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在电影研究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美国很多大学都招收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从事电影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大陆，大多数电影学者都具有从事文学研究的背景；相当一部分的电影学硕士或博士在做专业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研究的同时，非常关注旧媒体和新媒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电影、媒体以及研究电影和媒体的专门领域的发展与演变在对视觉研究发展的理解中的位置是什么？电影还值得它原来的和艺术史一样的地位吗？电影还在电影研究甚至视觉研究中保持中心地位吗？（我对此持保留意见）。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关于这个领域的思考模式不能够有效地解释定位学科研究对象群体和方法的动力所在，也不能是艺术史家凝视的目光成为该领域基础研究的一部分。像其它学科一样，视觉研究也有自己特有的关注对象。媒体整合的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交给我们理解影像并置现象及其它所带来的观看实践的意义的工具；它也不会赋予我们在视觉文化背景下绘制完整艺术谱系图以及把每种艺术媒介置于图谱中心的能力。情况表明，“视觉文化”的跨学科工程不再是以历史的模式（曾经是艺术史、建筑史、电影史的等等学科）而是以人类学的模式进行组织和建构的了。
是电影的“历史”而不是电影的“研究”被参照为视觉“文化”的先驱。在《十月》的问卷调查中，其中一个框架性问题将视觉“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工程进行介绍；而其它另外三个话题关注的对象则始终是“视觉文化”。“文化研究”、“视觉研究”、“视觉文化”这三个概念常常被交换着使用。研究的对象（视觉文化）和研究的范围显然是有区别的，如果相互交叉的对象和历史（视觉研究和文化研究）被坍塌的话。我在这里关心的是，选择电影“历史”而不是电影“研究”来描述电影作为一种原初的学科和过去模式的合理性。这种选择的结果导致对电影演进史上某些极其紧要的省略，这些省略往往可以作为视觉研究兴起中的节点，以及电影研究和媒体研究之间的关系的接点。电影史依据自己的权利并不是一种规范，而是电影研究规范之内某些方法论的名称，通常与方法论的光辉结合在一起的领域。电影历史有时候呈现与电影理论不一样的姿态，理论锁定这个领域的政治生活，电影史则规定其它范畴。但是电影史只是原初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比如哲学、传播、语言学、修辞学、英语、文学和社会学。所有这些研究领域和电影研究一道形成视觉研究的基础。
在设立专门的电影研究机构和课程之前以及这些部门或者课程设立之后，艺术史研究领域都曾给予电影研究极大的支持。艺术史研究倾向于从历史的、美学的或者哲学的角度研究电影。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也被用于电影研究，但是这类研究总是把电影置于媒体、电视和数字媒体研究的语境之中进行的。电视和数字媒体研究已经成为电影研究领域的一块重镇，从有关电影的学术会议或者出版物中可以看出，电视和数字媒体研究已经成为电影学者和影视教育者/教师特别关注的焦点。例如，在上海大学举行的“影视艺术发展与教育学术研讨会”上就有专家呼吁“加大电视在高校影视教育中的分量”，“建构影视及相关专业的通识基点和通识知识系统”；会议还设立“影视艺术理论前言”专题讨论影视研究中的数字媒体和文化产业问题。但是，虽然很多人仍然坚持电影是艺术，“影视艺术”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电视和数字媒体研究还没有被纳入艺术史研究的范畴。如果艺术史研究转化为“视觉文化研究”，将电视和数字媒体研究纳入其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视觉研究与艺术史研究所采用的老旧模式是格格不入的，它在文化研究中找到了可供利用的资源，对历史的关注让位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视觉研究依然保持着对文化分析的政治传统的认同策略，这从新左派和女权主义的历史根源中清晰可见：文化研究在社会科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分析电影理论中的英国起源。如果英国文化研究在视觉研究的整体性崛起中被给予它当值的信任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能够辨认出，在视觉研究的前历史中，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以及所曾经使用过的方法论对这个领域的支持作用。文化研究最初在所有研究领域都紧紧依附于经验研究模式，同样地，心理分析电影理论（在语言和文学领域得到支持）是既被视觉研究接受又被视觉研究改造的一种模式。人种学和心理分析研究方法在文化研究中所曾经遭遇的事实表明，视觉研究领域可以在针对方法论的论战中得到发展与繁荣。学科之间的整合并不意味着抹平差异或者取消各自学科单独创新的能力。方法论很容易受到内部质量检测的影响，导致一种对方法更加严密的审视过程。作为以后十年视觉研究中最紧要的问题之一，全球化趋势要求我们不仅关注主体和实践的层面，而且要关注全球化语境为我们设定的一般化条件，全球化是一个主体影响和转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以自己的标准建立一体化世界的幻想。
