美善之事”，是清朝帝王们的所谓“善政德泽”，是“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然后才讲历史的变化、当今的世界、面临的危局。这样设计的目的，首先在激发学生对帝王的爱戴，对清王朝的忠诚，对所谓古今忠良贤哲的敬仰，简言之就是对现存制度的强烈认同感，然后再告知以历史变迁轨迹和国家面临之危局，激起学生奋起救国之志气。对历史的变迁当然要有解释，但这种解释无疑也是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之下的解释。
要言之，为了确保学堂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学生实施有效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控制，本来为引进西学而兴办的近代学堂在课程的设计上非常重视保证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学”教育，尤其在小学堂和中学堂，修身、经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中学”课程占了绝大部分时间。改革规划者也对这种课程设计自鸣得意：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