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颠覆
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作出所谓修正，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张，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将大众传媒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威廉斯和另一个代表人物霍尔对否定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并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消费和创造的。由此，他们对传统的精英＿建三译文化保持了一种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到了20世纪90年代，庸俗文化研究的兴起显然继承了早期文化研究的传统，他们对大众文化消费者极尽颂扬之能事，最大限度地凸现了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信仰”。他们力图修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认为文化不再只是高雅严肃的经典文化，也包括日常平庸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所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是文化精英对平民文化的歧视和敌意。
在否定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们对媒介文化的指控同时，文化研究学者致力于挖掘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激进潜能。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便是这样一位文化研究学者。费斯克在其著作《理解大众文化》中首选牛仔裤为解读对象，认为牛仔裤渗透了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资本的支配力量；而“穿破牛仔裤”则代表了一种抵抗力量，大众正是凭借“撕破牛仔”这样的战术，对付、规避或抵抗着宰制性的力量。正是大众这种颠覆性的力量，“使宰制者感觉到收编是一种持久的必要”。
文化研究学派对通俗文化的关注动摇了精英主义的立场。他们指出通俗文化包括了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实践，正是在那些意义与快感的肤浅关联中，文化得以被建构。他们认为当人们处于最日常状态时，也是最具文化的，一如穿着牛仔裤时的自由。应该说，文化研究将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文学经典及高雅文化中解放出来，开始面对日常的普通的东西，不仅使人们对文化的真正内涵重新审视，而且正如著名批判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指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路径，让我们可以避免把媒介、文化、传播的领域分割成高等与低等、通俗对精英，让我们看到所有形式的媒介文化与传播都值得审视与批评。”的确，以现代传播技术支持的消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视觉和听觉文化，这种视听享受能消解任何崇高和意义，摧毁传统的以严肃和高雅自居的精英文化的审美规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转变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文化产品也随之蜕变为“消费品”。大众文化借助于传媒的威力而影响日益显著，传媒也通过传播大众文化而获得巨额利润，这也许是文化研究学者所没有意识到的最终结局。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学派的这种乐观是对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他们虽然以一种平民姿态解读文化符号，但其关键的错误是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混为一谈，资本的支配权与普通人在市场上对商品的选择权被当成了一回事。在费氏的解读中，“买不起的人”成了“选择不买的人”。可以说，文化研究学派在挖掘受众的能动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一种文化民粹主义。
相对于文化研究学者对大众和消费文化的包容乐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典型的文化精英主义者，他们站在精英立场审视大众传媒的这种消费主义倾向。当看到媒介权力无处不在，广告铺天盖地，在有形无形浸淫着人们的生活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内心的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精英文化最突出的代表，他的精英主义观点集中表现在对当代大众文化的批判上。他十分强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精英文化独一无二的精神自由和思想价值，成为他衡量和抨击大众文化的最有力武器。另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典分析也是他文化批判的重要支柱，特别是有关“商品拜物教”的观点。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已偏离了正常的文化轨道，它以文化的工业生产为标志，把市民大众作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地趋向物化，直至沦为纯粹的商品，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性。
法兰克福学派还坚持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出发，追究媒介所从事的文化工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在这里，大众文化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操纵性工具。文化工业通过大众心理的影响塑造他们的身份认同，阶层、族群和性别意识，并由此改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在这样的文化意识操纵下，大众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现实的能力，而文化中心也成了商业消费的中心，文化不再具备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性力量，成为了维持现存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是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以“符号民主”自居的文化研究所不能深刻体会到的。
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商业电视的传播观念得到空前张扬，而以公共传播为理念的精英主义和精英文化却在走向衰落。这两种文化思潮的背后，是对社会既有现象批判的不同出发点，即政治经济的批判还是所谓符号民主的批判。虽然精英文化统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精英主义在当代大众社会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精英主义者的穷途末路，也不是精英文化的消亡，仅仅是精英主义者已不再是社会的精神领袖与导师，精英文化也只是社会文化的存在形式之一。的确，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视角，精英文化及其制度只有经过不断地改革变迁，才能找到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如果说公共广播电视代表了精英文化主义的立场，商业广播电视代表了大众文化的立场，表现在欧洲的广播电视格局上，便是这种公私并存的双轨制广播电视的竞争相谐，以公营为主的公共广播电视在经历了精英文化的衰落后，逐渐滋生出新的活力和文化给养。
第四节新闻客观性的体制约束
一、新闻客观性体制与权力的同谋
政治、经济制度对传播制度有着决定作用，表现在传播实践中，就是政治、经济制度对新闻客观性的影响和制约，在媒介市场化背景下，新闻的客观性受到利用，新闻客观性所依托的传媒体制不得不走向与权力的同谋。
