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新闻实践和研究的角度讲，女记者俱乐部给后辈的媒介女性以及研究者们提供了宝贵而翔实的资料和养分，包括当时的时事通讯、会议记录、会员文章、往来信件、剪贴簿、演讲词，以及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文章底稿、甚至还有诗歌和小说。从中，人们可以读到那时的新闻女性所具有的优雅、勇敢和睿智。
从社会意义上说，女记者俱乐部的成立，增进了女记者们相互间的了解和联系，帮助她们有效地克服了社会环境给她们造成的孤立感。同时，也促使她们团结起来，为争取女记者的平等权利和提高女记者的工作地位而共同努力。俱乐部成立时，妇女们还没有选举权，在受教育、找工作时总是受到歧视。俱乐部成立后，它不仅为有志于新闻事业的女性撑起了一片天空，为她们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专业交流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她们希望通过媒介这扇窗口，呼吁建立社会平等意识，为广大的妇女儿童赢得她们应有的权益，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平衡发展。
谈到加拿大女记者俱乐部，有一个人值得一提，她就是CWPC的首任主席科尔曼。她就职于多伦多的《邮报与王国》（Mail and Empire），担任记者和专栏作家。她是加拿大第一批女战地记者，曾前往古巴报道过美西战争。
科尔曼是一个酷爱写作，极具文学天赋的人。她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然而，在经历了两次不幸的婚姻之后，她不得不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艰难的生活。为了赚钱养家，她放弃了成为作家的理想，在《邮报》做了一名编辑。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义无反顾。后来，她甚至放弃了可以当作家赚更多钱的机会。她称自己是“一个贫穷的报道者”，但仍然会“急切地想去报道”。
她的一位朋友，也是一名出色的加拿大女记者和小说家，曾写信劝她“不要在新闻报道上浪费时间了，去写小说，它能带给你更恒久的名誉”③。在科尔曼去世后，她的同事J.V.马卡瑞(J.V.MacAree)也不无遗憾地说，“她是加拿大报界最受欢迎的特写作家，可每周的收入却只有大约二十块钱，不知道有没有超过二十五块。但是，如果她肯去美国报界谋得一职的话，情况就肯定不一样了，她极有可能成为像赫斯特或普利策一样出色的发行人。”
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科尔曼毅然坚定地走着自己选择的路。和同时期很多女记者一样，尽管都遭遇过这样或那样的不公正待遇，她凭着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对自己兴趣的尊重和追求，即使生活过得清苦，也乐在其中，心怀感激。
然而，在1971年，CWPC被更名为MCC——加拿大媒体俱乐部（Media Club of Canada），成为一个国家性的组织，总部设在渥太华。它取消了性别的限制，凡积极从事媒介传播的、够资格的人都可申请成为会员。就这样，一个曾经有着很强专业性的女性团体被一个新名词所取代了，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
5年后，位于多伦多的分部宣布从MCC中脱离出来，再次更名为多伦多女记者俱乐部（Toronto Women's Press Club）。到了80年代，这个俱乐部开展了一项“将加拿大女记者俱乐部的事业进行到底”的课题——撰写CWPC自1904年成立至1971年更名前的历史，由俱乐部的终身会员Kay Rex负责收集和整理资料，进而编写成书，取名为《不是我的女儿：加拿大女记者俱乐部中的女性及其历史，1904~1971》（No Daughter of Mine：The Women and History of Canadian Women's Press Club，1904~1971），于1995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4年6月，加拿大的女记者们齐聚渥太华，来庆祝CWPC成立100周年。多年后的这次相聚，盛况空前，令人百感交集。尤其是当人们得知原俱乐部的许多上了年纪的成员依然笔耕不辍，坚持工作，其中更有一位94岁高龄的老者时，大家备受鼓舞。
Linda Kay是一位有着丰富报业经验的女记者。她曾作为美国圣地亚哥一家日报的体育记者，成为美国新闻界里第一批女体育记者之一；她也曾在《芝加哥论坛报》担任专栏作家；当她发现加拿大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女体育记者，比美国早了40年的时候，她便开始以研究的目光关注加拿大的女记者。
Linda Kay来到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任教，讲授一门理论性课程《性别与新闻》。2004年6月，她作为摄影师获邀参加了CWPC的百年庆祝仪式，用镜头记录下了一幕幕值得记忆的画面。后来，她将其整理制作成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勇敢的女性》。不过，她还在计划将该片改为一个小时，以表达她对加拿大早期女记者们的敬意。
第二节加拿大女性新闻从业人员的现状
“谁做的，这重要吗？”从1960年代起，女性主义者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先不论其他行业，单把这个“谁做的”放在大众媒介中考虑，问题的答案是：重要。
一、数量上有所增长，但仍显劣势
先看一下在世界其他国家媒介女性的存在状况：
·在亚洲，女性只占所有媒体工作人员总数的21%；
·在拉丁美洲，女性所占比例为25%；
·在南非，这一比例为27%；
·在西欧和美国，为35%。
·还有一些国家，其媒介中女性的数量很小。比如，在尼泊尔女性只占所有媒体工作人员的6%；在日本为8%；在印度是12%；在阿根廷和莫桑比克是16%。
·从全球范围看，女性占媒体中所有兼职者数量的79%。
再看加拿大：
·在1993年的那次调查中，四大电视台里的男记者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63.23%，比女性的平均值高出了25个百分点；
·1998年，在对加拿大16家日报的调查后发现，只有大约20%的新闻是由女性报道的，在参与报道的181名记者中，女记者仅占22%；
·据媒介观察（Media Watch）说，在加拿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中，女生超过了50%，每年暑假到媒体工作的实习生中，女性占了60%，可只有30%的报刊文章是女性所写；
·2001年，研究人员发布统计数据称，在加拿大报社，女编辑占28%，在电视台，女记者占37%，女编导占28%；
·2002年，加拿大报业联合会公布说，在加拿大报业雇佣者中，女性占了43%。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这43%的女性并不全是记者和编辑，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在广告部和财务部工作的人员。而且，她们在那里占有的比例很高，分别为70%和80%。
