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育部朱部长到任后对电化教育之极为重视，该部现正草拟战后电教计划，拟于全国每保之国民学校设一电教机构，各置十六毫米放映机，袖珍放映机及收音机等件全套。目前，全国已有保国民学校达八十万所。
（2）教部倾向美国定购贝浩公司全能式十六毫米有声放映机五十套，另它式十套，及零配件甚多。另并计划购置大批摄制器材及各种电教器材，正拟单中，总数达三十万美金。
（3）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在印所购感光材料摄制器材已陆续运到。现已由部批准拨一百二十万元在北碚建筑内景场，不日动工，“中电”现决与“中教”合作，将灯光设备等由南岸移至北碚合并工作，因北碚新设电厂（二〇〇千瓦），电压稳定，较在重庆必须深夜始能工作者便利多多。
（4）“中教”顷与北碚管理局，金陵大学理学院，中国科学社，中国西部科学院，儿童福利研究所等机关联合在北碚设教育电影院。
（5）“中教”近出电教通讯一种，于七月一日创刊，创刊号载陈果夫训词及三十四（1945）年工作计划等。
（6）陈果夫先生所编《移风易俗》稿本，将全年每日宜作之事均编为电影。其《重九》一幕已由“中教”摄就。全部稿本纲要现已出版。
（7）中央卫生实验院已运到Contax摄影机两具，Westen Master曝光计一具，柯达特种电影摄影机一具，K型电影摄影机一具，十六毫米反正片，正片彩色等共数万尺，三十五毫米负片正片数千尺，Sound Scriber录音机两具，空白软留声片一千张，无声放映机三具，交流发电机一具，及其他器材多种，正拟展开放映及摄制工作，由前金大电影部干事贾伟廉医师主持一切。
（8）联合国影闻宣传处近积极加强制发袖珍片工作，英国题材现已大增，中国题材亦已分别促请国内若干机关大量摄制由其流通。成都国际扶轮社，倡导防肺痨运动，订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二日为防肺痨运动周，由罗光璧医师设计袖珍影片稿本，交由影宣处制片，现已完成，成绩甚佳，并订五月二十二日该社例会中试映，该此例会将招待新闻界报告一切，假金大电影部举行。
（9）政治部前向美国贝浩公司所订十六毫米放映机四十部经史迪威总部在印扣用后，经我方交涉，已由美军部另拨四十部偿还，为RCA出品。业已运抵昆明，正向重庆启运中。
（10）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历年所存购外汇二千余美金，即定购贝浩出品十六毫米有声放映机七架。
（11）“中制”前厂长郑用之顷呈准政治部偕同该厂录音专家（郑伯璋）王士珍（技术科副科长）赴美考察，郑氏将在美进行以中国剧本制片，并筹划战后我国商业电影企业。行期订六月初。
（12）“中教”编导孙瑜应纽约哈梦基金之请前往编译供中国发行之影片，已有教部给以名义，于五月底出国。……[33]
自设立到抗战后迁回南京的四年之中，“中教”共拍了四十多部教育影片。包括“社教片”：《家庭副业》（分甲乙丙三集，均为四百英尺，分别介绍普通的家庭妇女可以从事的农艺生产副业，小工艺生产副业，畜牧生产副业）、《谷雨》（800英尺，介绍谷雨节优良风俗）、《重九》（1200英尺，介绍重九节优良风俗）、《儿童福利》（400英尺，介绍托儿所或儿童福利所里儿童的生活状况）、《荣军生活》（400英尺，讲荣誉军人的生活状况）等；“卫生片”：《疟疾》（800英尺，略述疟疾病源、治疗及预防方法）、《常山》（800英尺，专门用于治疗疟疾的常山药的发明及其发明研究经过）、《常山》（400英尺，同名配音片叙常山药剂之发现及其研究）等；“工业片”：《炼钢》（战时后方炼钢设备及其制造过程，700英尺，同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电灯泡制造》（中央电工器材厂设备及电灯泡制造过程）、《水利工程》（400英尺）、《造船》（400英尺，与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合作）、《玻璃锻造》（500英尺）、《水力发电》（500英尺）等；“史地片”：《大足石刻》（400英尺），《三峡风光》（400英尺）、《川北胜迹》（400英尺）、《战时的陪都》（400英尺）、《新疆》（600英尺）等；“卡通片”：《农家乐》（300英尺，教育农人抗敌）、《龟兔竞走》（400英尺，龟兔赛跑的故事以喻抗战为持久战，只有坚持方有胜利）等。此外，“中教”所摄制的教育影片中，还包含了大量的“训育片”，如《学校军事管理》（1200英尺，略述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组织编制，起居生活，上课，操演，劳动，服务等事项）、《夏令营》（400英尺，介绍青年夏令营生活）、《世界童子军》（400英尺，战前所摄，后经整理完成，内容为世界童子军的露营，检阅等）、《中国青年军》（1500英尺，因自1944年，蒋介石就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卫国，此片就是讲述“中国青年军训练情形及伟大成就”的）等。