当我们在思考电信和资讯流与视觉形象相结合时的巨大威力时，应该对作为媒体全球化的模式电视研究给予更多的注意。当对电影和数字媒体的研究频频出现在各种学术刊物和评论中的时候，我们对电视的讨论和研究，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仍然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层面上。电视研究就像当代媒体精神错乱的幽灵一样四处游荡，不断地依附于电影、数字媒体以及各种老资格的或者新生代事物。为电视研究确立实体中心性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在视觉文化研究的领域，电视研究的缺席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电视作为主宰20世纪上半叶的电影文化和20世纪最后十年才走上历史前台的数字媒体文化之间纽带的地位。不足为怪的是，电视研究倾向于依靠作为文化研究的基本研究手段的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方法，但它仍然处于那些极力想要躲开低俗文化的学科的边缘地带。在中国，很多电视研究人员都是从电影研究转向电影研究的，他门沿用了自己一整套的研究电影的方法与立场；在他们心目中电影比电视拥有无庸质疑的艺术优先地位，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承认电视作为艺术身份；电视研究就是电视剧研究或者电视化的电影研究。在视觉研究的跨学科语境中，这种状况将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现在可能没有哪位电影/电视学者敢于颇为自豪地说“我只懂艺术不懂技术”这句话了。虚拟视觉形象所具有的梦机制的、技术的、变形的美学肯定能在艺术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绝不会呆在学院式文化研究的象牙塔内。技术带来视觉对象性质的改变，更加易于制造梦幻、麻醉与时空错乱，由此激发起另一种历史性契机，那就是与艺术史紧密相关的超现实主义。对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的社会背景、科学知识以及真实生活与心理经验的转换有关。不入乎其内，怎能出乎其外？完全不懂媒体技术就几乎不能真正理解现代影视艺术。技术研究甚至产业研究都应该被整合到现代影视文化与美学研究中。电视、文本、内容、图像和意义在文化研究中被过度利用了，留下很少的空间让我们分析电视的地位，作为一种机器被限定的物质性、经验和具体化生产条件。这种条件在计算机形象的世界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思考电视的缺席的同时，我还是要涉及到电影研究何去何从的问题。电影很难被限定在视觉的意义和图像的视觉特性的领地之内。根据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经验，我们首要考虑的是电影艺术与其它艺术的异同，以便正式确立电影的“艺术”地位，换句话说，就是要考虑媒体与其它媒体和艺术形式有关的更广泛的社会条件，于是，我们很快就注意到跨学科性的好处。这种研究容易把讨论从研究的对象转移到经验与感知的模式上来，正是这种转换使研究领域得到统一：视觉感知就是在对视觉研究的“视觉”中被表示出来。“视觉研究可能引起的最大的限制将会是对意义区分的具体化”。视觉文化毫无疑问地接受艺术应该通过光学的实在性来宽泛地界定。同时，不要把艺术的历史简化为图像的历史。以电影为例：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电影仍然只是一种“视觉的”媒介。很多时候，电影仍然通过把自己与其它视觉艺术疏远开来和坚称自己作为图像制造媒体的身份两种途径来捍卫自己独立的美学价值，但是，电影最大的两难困境就是：它既是时间性的、非物质性的，同时又是空间性的媒介。
我们的电影研究可以把讨论从强调时间性和（非）物质性的影像和影像制作上转移开来，但不是从对象转到经验，或者说从电影的客体转移到经验的主体。其实延续性和（非）物质性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值得推敲。很多人都主张重新回到视觉对象物质性的特殊性——电影、绘画、摄影等等，重新找回我们对每个领域历史和现实功能的特殊性的洞察能力。但是整合的条件（我把它作为前提）使我们不得不去关注物质条件，通过物质条件我们可以遭遇到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与信息和设备之间具体的关系。不仅是新媒体和电影，还有历史上的经典的艺术作品都日渐成为全球化媒体的商品。我们在幻灯或者网络以及体恤衫和奖杯上面都可以见到经典绘画的复制品。通过电视与多媒体技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进入视觉艺术的“博物馆”，博物馆还从未如此普及，但是博物馆的经验已经渗入到教育的音频和视频媒介之中。当视觉形象丰盛的让我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甚至想埋怨带来丰盛消费的技术。
一个更有意义的关于整合的事实是，不仅仅是影像本身或者影像的类型被复制被变形，为了发行与传播而解放出来，以前在视觉的王国中从未如此。我们同样还可以以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式看到例如视觉和声音的整合。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多媒体化的艺术，而且这种艺术的价值还必须通过一种产业化的途径来加以实现。当电影真正变成消费品的时候，电影研究最主要的功能可能就是帮助人们对这些囫囵吞下的作品进行消化。在消费社会中，物品如此丰盛，物品的更新如此之快，就像都市闪烁的霓虹灯，在一眨眼之间就消失，又变幻莫测地翻出新花样。要在转瞬即逝的视觉洪流中摆脱“眩晕”就已经很不容易，但是电影研究仍然要坚持追问“何谓电影本身”，并试图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规律性。
（原载《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注释：
[1]《新经济学家》编辑Frances Cairncross语。
[2]《视觉文化读本》，罗岗、顾铮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2001年成立。
[3]“物的形式与礼拜仪式”，《消费社会》[法]让.波德里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4]虞吉《影视及相关专业的通识基点与通识知识系统建构》，上海，2004年影视艺术发展与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
[5]文化研究网，北京，www.culstudies.com，《电影拍成广告片》，作者陶东风。
[6]《视觉文化研究》/伊雷特.罗戈夫/Irit Rogoff著，译文载于《视觉文化读本》，罗岗、顾铮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7]引《视觉文化》2002年第2期，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