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省略手法
省略手法是卓别林喜剧艺术中最为独特、也是对电影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一点。
正如卓别林自己所说的，他总是用最少的动作和笑料来取得效果，而并不是依靠经不起推敲的笑料的堆砌。“某一个动作可以引起两次笑声的话，那么，这个动作就比产生同样效果的两个动作有价值得多。”（卓别林）然而这个手法在《巴黎一妇人》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省略的手法不再是专门为了创造喜剧效果，而是有了更加深入的电影艺术上的发展。女主人公和从前的情人旧情复燃后，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拉开一个抽屉，抽屉里掉出一条男人用的衬衣领。无需再做任何说明，也不必要再交代什么，这个镜头就充分表现了她现在的生活状况，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知道她和这个衬衣领的主人的亲密程度。
4.反复手法
反复手法和省略手法是看似充满矛盾却在骨子里异曲同工的一对。
喜剧的反复是利用相同的情景或者人物的行为，不断进行加强效果的重复，从而通过细微处的差别对比达到喜剧的效果。虽然是不断地反复，却没有刻意营造的人工雕琢感，只因为卓别林的一切重复都来自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重复，而不是由导演着意安排的反复。
在《安乐街》中，制服其他强盗的强盗头目站在街道的中心，他十分高大、凶恶，而周围被他赶走的小强盗们躲在墙后，只敢时不时地探出头看他一眼，想要去争夺抢来的东西，但对他显得十分畏惧，只要巨人扫视一眼，他们就纷纷缩回头去了；然而，查理利用自己的机智战胜了强盗头目（其实颇有点无赖的做法：比如让他去吸路灯里的煤气等），最后查理代替强盗头目站在街道的中心，巨人换成了矮小瘦弱的查理，但是人们依然对他感到畏惧，探头探脑。这个情景和先前的几乎一模一样，由于街道中心的人物发生了变化，这个重复的场景于是使人感觉非常可笑。
反复手法在今后的喜剧电影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影响了全世界的喜剧电影。这种天然的幽默在后来的法国喜剧电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的电影中也频繁地出现。
5.交替手法
交替手法是使卓别林喜剧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他的影片总是能够让笑声和悲伤的情绪交替出现，既不让观众笑得喘不过气来，也不让观众流着眼泪同情命运多舛的主人公。任何严肃的事物都有它可笑的一面，同样，任何伤感的背后也有着它可以被挖掘的笑料。例如《安乐街》的结尾，人们一起走向教堂，这样严肃的事情却在这里显得异常可笑；可怜的工人郁郁寡欢的生活也会因为喝醉了酒的失态而能有令人可笑的一面。而不停地笑并不是最好的结果，只有不断刺激，然后不断予以冷静，再次刺激，这样的循环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笑果”。
当然，这样的交替手法，除了在影片的节奏和成功制造笑点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外，卓别林自然还别有深意。他善于将喜剧场面、抒情场面、悲剧场面等相互穿插，在那些笑料的背后是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导演敏感而忧伤的人文情怀在支撑着整部影片的发展。
巴斯特·基顿
巴斯特·基顿是美国默片时代喜剧电影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被人们称作“冷面笑匠”。
巴斯特·基顿曾经是一名歌剧演员，后来才改行成为喜剧演员。他刚入行的时候，是作为胖演员亚布克尔的搭档在银幕上出现的，因为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与亚布克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巴斯特·基顿的最大特点，也是他被称为“冷面笑匠”的原因，就是他时刻保持着面部的“毫无表情”，甚至在和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中，都规定写明了无论在演出的影片中或在任何公共场所都不能露出笑容，所以可以说他的演技是建构在一张没有表情的脸上面。将他的冷面镇定与他所处情景的荒诞进行对比，从而产生效果的方式，就是巴斯特·基顿的电影的突出特征。