虽然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的教育电影的出产并不很多，但联系到本期抗战已进入最艰巨的持久战阶段，“中制”、“中电”这两所重庆时期主要的常规影片生产机构都已无力制作影片，而“中教”几乎成为这一时期国统区唯一的制片机构。联系这一背景，则“中教”所取得的成绩足可以算作国民党官营影业的一次繁荣。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教育部中华电影制片厂还于九月初派员至京沪一带摄制命名为《接收》的教育影片。
而晚于“中教”一年成立的另一家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机构——“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在本期仍处于筹备之中，几乎没有出品。但当国民党结束在大陆的统治并溃退至台湾后，“农教”曾一度成为台湾主要制片机构，除摄制了大量的教育片外，还摄制了故事片等。
（六）教育影片的放映体制
抗战非常时期，教育电影的发行放映机构相对于一般的影院院线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它们主要是一些电影放映队和学校。虽然抗战初期，原国民政府设于各省市的教育电影机构受到了相当影响，如山东、绥远、察哈尔、威海卫、北平市、天津市、南京市、青岛市、都相继沦陷于日寇之手，教育电影事业也完全停顿；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河南、广东等省则只有一部分能够照常工作；新疆等西北边远之地则因为运输的困难，无法再按期寄去教育影片；河北、山西、江苏及上海市也一度停顿；只有四川、云南、宁夏、西康、甘肃、贵州、广西、陕西、青海、湖南、福建等省仍然照常工作。反观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官营教育电影的状况，可见教育影业在西南各省进展很快，在东南各省，则“力图恢复”，“一则普及于内地，一则深入于战区”[34]。
教育影业在抗战期间的繁荣除了制作上的相对丰富外，也表现在它的放映也深入到了广大东西部内陆地区，真正实现了同广大农民和士兵的接触。教育影片的放映，发行主要依靠各个流动放映队。其中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于1939年7月1日批准设立的“电影放映总队”、中央电影摄影场附办的“中电流动放映队”、“中制流动放映队”、各省电化教育辅导处、电化教育工作队以及设于各地的民众教育馆。而教育电影轻便易放的特性也适于放映队的放映。“中电”厂长罗学濂在其所著的《抗战四年来的电影》一书中就写道：“在过去电影消化的对象是在各地电影院里，在战时则截然两样。因为战时电影制作的主要任务是‘教育与宣传’，电影院的观众只限于极少数人，而且电影院并不是到处皆有，尤其在战时电影市场之日渐缩小，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观众的范围扩大，使各阶层的民众都有机会来看到我们的电影。”[35]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电影放映总队”在所有的教育电影放映流动队中规模最大，其队部设在重庆区中一路328号。电影总队长由郭沫若兼任，郑用之兼副总队长，郑伯璋任总技师。总队下设电影队十多个，共有放映员计104名，负责分赴各地各战区放映电影。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放映总队的统计；仅是1940年上半年六个月间，第一队在第三战区放映89次，观众101800人；第二队在第四战区放映58次，观众160400人；第三队在第八战区放映79次，观众631100人；第四队先后在第四战区、第九战区放映共86次，观众333900人；第五队在西昌建设区及西康放映85次，观众214350人；第六队在第十战区放映45次，观众793350人；第七队在第五战区放映51次，观众367400人（第八、九、十队主要在重庆区内工作）。放映地区，远至陕北、绥远、甘肃、西昌、西康，以及湘、粤、赣、皖、苏、浙、豫等各省战地，观众成分大多为农民与士兵，在西康的观众还有倮倮族。[36]
“中电流动放映队”因属附办性质，所以没有专款支拨，规模也比较小。但它到了1941年也已拥有6个放映组，活动于前方、乡间、工厂、学校、街头和其他公共社团中，并有了固定的放映站，分设在重庆邻县和各社会服务处。