随着西方社会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加拿大开始更多地关注媒体和女性的关系。1986年，加拿大制定并开始实施《就业平等法案》（Employment Equity Act），随后，加拿大广播电视电讯委员会（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CRTC）对媒体传播内容中的性别问题做出如下规定：加拿大广播电视系统应该通过其节目和就业机会，服务于加拿大男性、女性和儿童的需要和利益，反映他们的情况和愿望。《加拿大广播法案》（Canadian Broadcasting Act）中的平等条款也明确规定：加拿大的广播机构必须准确、公平地反映加拿大社会的多样性。那么，如何保证准确、公平地反映社会的多样性呢？笔者认为，应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生存和发展。就媒介而言，应给两性提供平等地待遇、平等的工作空间，平等的发展机会，让他（她）们各展所长，各司其职，社会的多样性就会通过媒介较好地体现出来。
在这方面，加拿大国家广播机构——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CBC）做出了表率。这家公营电视台制定了专门的性别手册，以防止节目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在工作人员的男女比例上，它力求人数均衡；在所办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上，也积极体现平等，比如其新闻节目由男女主播共同分担等。同时，在隶属于它的“新闻世界”（News World），也采用男女新闻主播混合播报，在播报内容和播报顺序上没有性别上的限制和区别。
1993年冬，加拿大四家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电视网加拿大电视网（CTV），是贝尔全球媒介公司（Bell Globe media）下属的广播电视公司，拥有多个加拿大知名的流行品牌，其电视信号覆盖了加拿大99%的英语家庭，为受众提供了内容宽泛的、高质量的新闻、体育、资讯和娱乐节目，在加拿大的很多省份，其收视率都位列第一。、环球和新闻世界）接受了一项关于新闻报道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CBC的女记者比例最高，为46%，其次是新闻世界为43.94%，均超过了平均数37.77%；而加拿大电视网和环球拥有女记者的比例只有26.32%和36.52%。由此可见，加拿大的公营电视台要在注重两性发展的平等和均衡方面，比商业电视台先迈了一步。
有法可依，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要真正做到两性平等，无论是媒体行业还是其他行业，都需要时间来打磨，观念的形成或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二、“玻璃屋顶”难以突破：媒体管理者中女性比例小
从表面上看，加拿大女性在媒体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呈现增长的趋势，但还不能高喊胜利。正如加拿大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教授玛莎·鲁泽(Martha Lauzen)分析的，在过去的十年里，虽然女记者的能见度渐长，但前景依然渺茫，她们仿佛在攀登合伙人的阶梯。原因在于，她们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的能量去冲破玻璃屋顶的限制，进入媒体高管层、拥有决策权仍非一件易事。据统计，2001年，在加拿大报业，只有5%的主编和总编是女性；2002年，成为主编的只占了8%，做到发行商的只有12%，而男性则拥有约75%的权利职位。
其实，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加拿大。根据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报告看，只有3%的媒体机构是由女性领导的，在媒体公司中位居高层的女性仅12%；1997年，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调查发现，近60%的女记者中，只有十分之一拥有决策权；200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安南堡公共政策中心也进行了一次调查，其结果同样令人担忧——在美国的一流电视媒体制片人中，女性只占了13%，进入公司董事会的女性占了9%，拥有决策权的仅为3%；2002年，根据美国广播电视新闻主任联合会提交的数据显示，新闻主管中的女性仅占20%；在非洲，只有8%的女性担任广播主管，14%的女性担任印刷媒体主管；在拉丁美洲，女性在广电系统当中担任主管的比例为21%，在印刷媒体中为16%。法国妇女记者协会前任主席莫尼克·帕罗特-劳纳德(Monique Perrot-Lanaud)说，数字就可以告诉我们壁垒在哪里，我们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虽说不少，但掌权的并不多。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全球的新闻媒体，在三月里选择一天，把编辑部的决策权交给妇女。当时，来自64个国家的100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积极响应并参与了这一活动。而到了2004年，当UNESCO再次发出呼吁“编辑部让女性做一周主”时，仅有约100家新闻机构参与。大多数人的理由是一星期的时间太长了。其实，更深层次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女性之所以没能进入决策层，是因为她们往往会为家庭花费太多的精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顾问贝琳达·霍甫金斯(Belinda Hopkinson)说，无论是谁，无论男女，无论其文化背景、种族、取向如何，一旦他（她）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他（她）对于节目或媒体定位上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
事实果真如此。成为决策者，这件事本身就给媒介女性们增添了自信和力量。对于屏幕上或报纸上女性形象的刻画，她们多了不少发自心底的关爱和理性；对于新闻选题和节目策划，她们更关注女性和儿童的权益；在报道手法或呈现角度上，她们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奉献出别样的风采。
创刊已有80年历史的加拿大女性杂志《主妇》（Chatelaine），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