在《我们的好客之道》（Our Hospitality，1923）中，巴斯特·基顿设计了一扇可以随时改变他性格的门。只要他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或者反之，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原本是一个受人敬爱的主人，只要穿过那道门，就会突然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情景的荒诞，加上巴斯特·基顿一脸一本正经的样子，就构成了影片的喜剧元素。
巴斯特·基顿在影坛活跃了50年，总共拍摄过124部电影，全部都是喜剧影片，其中长片的代表作是《航海者》（The Navigators，1924）与《将军号》（The General，1927）。
《航海者》的故事发生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主人公（一对老情人）在船上不停地寻找彼此，但总是无法相见。演员经过反复排练，能够准确地在规定时间到达规定地点，演绎了一场美好的爱情，博得了观众的喜爱。
《将军号》则是一个冒险故事，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的间谍拦截了一辆南军的火车，一路上破坏南军的通讯设备，并且企图切断南军的补给。巴斯特·基顿饰演的司机历经种种磨难，比如火车和大炮从来不听他的指挥，总是引导他误闯敌阵。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能够在南军的支持下追回了机车，成为英雄。
巴斯特·基顿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尝试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不拘泥于一个人物形象，这一点同卓别林还有其他同时期的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们有所不同。然而，他虽然在不同的影片里变换不同的形象，但是这些角色还是依然具有他们共同的特征：聪明、勇敢、狡黠、正义、沉默抑郁、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和总是被摔打个不停的瘦弱身体。
与自然交战是巴斯特·基顿最喜欢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借助物品或者自然的力量来表现人。在影片《船》（The Boat，1921）中，他自己动手把新房拆了，然后再建造成一艘新船并且把它运到河里；影片《摄影师》（The Cameraman，1928）中，他将电影中所能用到的一切特技都拿出来一锅烩，摄影棚也成为主角之一；在《小夏洛克》（Sherlock Jr.，1924）里，他将影片的各本次序打乱，结果使撒哈拉沙漠上本来出现的狮子一下子变成了北极熊……自然界的种种规律也成为他所玩弄的噱头之一。
哈洛德·劳埃德
哈洛德·劳埃德所拍摄的最为有名的影片是《大学新生》（The Freshman，1925）。这部影片的票房在1925年甚至超越了卓别林的《淘金记》，成为一个传奇。哈洛德·劳埃德在《大学新生》中创造了一个戴平顶草帽和宽边眼镜的大学生形象，一改他入行之初极力模仿的卓别林塑造的形象，从而一举获得成功。刚刚步入喜剧片领域的哈洛德·劳埃德常与女演员贝贝·达尼尔（Bebe Daniels）、喜剧演员哈莱·波拉德(Harry Pollard)在一起拍片；与他合作过的导演有弗莱德·纽梅耶(Fred C.Wewmeyer)、山姆·泰勒(Sam Taylor)、克拉德·布鲁克曼(Clyde Bruckman)等。
在模仿卓别林的形象和喜剧风格没有获得意想的成功之后，哈洛德·劳埃德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他抛弃了原来模仿来的小胡子，也脱下了圆顶帽，戴上一顶平顶草帽外加一副眼镜，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斯文、正常的、富有教养的人物形象；又确定了人物性格：一位地道的美国人，生活在摩天大楼的夹缝中，喜爱运动，渴望胜利，拒绝失败；流连忘返于同女人们的风流情史中，但是又缺乏必要的责任感；性格固执、鲁莽，但是同时又流露出怯弱胆小的一面；机会主义的特质让他时常和投机商人、各种各样的骗子混迹在一起，却又能够在工作中将勤恳、毅力发挥到极限……所以说，哈洛德·劳埃德所塑造的人物具有一种建立在矛盾对立基础上的性格特征，这也是他所立足的喜剧点。
哈莱·朗东
哈莱·朗东是默片时代另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与其他的喜剧演员相比，哈莱·朗东更加美国化，他常常虎着一张老气横秋的发肿的大脸，穿着幼稚的好似充满活力的服装，用成人化的幼稚来达到喜剧效果。在他的身上，更能体现出美国人的生活观、价值观、人生观。比如说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他是持怀疑和恐惧的态度的，甚至会在自己的婚礼上，突然把新娘拖出去，在森林中射杀她。这样的风格与其说是喜剧片，不如说是拍得很有喜剧效果的惊悚片。这种略带偏执的特征没有让哈莱·朗东成为下一个喜剧之王，只是让他获得了一小部分与他兴味相投的观众的喜爱。