新闻的客观性这一概念由西方学者提出，是指新闻报道要忠实于客观事实，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反映它。新闻客观性是新闻也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基本要求。客观性的具体内涵包括：真实性、准。19世纪以来，西方先后出现了党派新闻、劳工新闻和商业新闻等，它们与新闻客观性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从19世纪末的朴素现实主义的事实观，到20世纪初吸纳主观意识的客观性，再到解释性报道的发展，和随后反叛性新闻的出现，西方新闻经历了由实证主义到消极性新闻的演变过程。
在有着健全的西方民主历史的加拿大，朴素的现实主义事实观曾使加拿大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BC的报道“客观得像处女般贞洁”。但到了解释性报道时期，CBC不得不承认，它们所认定的客观性是以承认新闻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倾向性或主观判断为前提的。那么，如何协调假定中立的、对事实的镜像式呈现与记者的主动性解说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的观点是，既然解释性与客观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并不相容，只要记者避免主观性意见，在新闻学的逻辑上这二者还是可以和谐一致的。由此，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发言人”加入了解释性报道行列，新闻成了建构政治与公众之间关系的桥梁。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电视的娱乐化特点使电视报道的叙事方式朝着更富戏剧性的方向发展，由此产生一种反叛性新闻出现。这种被称为“新新闻”的运动热衷于寻求隐藏在人们意识与记忆中的真相，并最终推动了主流媒体以“水门事件”为标志的调查性新闻的兴起。但是，任何一种新闻运动都没有动摇客观性体制的权威地位。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西方新闻客观性完成了从新闻本体到西方民主化身的塑造，随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发展，新闻客观性不仅成为一种职业理念，而且成为一种机构化的体制，这也许是客观性被称为“不死之神”的原因所在。
作为不死之神的客观性与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技术发展乃至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着机制上的联系。按照企业集团的观点，新闻成了从市场上获取利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文化或政治价值的体现。商业逻辑下的新闻首先要快速便宜地卖给消费者，然后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在这一过程中，新闻成了用来吸引消费者的副产品。经济的压力一方面使新闻内容趋同，一方面助长了新闻的去政治化，并由此助长消费主义的盛行。商业逻辑的最终结果是媒介的集中和垄断，在美国，六家大公司几乎统治了美国所有的大众传媒，他们的高度垄断与自由主义理论原来设想的自由竞争的意见市场主张之间形成悖论。至于充分运用电子技术的特有魅力，渲染和制造视听上的新刺激，既能使政治竞选成了对领导人形象的竞争，也刚好符合了新闻娱乐化的要求。
最后，保持新闻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新闻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具有干预市场垄断、保持公平竞争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关乎国家利益时，客观性与政治需要会“合二为一”，国家从新闻媒介的制度设计上保证了这一机制得以实现。
作为规范的客观性要求似乎很简单，它要求记者遵循诸如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但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包括文化价值和政治力量极大地影响着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标准，这些要求并不容易达到。客观性成了一种体制框架内的道德准则、认识论和实践，“客观性说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创立了新闻体裁的等级制度”。从性别角度看，客观性被认为主要由男性构建的，因为男性的观察更具客观性。作为体制的客观性由于和当权者的同谋关系，潜在地制造了社会中性别、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
二、寻求新闻客观性的体制突破
新闻客观性一旦被右翼的新自由派所挟持，就成为市场自由主义的传声筒。市场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攻击福利政府以及福利组织的经济纲领，提倡政府最小化，撤销管制、公共服务个人化，为私有经济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它拥护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对工会、弱势集团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的加拿大，有关新自由派研究成果的报道频频出现在主流报纸商务版的头条，而左翼的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的报道却少之又少。这样，维护商界利益的右翼智囊团的观点随着媒体的报道而主流化和客观化，成为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理性、责任和权威的化身，而左翼的代表劳工的观点和报道被边缘化。市场自由主义的观点之所以更容易进入媒体，是因为它们与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因而更容易吸引到投资商和广告商。
在市场逻辑主导大众传媒的生产和销售背景下，新闻客观性试图寻找各种替代性的出路，但体制内的变革终陷囹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这样评论美国商业电视中的批评性新闻报道，“媒体确实对政府政策提出了质疑，但是它们几乎是专门在由国家和公司权力决定的共同利益框架中进行的”。以解释性报道为例，虽然解释性报道有利于减少直接报道的表象性，但在制约新闻报道客观性的力量平衡没有重大变化，尤其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规则支配的情况下，解释性报道往往成为权力和市场的玩弄技巧。尤其在放松政府规制，提倡市场规制的情况下，新闻媒介追逐商业利益已经造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蚀。
面对客观性体制的束缚和公共生活的衰退，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了公共新闻运动，向新闻客观性制度提出挑战。它倡导新闻放弃超脱的态度，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使公众“通过理性的有批判精神的公共讨论来达到自治”。当然，公共新闻也有其自身局限，比如它的炒作之嫌，公众议程被政治议程利用的可能，对市民社会共识的过高估计，对新闻机构中权力关系的忽视等。所以，虽然公共新闻可以补充甚至取代客观性体制的不足，但由于它自身的盲点，它“太有可能”成为一种使现有商业垄断传媒体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不过，公共新闻运动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新闻是一个“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秩序的公共哲学，而不应仅仅保持中立的客观态度。
事实上，如果说公共新闻运动是在现有体制内对新闻客观性体制的改良的话，对市场和权力控制下的不平等传播资源的重新建构才是一条更彻底的改革之路。这条道路便是发展可持续民主中的公共传播，尤其是对日渐衰落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的重新振兴。与纯粹的商业广播电视系统相比，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具备了从制度上抑制政治、经济领域压力，创建公共领域的可能。在财政体制上，公共广播电视系统的经费可以通过收取执照费或广告税等公共资金来支撑，赋予了公共广播电视系统与公众利益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使命。当然，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应该是重新注入活力的传播机构。只有培育和发展新的、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公共传播机构，西方新闻客观性才能突破体制的束缚，在传播资源的均衡分配基础上完成向新闻本体的回归。