此外，教育电影的放映机构主要为各省电化教育辅导处。截至1943年10月底止，已有江西、四川、广西、西康、浙江、福建、甘肃、重庆、河南、广东等十八个省市，设置了教育电影推广机构。之前，各地还分区成立了专门的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区。到1936年，共有81个区。抗战后教育部为使教育影业得以推进，“故自政府西迁以后，一面购置机件，计划增设新区，一面督令工作停顿之省市设法恢复”[37]。1938年教育部成立第一第二两社会教育工作团，都按时巡回放映教育电影，1942年又将其改组成立了川康、西南及西北三个社教工作队，在中国西南、西北、边疆地区进行教育电影的放映和施教工作。当时登载的《教部川康社教队工作展开中》一文中就具体介绍了该队的施教工作：“（今日社）前教部第二组社会教育工作团自三十一（1942）年改组为教育部川康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工作后，该队原在重庆工作，本年一月奉令迁往成都，各支队则沿川康公路工作，渐向西康移动，现设总队部于成都督院街教育厅内，下设总务室，研究辅导室，会计室，主持队务行政及研究编辑教材，制作教具，辅导地方社教等事宜。……第四支队主办电化教育，自备施教汽车，现住成都，除经常在市区实施电影及播音教育外，另分一部分人员，携带机件轮赴附近各县及特务工程处施教，……各地民众异常欢迎，地方政府亦力兴资助，故对中央使命已获相当成效，该队为普及成都市民之卫生常识特于三月二十八日晚间假济世医院公映卫生影片，所演者为产科生产情形。”[38]
此外，自1942年起，教育部在陪都重庆及邻近的迁建区一带，放映教育电影共124次，观众共达391550人。而截至1943年12月底止，全国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则统计共达52队，分布于19个省。每个省市的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员及助理，由各省市教育厅局任用，但放映员之任用则只有教育部训练合格的人员才行。并且，每个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区设放映员一人，助理一人，还规定应有以下设备：16毫米电影放映机、家庭110伏直流发电机、布幕、杂件（接片胶、擦片水、机油等）。上述放映器材都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统筹定购或定制，并发放给各省市教育厅使用。同时，教育部又明文要求：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员应将该区内各县、市的放映平均支配；每到一县市，应会同县市政府、育科局或省立中等以上学校、省立社教机关的主管人员按照该县境内的中小学校、社会教育机关及重要乡镇情况，商定放映程序。而巡回施教队具体的放映情况则可见发表于1942年的下文。
电化教育片配合国民教育实施记[39]
管恒之
四川省教育厅电化教育施教第一队，为配合国民教育巡回辅导第一团，于本年四月二十四日由蓉出发，经自贡市，内江，资中及各该县之附近各镇场，公开放映教育影片，计达十七次之多。本队工作系以广大民众和各该地之中心小学为对象。对象既异，施教方针亦不同。在学校方面纯采用该团示范教育有关之“卫生”及“历史”等教材，而民众方面则采用易懂及具有现实意义的抗战影片，如《八百壮士》、《保家乡》等片。
本队工作之情形及效果：在学校方面，于每次放映前，先把片名及影片大意稍加解释，于放映之次日，该团辅导示范，亦采用影片内容，如“社会”“自然”之题材，以“口实”和“视觉”配合。故此在学校方面放映影片配合国民辅导示范教学之成绩，颇能令人满意。至于在民众方面，因无固定环境，对于影片的选择，稍加不慎，即难收到普遍的，显著的效果。虽然都是“社会教育”，但因民众多半是目不识丁，感觉到教育影片太深奥，不合适他们的胃口！
我偶然发生了一点感想：如果要摄制以广大群众施教的“社会教育”影片，必须在摄制上多采用纯民间以民众实际的生活为背景，使他们看了能生亲切之感；并且甚至意会到这内容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行动……观诸我们这次所采用的影片，民众表现的抗战情绪，至为高昂，这实在是值得注意和欣慰的！
“电化教育”所收之功效，自无疑义！换言之，“电化教育”实在是推行“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最重要之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