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约翰·贝恩·麦克里恩（John Bayne Maclean）在加拿大创办了女性生活服务类杂志《主妇》（Chatelaine）。在近80年的时间里，这本杂志已经发展成加拿大最受欢迎的女性杂志，拥有读者450万。人们说，它的成功主要源于其同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它非同寻常的判断力，它总能准确地知道女性读者想看什么，想改变什么。
然而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它的成功源自它拥有一批优秀的女主编。
1957年，多丽斯·安德森(Doris Anderson)成为《城堡女主人》(Chatelaine)的第一任女主编。上任后，多丽斯·字德森就开始通过“编辑来信”来了解读者需求，以促进妇女生活的改善；通过设立一个活跃的论坛，供读者们争论诸如控制生育、带薪产假、同工同酬、家庭暴力等话题。难怪瓦拉瑞尔·科里内克(Valerie Korinek)作家，著有Roughing It in the Suburbs：Reading Chatelaine Magazine in the Fifties and Sixties一书。说，在那个女性在媒体中鲜有声音的时代，《城堡女主人》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能够发表自己观点的平台。
如果说多丽斯·安德森掌管《城堡女主人》时，它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带有一定深层含义的话，那么在1977年多丽斯·安德森卸任，米尔德里德·艾斯唐娜(Mildred Istona)接任后，杂志又驶回了传统的跑道，更多关注时尚、美食、健康、节食、减肥等常规性的女性话题。1994年，在诺纳·梅纳德(Rona Mayard)成为杂志的新掌门后，初期仍延续着米尔德里德·艾斯唐娜的办刊风格，而到了1999年，她开始和多丽斯新的出版人唐娜·克拉克(Donna Clark)一起，琢磨如何使杂志在保有原有读者群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年轻读者。
2004年，金·皮特威(Kim Pittaway)接任，她希望杂志上刊登的文章能够为女性读者提供有用的建议、激发她们的灵感，表达她们的思想和观点。但是由于和多丽斯的出版人科里·米切尔(Kerry Mitchell)在如何处理杂志和广告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争执，金·皮特威于2005年8月底离开了多丽斯。
2006年5月25日，图书出版商萨拉·安吉尔(Sara Angel)。出任该杂志的新主编。消息一经发布，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纷纷开始猜测，萨拉·安吉尔是何许人也？甚至整个加拿大杂志界都在关注着这位美女主编，本态特(Bennett)说，“对于萨拉·安吉尔来说，这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萨拉·安吉尔坦承自己并没有多少办杂志的经验，但她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既能写，也能画。有着学习绘画的背景，她希望能通过文字与画面创造性的结合，来改善杂志整体上的视觉感。同时，萨拉·安吉尔还表示，她会通过版面的编排和设计，透彻、清楚地告诉读者们哪些是内容，哪些是广告；另外，时政类、社会类选题也会很好地结合起来。她承诺，会让读者在《女主人》里看到更多的观点、更多的娱乐、更多的思想。
出任新主编时，已经是一岁多孩子妈妈的萨拉·安吉尔又有孕在身。她说，产后她不会休一年的产假，会很快恢复工作。
三、刻板印象很难改变，自由撰稿人的出路
有研究者说，对一个向往成功的媒介女性而言，她遇到的最大困难其实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就是一名普通的新闻记者通常要做的。1949年，多丽斯·米利甘(Doris Milligan)将她的主编扣在办公室整整一天，问他为什么总是针对和反对女记者。主编列出了一连串的抱怨，比如：女记者比男记者容易生病、女记者做事不够认真、比较情绪化、没有男记者坚强、常为琐事争吵不休、总是把丈夫和孩子放在工作的前面等等。可见，媒介女性要一直与之斗争的，即是社会加在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
女性的人生原本就是涵盖了社会、家庭、个人的立体人生，媒介女性也和其他职业女性一样，作为女性，她要求自己独立自强；作为妻子和母亲，有时她又会变得从属和依赖。于是，对家庭的责任、对子女的付出，成为女性职业上的一种制约。可以说，女性的人生是在独立与依附中不停寻找平衡点的人生。难怪，被称为“政治访问之母”的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会说，为了进行访问，我是拼了命干的。
像法拉奇一样，穷尽一生去追求新闻事业的加拿大女性大有人在。莉莲·福斯特(Lillian Foster)为《多伦多电信报》工作了45年，直到去世前，还在伏案工作；科拉·赫恩德(Cora Hind)，从未想过自己会退休，她说，除了工作，我一无所有；玛丽亚·劳森(Maria Lawson)，被CWPC授予“加拿大工作时间最久的女记者”称号，但仍不愿停止手头的工作。
尽管如此，似乎还是很难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有一位出版社的总编还说，女性是用她们的口红在写作，她们用口红比用钢笔用得好。
另外，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加拿大媒介中，女记者或编辑们大多只能在软新闻，诸如教育、文化、艺术等选题上施展才华，而对于时政、财经、体育等，则专属于男记者的工作，很少有女性介入。根据全球媒介监测项目（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简称GMMP）的调查显示，2005年，女记者们只在两种选题上占主导地位：广播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占52%）和反映贫困、住房、社会福利的报道（占51%）。有时，她们也会被派去做明星新闻（女记者占50%）和娱乐新闻（48%）。体育报道则是女性最少涉及的，仅占21%。而男记者依然显示了在制作硬新闻上的绝对实力——68%。
除了选题的分派，女记者的上镜也受到节目时间和类型的限制。在加拿大，女记者的出镜通常只能在午间新闻和地区新闻播报里看到，要么就是被放在以休闲为主的周末节目中。在晚间新闻的黄金时段，是很难看到女记者的身影的。新闻主播也是如此。一直到2002年，苏菲·菲巴（Sophie Thibault）作为加拿大国家法语频道TVA晚间10点新闻的主播，成为全加拿大在该时段出现的第一位女主播。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女作者、女编辑、女记者的队伍中，有大约四分之一是自由撰稿人，而男性的比例仅为八分之一。这或许证明了，对于那些既想从事新闻工作，又想照顾好家庭的女性来说，做自由撰稿人不啻为一个好的选择。
可以说，媒介女性曾以其女性气质而取胜，然而，她们现在也正因为由女性气质而生成的性别刻板印象感到烦恼和困惑。她们不知何时这种印象能被改变，她们的工作状况能有所改变；她们只知道，继续努力地工作吧，用更多的事实来证明她们并不比男同事们差。
四、为原住民服务的加拿大媒介女性
在加拿大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民族、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在这当中，有一批最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被称为“原住民”（Aboriginal）。通常，他们被分为三部分：第一国人（First Nation）、因纽特人（Innuit）以及混血儿（Metis）。虽然，他们在整个加拿大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加拿大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建设着美丽的家园。因此，在写作加拿大媒介女性的时候，也不能忽略她们——那些为原住民受众服务的新闻女性。
首先，笔者用简短的文字，介绍一下有关加拿大女性原住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据200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加拿大的女性原住民不到50万人，占全国女性总数的3.3%；但就原住民的总体人数看，女性稍稍多于男性，比例为51%。从1996年至2001年，女性原住民的数量增长了22%。而相比之下，同期内非原住民的女性人数增长仅为3%。如今，不少女性原住民生活在曼尼托巴、魁北克、阿尔伯塔、怒拿乌特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