哈莱·朗东的成名影片有《漂泊者》（Tramp，Tramp，Tramp，1926）、《健壮的人》(The Strong Man，1926)、《长裤子》(Long Pants，1927)等，与他合作的年轻导演是弗兰克·卡普拉。哈莱·朗东的艺术生涯只短短持续到了有声电影的出现，自那以后，他就在电影喜剧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第四节外国籍导演的艺术贡献
喜剧片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同时，其他值得一书的美国影片大都是从外国来到美国的导演所拍摄的作品。这些导演虽然从各自不同的国家来到了好莱坞，希求认同和发展，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了自己原先的风格。
在这些最早来到美国好莱坞的先驱者当中，除了英国人卓别林以外，只有法国人在美国电影中占有地位。在这批法国人中，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优秀导演，莫里斯·都纳尔（Maurice Tourneur）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用法国人的幽雅在好莱坞博得了文雅和精练的赞赏。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莫里斯·都纳尔被认为是好莱坞的优秀导演之一。他早先在“闪电”公司供职，在那里成长、成熟。莫里斯·都纳尔的作品有：《可怜的小姑娘》(The Poor Little Rich Girl，1917)，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拍摄的，由玛丽·璧克馥主演，这部影片被认为是她最成功的影片；《青鸟》(The Blue Bird，1918)中莫里斯·都纳尔使用了独特风格的布景，比德国的表现主义电影中使用这样的布景还要早一些；《女人》(Woman，1918)是一部豪华巨片，用了故事平行剪辑的手法，表现各时代糜糜的影片；还有《最后一个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1920)等多部影片。
除了莫里斯·都纳尔，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莱昂斯·彼雷（Leonce Perret），他专门拍摄浮华喜剧；加斯尼埃(Louis J.Gasnier)则是最初用系列的方式拍摄影片的导演之一；阿巴迪·达拉斯特(D'Abbadie D'Arrast)，他协助卓别林拍摄了《巴黎一妇人》；阿尔倍·卡普拉尼(Albert Capellani)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早期来自法国的导演。
而许多从德国远道而来的导演们更是为好莱坞创造了丰富的电影财富。埃立克·冯·斯特劳亨（Eric von Stroheim）、欧内斯特·刘别谦、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是众多前来好莱坞的导演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和其他许多导演一起为世界电影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埃立克·冯·斯特劳亨
1910年，埃立克·冯·斯特劳亨离开维也纳前往美国。在到美国的一开始，他对电影并没有产生兴趣，只想做一个剧作家或者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可是机会之神却意外地眷顾这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他被格里菲斯相中，并成为他拍摄《党同伐异》一片时的助手。之后，在格里菲斯的提携下，他又出演了格里菲斯的电影《世界之心》(Hearts of the World，1918)，在片中扮演一位残暴的德国军官。由于这部电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为他赢得声誉的同时也为他获取了导演一些电影的机会，影片中的台词“恨你所要爱的人”更成为经典。
斯特劳亨在拍摄了一系列的影片之后，终于拍摄出了他自己的第一部堪称杰作的电影《愚蠢的妻子们》（Foolish Wives，1922）。这是继《党同伐异》之后第一部摄制费用超过了100万美元的影片，摄制时间长达11个月，在当时可以算是得到了制片商的大力支持，也是对斯特劳亨的肯定。该片故事发生在1919年的蒙特卡罗，一个卑鄙的白俄亲王，非但欺骗了美国外交官的女儿，并且压榨自己的面貌丑陋的女仆情妇，甚至由于变态性欲的驱使，强奸了一个白痴女子。故事的结尾，这个无耻的男人被人杀死，并且被抛尸在臭水沟里。这样奇特的与好莱坞主流风格具有分歧的故事情节，让这部《愚蠢的妻子们》在放映时获得意外的成功，也显示出了斯特劳亨的自然主义风格的逐渐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